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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7月24日電　題：“通才”達·芬奇是如何煉成的？

——專訪意大利達芬奇學院創辦人、院長馬里奧·塔代伊

中新社記者 呂少威 徐婧

當前，“時空和鳴——解密達·芬奇的藝術科技與自然韵律”特展正在位於北京的國家自然博物館展出，展品包括達·芬奇作品真跡、手稿設計還原實物、古書籍原件、數字修復與重建手稿、數字修復藝術作品等，引發觀賞熱潮。

達·芬奇手稿中蘊藏著哪些奧秘？“通才”達·芬奇是如何煉成的？古代東西方文明有何“跨越時空的共鳴”？近日，意大利達芬奇學院創辦人、院長、該展首席策展人馬里奧·塔代伊（Mario Taddei）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相關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本次展覽展出大量達·芬奇手稿圖片，其手稿有何重要歷史價值？

馬里奧·塔代伊：達·芬奇1452年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納的芬奇小鎮，那裡景色秀麗，大自然是他童年最親密的夥伴。他自幼便痴迷于觀察各類自然現象，總是隨身攜帶筆記本，將所見所聞、奇思妙想、研究發現等以文圖形式記錄下來，有的筆記本用了15年之久。

目前已知的相關手稿超過六千頁，這些手稿中圖文“雜亂無章”又按照一定規律排布，涵蓋數學、植物學、地質學、建築學、機械學、解剖學、美學等諸多領域，是一本以達·芬奇視角開啟的大百科全書，更是達·芬奇留給全人類的寶貴知識遺產。

數百年來，無數能工巧匠、專家學者潛心研究達·芬奇手稿，冀通過破解達·芬奇的思維密碼窺見自然奧秘。

 

中新社記者：本次展出的達·芬奇相關展品，包括達·芬奇手稿設計還原實物23組、數字修復藝術作品4組。這些展品有何特色及亮點？

馬里奧·塔代伊：我研究達·芬奇超25年，收集了九千多張文藝復興時期的手稿圖片，其中有超六千張達·芬奇手稿圖片。我參大量史料，對達·芬奇的多幅畫作進行數字修復並還原重建了眾多機械模型。

此次展覽展出《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等數字修復藝術作品4組。以傳世名作《蒙娜麗莎》為例，因歲月侵蝕，原作色彩與部分細節失真嚴重。我和團隊在達·芬奇手稿中發現一幅為《蒙娜麗莎》準備的草圖：一隻睫毛纖長的眼睛和一縷波浪狀髮絲，與《蒙娜麗莎》完美重叠。對照類似發現並參照歷史記載，我們對睫毛與細紋等微觀細節進行精修，並調和出了畫作完成時代所出現的色彩，最終歷經50余道工序完成修復，得以更接近作品的原貌。

達·芬奇手稿中散佈著諸多設計的部件圖，我們通過“解密”研究，已成功還原不少設計，此次展覽帶來23組，包括機械翼、球形飛行器、旋轉音樂風琴、巨型攻城塔、機械獅子、自動機械車、3D立體鏡等。手稿中的許多繪圖均採用精準的軸測圖與剖面圖解析機械的內部結構，可與現代工業設計繪圖標準相媲美，有些圖紙甚至可直接用於生產製作。

達·芬奇的這些創意並不是“靈光乍現”，而是基於對大自然持續的細緻觀察和縝密思考得出。達·芬奇通過研究鳥類飛行，設計了完美復現空氣動力學特性的機械翼；通過模仿果實結構，借鑒種子散裂飛播的特性，設計了可以大範圍打擊目標的軍事投射裝置；有感于魚類等水生動物的運動方式，設計了一種圓形救生裝置……

他的諸多設計在當時看來理念都非常超前，直升機、熱氣球、降落傘、坦克、機器人、望遠鏡等許多發明創造都可以從其設計中找到原型。

 

中新社記者：本次展覽中可以見到不少古代中西方技術與發明的對比。設計這樣的“對照組”出於何種目的，策展時又是怎樣將這些展品聯系起來的？

馬里奧·塔代伊：古代中國是科技創新的先驅——四大發明推動人類文明進程，都江堰體現工程智慧，《天工開物》堪稱技術史詩。東西方在“天人合一”與“實驗理性”的互補中推動著人類文明的演進。

本次展覽為觀眾展示了部分奇妙的“巧合”。在《大西洋古抄本》中，出現了達·芬奇最具前瞻性的軍事設計之一——自動連弩，設計中系統分析了弦的張力、弓的臂曲率以及材料性能。無獨有偶，中國明代著作《天工開物》以四組精密插圖完整呈現弩的製造流程，涵蓋弦材加工、箭矢質檢、弩機調試與力度測試，與達·芬奇的研究異曲同工。

除此之外，達·芬奇手稿中的“直升機”草圖與中國晉代竹蜻蜓有技術邏輯相似性，手稿中的自支撐橋與北宋時期《清明上河圖》中的橋樑結構如出一轍……展覽將並置模型與動畫結合，展示二者發明原理的異同，引導觀眾思考“為何不同文明選擇不同技術路徑”。

達·芬奇的設計與中國古代技術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古代，中國先進的技術、理念等通過絲綢之路等通道不斷傳入歐洲，這些“巧合”也從一個側面為人們審視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提供新的視角和線索。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國和意大利建交55周年。中意有著上千年的交往史，文化交流在兩國交往中起到何種作用？您認為未來中意應如何更好強化交流、互學互鑒？

馬里奧·塔代伊：馬可·波羅為歐洲揭開了古代中國的神秘面紗，這種文化傳播或潛移默化地滋養了達·芬奇的創作靈感。這位文藝復興巨匠的跨文明洞察力，如同一座無形的橋樑，令古代東西方科技文明跨越時空，對話共鳴。

意中之間的交往史源遠流長，如今更應該強化在科技與藝術上的深入交流。例如在教育領域開展聯動，設立“意中青少年創客實驗室”，以達·芬奇“觀察-設計”方法論等主題開展聯合課題研究，探討500多年前達·芬奇是如何在書本和自然觀察中尋找靈感，利用繪畫這一工具瞭解科學技術原理，從而完成新的發明創造。

在數字共享方面，意中可以共建“絲綢之路科技史數據庫”，創造更多像本次展覽這樣的“文明對照體驗”，在差異中發現互補性，讓人們融匯知識、博採眾長。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在當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快速突破的背景下，達·芬奇的成才之路可以為人們帶來何種啟示？

馬里奧·塔代伊：達·芬奇手稿或許有密碼，但成才沒有密碼。達·芬奇常懷好奇之心，筆觸間躍動著對自然、生命、藝術的熱情，他總能從平凡的世界中發現“不平凡”的細節，正是對各學科知識的渴望、對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共同造就了其傳奇的一生。

當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日新月異，為我們的生活和學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許多人甚至認為不必再學習，也不必再思考，因為未來人工智能可以幫人類解決一切問題，這其實是大錯特錯。我們舉辦此次展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培養“未來的達·芬奇”，啟發人們要像達·芬奇一樣，以歷史和自然為師，廣泛借鑒人類文明先進成果，不斷思考、創新，讓科學和人文精神在持續的交往中和鳴共生。（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電　題：外國友人如何“無問西東”助華抗戰？

——專訪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楊菁

中新社記者 聶芝芯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中國抗日戰爭得到眾多外國友人各種形式的援助。這些外國友人如何發揮所長助華抗戰，如何促使西方社會改善對中國抗戰的觀感，為何確信“一個有著四億人民的團結和民族精神的中國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浙江省歷史學會理事楊菁，著有《無問西東——抗戰時期的外國友人》一書，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抗戰得到國際正義力量積極支持，外國友人以哪些方式聲援並幫助中國？

楊菁：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涉及新聞報道、軍事援助、醫療救護、經濟技術支持、人道保護等領域，歸納如下：

一是以親身見聞向世界報道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中國與中國軍民，詳細介紹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戰行動，如外國記者斯諾、史沫特萊、貝特蘭、愛潑斯坦；二是軍事合作與援助，尤以蘇聯、美國等志願航空隊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為重；三是奔赴前線從事戰地救護，包括白求恩、柯棣華等；四是保護救濟淪陷區難民，如約翰·拉貝、明妮·魏特琳；五是倡導組織生產合作社，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生產自救並支援前線，如“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發起人之一路易·艾黎；六是幫助培訓戰時中國急需的飛行員、醫護、無線電機務人員，如陳納德、白求恩、燕大教授林邁可等；七是日本反戰者同盟群體在前線及後方的反戰宣傳。

 

中新社記者：外國友人在華義舉，對改變西方政府觀戰心態、促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有何助益？

楊菁：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政府對日本侵華的態度，基本出於各自國家利益和戰略考慮，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始正式形成。而外國友人在華義舉，領先于各國政府，促進世人覺醒，是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先聲。

外國友人打破信息封鎖，通過文字、圖片、廣播等向世界報道中日戰爭的真實情況。據蓋洛普民意測驗調查，美國民眾同情中國抗戰的比例逐年上昇，1937年9月尚不到50%，1939年年中已達74%。

由宋慶齡發起、諸多外國友人參加的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在香港成立後，來自世界各國的捐款、醫療和其他必要物資以及醫護人員，通過這一平台進入中國，向中共游擊區提供醫療和社會救援。

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看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聽了他對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及其作戰情況的介紹後，相信“這樣的人會贏得戰爭”。

 

中新社記者：魯迅、宋慶齡等愛國進步人士，以及中共邀請外國記者訪延安等做法，在爭取外國人士對華好感中發揮了何作用？

楊菁：斯諾等人通過與魯迅、宋慶齡等愛國進步人士的交往，加深了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情的認識，看到了無民權可言的中國現狀，也看到了為民眾呐喊的愛國進步人士和革命的共產黨人。外國友人同情中國革命，以實際行動踐行為自由解放抗爭的志向。

1936年，民族危機日趨加深，中共急需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抗日主張，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委託在上海的宋慶齡推薦合適人選赴西北，在西方新聞界小有名氣的斯諾成為實地報道“紅色中國”的第一個西方記者。他把毛澤東的談話全文、蘇區見聞等交給《密勒氏評論報》發表，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于1937年10月出版，轟動西方世界，極大改變了西方過去對中共的認知匱乏或誤讀。

國共合作以後，國際社會好奇中國這兩個黨派可能合作到什麼程度、中共的抗戰綱領和戰略戰術是什麼。英國記者貝特蘭想深入瞭解，于1937年接到毛澤東的邀請電報前往延安。《毛澤東選集》收錄了“與英國記者貝特蘭之談話”，記錄時間1937年10月25日。中共通過貝特蘭，向世人傳達其對抗戰的清醒認知和勝利信心，判斷“戰爭使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變成了比較團結的局面。國共合作是這個團結的基礎”“國際間過去鄙視中國不抵抗的，現在轉變為尊敬中國的抵抗了”；闡釋中共通過實踐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採取游擊戰和運動戰，經持久作戰而取得最後勝利。

從延安到華北抗日前線，貝特蘭被八路軍機動靈活有效的游擊戰術、積極樂觀的精神風貌所感染，感受到民眾被廣泛組織起來對付精良日軍的成效，目睹中國人有別于過去的“前所未有的團結與聯合”，他將他們贊譽為“不可征服的人們”。

 

中新社記者：在華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怎樣的近身觀察？何為外國人士眼中的“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

楊菁：在華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不斷加深。他們通過對敵後戰場的實時實地考察，與共產黨領導人、八路軍將士的直接交談，深刻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外國友人相信，一個有著四億人民的團結和民族精神的中國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外國友人還結合閱讀毛澤東《論持久戰》及共產黨發佈的有關文件、文章，通過對抗戰初期戰鬥的回顧對比，充分相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作用。愛潑斯坦在《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中說，1937至1938年正規戰線上激動人心的氣氛來源於這兩年新的團結。他還發現，“日本的發言人和媒體，越來越把共產黨當作他們在中國的最難對付的主要敵人”。通過延安之行、晉綏解放區之行，他被抗日根據地廣泛的民眾動員、民主政權建設、經濟文化變革、新型社會模式所打動，如是感慨：這裡有“另一種全民抗戰的情景，未來中國的雛形”。

外國友人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在於充分的民眾動員與組織工作。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史沫特萊等外國友人在跟隨八路軍轉戰華北戰場的過程中，深刻感悟到成功的民眾動員是抗戰勝利之本。

 

中新社記者：外國友人“無問西東”助力中國抗戰，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組成部分，有何現實意義？

楊菁：為中國抗戰出力的外國友人，雖然國籍不同，並有各自的政治立場，但為著同一個目標——抗擊日本法西斯，他們不僅身體力行助華抗戰，還通過大力呼籲推動國際援華的發展。不少國際友人將援助中國視為自身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職責與使命，甚至獻出生命，展現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精神。

外國友人“無問西東”助華抗戰，不僅是一段珍貴的歷史記憶，更是國際社會團結協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典範，對當今國際關係、全球合作有著深遠啟迪和現實意義。各國在面對地區衝突等問題時，應共克時艱、維護和平，傳承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加強國際合作，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尊重。（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7月21日電　題：中歐如何加強氣候治理合作？

——專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所長尼古拉斯·斯特恩

中新社記者　劉亮

今年是《巴黎協定》達成十周年，也是中國和歐盟建交50周年。站在兩個重要時間節點展望未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聯合體，中歐在氣候變化治理上的合作更具世界意義。

一方面，全球加速變暖，極端天氣事件加劇，給人類生存構成嚴重威脅。世界氣象組織確認2024年為史上最熱年，當年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平均水平高出約1.55℃，首次突破《巴黎協定》所設的“1.5℃”溫控目標。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今年再次宣佈退出《巴黎協定》，挫傷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

在這些現實挑戰下，中歐如何攜手合作，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進程？被業界譽為“氣候經濟學之父”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所長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對全球氣候治理格局有何影響？

尼古拉斯·斯特恩：特朗普首次執政期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讓國際社會在氣候變化合作方面受到了考驗。然而，這並不阻礙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其他國家仍繼續合作，並在國內採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美國許多公司、城市和社區也是如此。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其他國家會跟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事實上，其他國家仍在繼續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例如近期在德國波恩舉行的聯合國六月氣候會議。

然而，美國新一屆政府退出《巴黎協定》，並終止對“擺脫化石燃料”的支持，這些舉動表明兩屆美國政府國際領導力的差距，也為其他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挺身而出、提供領導力創造了機會。

 

中新社記者：在美國“退群”的情況下，您如何看待中歐在全球氣候治理上的角色和作用？

尼古拉斯·斯特恩：歐洲和中國應向國際社會呼籲，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還應向其他國家更好闡釋綠色轉型帶來的益處，包括在向淨零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蘊含的經濟機遇和投資回報。

歐洲和中國也應攜手合作，在國際氣候變化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並倡導加快行動步伐、強調多邊進程的重要性。包括在國內外創造鼓勵投資向淨零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的環境。在實踐中，要發揮雙方在多邊開發銀行中的股東影響力，推動G7、G20和其他國際平台將能源綠色轉型作為優先事項。

 

中新社記者：中歐在推動全球氣候治理上有哪些共同點？哪些領域上又有新的發展空間？

尼古拉斯·斯特恩：歐洲和中國都致力于用科學方法來應對氣候變化，強調要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危害性和緊迫性，以及追求綠色能源轉型帶來的重大機遇。尤其是中國預見到了全球市場對諸如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等新型清潔能源技術的巨大需求。如果美國企業因美國政府新政而在國際市場上退步，歐洲可抓住這些新機遇。同時，歐洲和中國還可攜手合作，擴大多邊開發銀行的融資能力，幫助發展中經濟體看到綠色轉型帶來的巨大投資機遇。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國綠色產能取得快速發展。此前有部分人擔憂中國綠色產能過剩，您怎麼看？

尼古拉斯·斯特恩：中國已在氣候變化領域展現了國際領導力，在與歐洲的合作中還可以做得更多。中國可以進一步發揮國際領導力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有效引導目前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使之既能滿足國內需求，又能迅速幫助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擴大清潔能源的普及。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投資機會，對非洲發展乃至全球發展也是有利的。（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四川涼山7月17日電　題：火把節何以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節日文化符號？

——專訪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曲比阿果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誰把太空敲粉碎，滿天星斗落人間。”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公曆7月18日），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將萬人執火，繁星之下踏歌而行，再現明代文學家楊慎途經西昌夜宿瀘山所見火把節盛況。

作為中國多民族的盛大節日，火把節有著“東方狂歡節”之稱。各民族的火把節有哪些相似性？隨時代發展，火把節何以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節日文化符號？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民族學博士生導師曲比阿果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何為火把節？中國各民族的火把節傳說，有著哪些相同的叙事範式？

曲比阿果：火把節是中國多民族的傳統節日，彝族、白族、納西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傈僳族等都有過火把節的傳統。

火把節的起源與“火崇拜”息息相關，關於火把節的歷史記載、口頭傳說、節日叙事具有共性。大部分火把節中，火被視為光明、溫暖、驅邪和希望的象徵。多民族火把節都強調通過點燃火把祈求平安、豐收和幸福。

彝族流傳最廣、最具代表性的火把節傳說是彝族英雄黑體拉巴斗敗天神惡魔，團結民眾對抗災難的故事。在該傳說中，火被用來驅趕天神放下的害蟲、保護莊稼。而流傳在白族、玉溪拉祜族的火把節傳說，點燃火把也是為了保護莊稼。

瀾滄江西岸拉祜族、傈僳族的火把節傳說同樣與莊稼相關。相傳，瀾滄江西岸拉祜族點燃火把，是為了紀念帶領人們開荒種地，卻被天神嫉妒的巨人扎努扎別。在傈僳族傳說中，諸葛亮教當地人種植水稻，並帶領村寨村民點燃火把，去森林沼澤地接回運送稻種的漢兵。

在納西族傳說中，玉皇大帝嫉妒人間的和睦，命令掌火天神把人間燒光。掌火天神不忍危害人間，違背了旨意，被玉皇大帝殺害，他的心血化成一名孩童，告訴納西族人民在門前點起火把，用假火瞞過玉皇大帝，使其不再為害人間。

雖然多民族火把節節日流程有所差異，但“點火把”儀式必不可少。人們通過共有儀式“點火把”，將“火崇拜”這一信仰力量付諸行動，在年復一年的儀式中祈福避禍。此外，大部分火把節的日期接近，為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前後。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多民族的火把節有諸多相似性？

曲比阿果：多民族共有傳統節日是中國各民族歷史上深度互動交流的結果，其呈現出的共有文化景觀與內涵，反映了不同民族異中求同的價值取向與精神信念。

不同的火把節傳說中，英雄領袖帶領人民抗擊邪惡、保護莊稼、護佑民生的節日起源叙事多次呈現。這是因為火把節是中國多民族在一定自然地理、文化生態、農事生產和精神信仰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傳統節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節日文化頻繁交往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

英雄領袖帶領人民對抗邪惡力量的記載與傳說，是歷史上各民族成員團結自強、克服困難的真實寫照，也是民族團結精神、自強不息品格在集體記憶中的具體映照。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集體信念濃縮進節日精神之中，成為中國各民族傳遞給子孫後代的共同歷史記憶。

中國多民族火把節的儀式高度相似，反映了古老的節日是對民族共有歷史記憶的聯結。火把節通過重復性、集體性的儀式，復刻傳統的農業時間體係，承繼歷史性的農業知識譜系，重現集體記憶中的族群秩序。

多民族共有的火把節在起源、儀式、內容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印證了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本相。

通過火把節，人們傳遞尊重自然規律、遵循農序農時的民族文化；建構團結互助、抗擊邪惡的民族精神；凝聚情感共鳴、心靈相通的民族認同。

中新社記者：火把節為何被稱為“東方狂歡節”？其與西方狂歡節有何不同？

曲比阿果：火把節發展到今天，其宗教性的儀式功能漸漸淡化，而民間“狂歡化”的民俗精神得到張揚，節日集體歡騰的氛圍被強化。

中國火把節和西方狂歡節都具有全民參與性。火把節期間，男女老少都會身著節日盛裝，共同參與點火把、篝火晚會等活動，徹夜狂歡。西方狂歡節也是如此，人們會走上街頭，通過化妝、跳舞、遊行等方式盡情歡樂。

這些節日都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約束，讓人們在特定的時間內盡情釋放情感，享受自由與歡樂。

不同的是，中國火把節的核心是“祭火”，體現了對火的崇拜和敬畏，以及驅邪避災、祈求豐收的願望。火把節的活動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西方狂歡節主要與宗教文化相關。

在慶祝方式方面，中國火把節以點火把、篝火晚會、歌舞表演、體育競技等為主要形式，活動多在戶外進行，強調人與自然的互動和群體的參與。西方狂歡節以化裝舞會、遊行、街頭表演等為主要形式，更注重個人的表演和裝扮。

中國火把節根植於中國多民族的農耕文化和自然崇拜，主要體現了對自然的敬畏，強調“天人合一”的精神特質。西方狂歡節根植於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城市生活，更多體現了宗教儀式的世俗化。

中新社記者：火把節何以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節日文化符號？

曲比阿果：隨著時代發展，火把節不再是某個民族的特有節日，而成為承載了大規模跨民族、跨地域社會互動的“中華民族符號”。

我在對涼山火把節與大理巍山火把節的田野調查中瞭解到，當代火把節匯集了各地各民族民眾，除本地民眾外，還有漢族、藏族、赫哲族、回族、白族、滿族等多民族參與，甚至國外遊客也紛至沓來。

如涼山州越西縣火把節中，赫哲族等二十餘個民族、成昆線路途經縣（市）志願者、留學生與專家學者作為“文旅體驗官”，受邀參加了火把節“全民秀巡遊”活動。當地人與遊客的互動越來越成為文化間相互浸潤的途徑，通過共享的節日文化，民族間迸發出相似的精神價值與認同。

火把節的參與者有著共同的審美情趣、團結精神和節日嚮往，情感邏輯俱有相通性，在節日氛圍中形成一種文化共鳴。

由此，節日共同體凝聚了中國各民族成員，他們以相通的精神價值建構和更新火把節的內涵。特色民族文化的抽象內涵在互動中轉化為多民族成員可感可知的交流具象體驗，把傳統節日轉化為更大範圍內社會共知共享的文化符號，從“多民族共有的火把節”轉為“各民族共享的火把節”。

各民族以共享節日為媒介，在共同的“文化底色”中回顧與採擷他者的歷史記憶，也通過節日互動不斷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新的集體記憶，迸發出民族間的包容理解與精神認同，實現節日精神價值在民族間的化育作用。（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7月14日電　題：為新疆真相發聲，無所畏懼

——專訪法國知名作家、時政評論家、記者馬克西姆·維瓦斯

作者　裴心語

在信息紛繁複雜、偏見與誤解時有滋生的當今世界，傳遞真實、構建理解尤為重要。文字與記錄者能够穿透雜音，為溝通與和平搭建橋樑。

法國知名作家、時政評論家、記者馬克西姆·維瓦斯（Maxime Vivas）長期致力於向國際社會客觀公正介紹中國，以大量實地調研探訪的事實有力回擊美西方少數政客和媒體對新疆的歪曲污衊。作為曾三赴新疆、多次深入西藏的觀察者，他以親歷者的見證、真相追尋者的執著，向世界展示了真實的中國。日前，他獲評第二屆蘭花獎傑出成就獎並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真相背後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許多中國人因您為新疆棉仗義執言而認識您。哪些因素促使您為新疆的真相發聲？

馬克西姆·維瓦斯：2020年，一則關於“中國棉田中有50萬奴隸”的消息在部分西方媒體上傳播。他們毫無顧忌地編造出如此驚人的謊言，卻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質疑一句：“消息來源在哪？證據在哪？”事實上，祗要願意花點時間查證，真相就一目瞭然。

2008年，我初次到訪中國。2010年，我作為記者隨團前往西藏調研，那次經歷讓我寫下了《達賴並非如此“禪”》（又譯作《並非如此“禪”：達賴隱匿的另一面》）一書。2016年，我與來自20個國家的40名記者訪問了新疆。2018年，我與伴侶一同前往新疆，後來合寫了一本書《燕子歸來》。2023年，我再次前往新疆。

我是唯一一個三次到訪新疆的法國記者，親歷了這一地區的發展與變化，每次都令我印象深刻。相比坐在辦公室裡憑空想象，我既看到過真實的新疆，也讀過東西方關於新疆的叙述，從不同的角度對新疆進行過全面觀察。我探求真相，也願意為真相發聲。

支撐我堅持下去的，是我堅信時間終將證明真相。從個人層面來說，我希望自己能坦然面對本心。我有三個兒子，他們都去過中國。我希望他們看向我時，眼中帶有尊重——我也確實做到了。

2020年底，我的第一本關於新疆的書《維吾爾假新聞的終結》（又譯作《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出版。在書中，我以在新疆的親歷和調查，還原了新疆棉的真相。這之後我在法國出版界幾乎遭到了全面封殺，但我始終認同希臘作家尼科斯·卡讚扎基斯的那句墓誌銘：“我一無所求，我一無所懼，我是自由的。”在追求真相的路上，難免會留下一些“戰鬥的傷痕”。但我相信，那不是恥辱，而是自由與良知的勛章。

 

中新社記者：觀察中國時，西方人往往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有哪些方法能幫助他們摘下“有色眼鏡”，認識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

馬克西姆·維瓦斯：在法國，中國的形象較為模糊。但祗要來過中國一次，人們就會驚訝地發現，現實與偏見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以新疆為例。那裡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擁有遼闊的平原、雄偉的高山、廣袤的森林，融合了豐富的民族文化與現代城市生活。親眼所見，勝過千言萬語。

中國應該進一步發展旅遊業。旅遊是消除偏見、實現理解的關鍵。通過親身體驗，讓外國人能看到真實的中國，例如高樓林立的現代城市、覆蓋廣泛且高效的地鐵與高鐵係統、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自然風光和多元文化。

當然，總會有一些懷有偏見的人，但我相信，他們出發前或許有所誤解，但旅程結束後，會被中國的真實面貌所打動，甚至深深著迷。因此，讓更多外國人走進中國、瞭解中國，是打破“有色眼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中新社記者：在新疆和西藏的現代化進程中，您覺得當地傳統文化面臨哪些挑戰，又有哪些新機遇？政府和社會在平衡傳統文化保護與現代化發展方面，應做哪些努力？

馬克西姆·維瓦斯：法國歷史上曾有一個時期，全國範圍內使用數十種語言，展現了豐富的語言生態。1539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頒佈《維萊科特雷法令》，正式確立法語為全國唯一的官方語言。如今，法國人可以走遍全國而無需擔心語言溝通問題，因為大家說的是同一種語言。不過，這種語言的統一，是以削弱其他語言為代價的。

中國在處理語言多樣性的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方式。在西藏，漢語作為官方語言被使用，藏語也是西藏自治區的官方語言之一，兩者均是通用語言。我也親耳聽見人們用藏語交流。在新疆也是如此，維吾爾語並未被禁止，很多招牌是用維吾爾文寫的。在位於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我親眼看到很多學生閱讀維吾爾文、漢文和阿拉伯文書籍。

這些進步，離不開各族民眾的廣泛參與。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中國國家治理中發揮切實作用，確保政策在製定與執行中更好回應民眾需求和意願。

 

中新社記者：今年正值中國和歐盟建交50週年。對於更好促進中歐文化交流、增進雙方相互理解和信任，您有怎樣的思考和建議？

馬克西姆·維瓦斯：當前，國際上關於中國的輿論生態仍較複雜。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我認為中國應加大文化投入，尤其是在藝術、電影、文學、音樂等方面，以建立更多直接面向普通公眾的文化窗口，讓世界能通過中國人自己的表達認識中國。

更長遠地看，要保持樂觀與耐心。中國提出的和平發展理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非常具有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看到整個世界的態度出現轉變。（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濟南7月10日電　題：文明互鑒如何突破“衝突困局”？

——專訪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林安梧

作者　于海濤　李欣　趙曉

從近現代到後現代的科學革命，再到人工智能時代，這一過程不僅是科技的進步，也意味著全球文明交流和互動方式的深刻變革。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使跨文化交流更為便捷高效，也帶來了諸如文化同質化、算法偏見等新挑戰。

人工智能時代為文明互鑒帶來哪些新的可能性？文明互鑒如何突破“衝突困局”？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林安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文明的衝突”到“文明互鑒”，這一轉變背後有何時代背景與邏輯？

林安梧：“文明的衝突”理論曾在冷戰後引發國際社會對文化差異的廣泛關注，但其將文明對立視為衝突根源的觀點，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逐漸顯現出局限性。人們開始意識到文明之間不僅存在衝突，更有相互學習和借鑒的可能。從20世紀“全球化”到21世紀“在地全球化”的轉變，更折射出人類對文化多樣性的重新認知——全球化不再是單一的同質化進程，而是全球視野與地方文化獨特性的融合共生。

隨著人們對文化身份和地方特色的重視，“在地全球化”成為新趨勢。這種趨勢強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和發展地方文化的獨特性，通過將全球視野與地方實踐相結合，實現一種更加平衡和包容的全球化。

總之，從“文明的衝突”到“文明互鑒”的轉變，是一個複雜而深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關注科技進步，還要重視文化交流和互動，建立更多如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這樣的國際對話平台，並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促進文化交流和推廣“在地全球化”理念。

 

中新社記者：您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主體際性”概念，它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何種“角色”？

林安梧：主體際性是一個深植於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概念，探討個體之間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

主體際性的核心在於，個體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處於一個相互聯系和影響的網絡之中，個體的理解和行為既受他人影響，也影響著他人。這種相互作用和影響是實現有效溝通和理解的基礎。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主體際性尤為重要，它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異，以及如何在差異中找到共同點。

主體際性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基礎性作用，體現在它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了一種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機制。通過共同語言的運用、共享文化的理解、相互尊重的態度以及共同價值觀的追求，個體在跨文化的環境中有效溝通，實現深層次理解。這種理解不僅限於表面的交流，更涉及對不同文化深層次價值和信仰的尊重。

現代社會，隨著全球化發展和技術進步，主體際性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不僅是個人層面溝通的基礎，也是國際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基石。通過培養主體際性，可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尊重，推動人類社會和諧發展。

 

中新社記者：人工智能技術對文明互鑒的影響呈現怎樣的“雙面性”？

林安梧：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賦予文明互鑒新內涵。人工智能也堪稱文明互鑒的“雙刃劍”。

自然語言處理、文化遺產數字化等技術突破，打破了語言壁壘與物理距離，讓跨文化交流效率空前提昇，但算法偏見、文化同質化等新挑戰也隨之而來。這種“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現狀，要求人類必須從“衝突思維”轉向“互鑒邏輯”，在技術進步中守護文化多樣性。

人工智能的積極面顯而易見。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如翻譯，已能捕捉語言中的情感與語境，使跨語言溝通效率提昇90%以上；而文化大數據分析則可挖掘不同文明的隱性關聯。

但風險同樣不容忽視。一方面，技術對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層能指”，難以捕捉非語言符號，可能導致“文化失真”，如中國書法“留白”、日本能劇“間”的深層意涵等；另一方面，推薦算法的“信息繭房”效應，可能強化文化偏見——若訓練數據缺乏對小眾文化的覆蓋，算法將加劇“主流文化擴張、邊緣文化萎縮”的馬太效應。

 

中新社記者：面對技術衝擊與文明衝突，應如何守護文化多樣性？

林安梧：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使知識、藝術和思想的傳播變得更加迅速和廣泛。然而，這種技術驅動的交流也可能導致文化的同質化，削弱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因此，在利用人工智能的同時，必須警惕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採取措施保護和尊重每個文化的獨特價值。

破局之道在於“技術賦能”與“人文引領”的雙向發力。需要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設計和應用中考慮到文化的多樣性，確保技術不僅能促進交流，還能支持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同時，應加強文化教育，提高公眾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和尊重，培養具有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公民。

通過強化文化教育，可以培養出具有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公民；通過提倡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審慎使用，可以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而鼓勵開發者在設計中融入文化多樣性的考慮，則可以確保人工智能技術服務于全球文明的和諧共處。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的“知止”智慧，能為21世紀文明互鑒提供何種啟示？

林安梧：21世紀的全球化浪潮中，中華文明以其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獨特的文化價值，正展現其對世界的貢獻。

“知止的文明”強調的是一種自我克制和內省的文明態度，認識到文明的發展要有節制，並尊重自然和社會的界限。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蘊含這種“知止”的智慧，無論是在哲學、文學還是藝術中，都能看到中國人對和諧、平衡的追求。當今世界，這種智慧為解決全球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如生態危機、文化衝突等，提供了寶貴參考。

文化的“主體性”是指每個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應該被尊重和保護。中華文明的主體性，體現在其深厚的歷史傳統、哲學思想、語言文字和藝術創作中。

中華文明在尊重自身主體性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全球文化交流，通過對話和合作，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從而推動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在21世紀，中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其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哲學智慧，更在於其對全球文化交流和文明進步的積極參與。中華文明的“知止”智慧將繼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展現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為世界和諧與發展作出貢獻。（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濟南7月9日電　題：儒家思想與古希臘哲學“遙相”共鳴

作者 馬利亞·馬內利  雅典科學院希臘哲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當討論現代語境中的儒家思想時，學界常有人指出，孔子的諸多理念與古希臘哲學存在深刻共鳴。得出這一結論並不令人意外——兩大傳統思想均萌芽於公元前6世紀左右，在軸心時代的文明沃土中同步孕育。

從道德到修行的奇妙呼應

學界普遍認為，儒學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與入世品格，孔子思想的核心在於實踐智慧，而非抽象理論。其為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踐行美德、在人際關係中共創和諧提供了具體指引。在孔子看來，世界的本質是由無數相互關聯的片段組成。每個人都是世界拼圖的一部分，唯有通過集體的道德實踐，才能窺見這幅拼圖的完整圖景。

《論語·為政》中“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著名自述，勾勒出儒家哲學的修行路徑。這一路徑的本質是通過培養意志或樹立志向，將實踐智慧融入日常生活，與亞裡士多德在論著中提出的觀點不謀而合，即我們雖為凡人，但對至善的不懈追求，能讓我們昇華至近乎神聖的境界。

在求知方面，孔子將“學思結合”視為求得真知的核心路徑。《論語·為政》中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揭示了知識並非刻板信息的堆砌，而需在生活的每個瞬間和情境中踐行，實現“知行合一”。這一觀點與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創始人芝諾的觀點遙相呼應。芝諾主張人生的終極目的是“和諧地生活”，強調理性與行動的和諧，孔子的思想與芝諾的這一觀點，就如同交響樂中不同樂器的共鳴。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強調，萬物皆需遵循平衡之道，過度和不足均不可取，真正的智慧在於恰如其分地應對各種無常境遇。人要實現‌這種平衡，必須持續維系內心與外部世界的調和。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生就美麗的和諧”。這種和諧看似單一，卻包容萬千異調，恰如孔子所強調的“中庸之道”，在對立中尋求動態平衡，避免單一和靜態的同質化。

從知識到倫理的共同洞見

在教育方面，孔子的觀念立足於實用，從源頭上將教育和培養賢者緊密相連。在他看來，真知是“知識”與“智慧”的結合。儘管《論語》未明確界定“知識”，但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觀點中可推知其內涵。這與蘇格拉底所言的“我自知無知”形成呼應。許多闡釋者將儒家的“知識”概念向倫理維度延展，使其哲學框架更趨完整。事實上，儒家的道德理論始終以善為核心、以禮為規範，二者交融共生。

這種知識與倫理的共生結構，使儒家哲學成為一種生活的藝術。正如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弓弦和諧”理念，唯有在知與行、情與理的張力中，方能奏響生命的平衡樂章。

孔子還將自己定位為永恒的求知者，始終從萬物中追尋智慧，這尤其體現在他對古人的尊崇中。《論語·述而》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明，他視自己為先祖智慧與道德路徑的繼承者。

在他看來，修身是普世的——從天子到庶民，皆需完善個人修養。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創造了一個貼切的術語“prokopè”（進步）描述修身的歷程：它是漫長而艱辛的自我塑造，要持續進行創造性地自我轉化。而“prokopton”（修行者）則是那些在生命每一分鐘裡都竭力趨近智慧的人。

綜上，孔子以“傳承者”自居，事實上卻開創了影響東亞兩千餘年的思想傳統；希臘的修行者以“趨近智慧”為畢生志業，卻在過程中成就了智慧本身。這種“過程即目的”的哲學取向，揭示了軸心文明的共同洞見，肯定了人類通過主觀努力突破自然限制的潛能。

兩大古老智慧互通亦互補

在人際關係方面，孔子提出，人唯有通過與他人的關聯才能實現完整的人性——這種動態關係以“仁愛待人”為導向，儘管孔子從未系統定義“互惠”，但其核心地位在《論語》中清晰可見：當弟子詢問終身準則時，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黃金法則”並非抽象理論，而是將“相互體諒”作為道德實踐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恕”（互惠）與“仁”（仁愛）的關聯在《論語·顔淵》中體現得更為深刻：“克己復禮為仁”，揭示互惠關懷是仁愛的行為表達。在一個以社會碎片化和極端個人主義為特徵的時代，儒家倫理思想為人類應對現代挑戰提供了智慧。

儒家倫理思想與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出現的一種哲學理念相互呼應。該理念首先由犬儒學派提出，後由斯多葛學派系統化，主張人類應當遵循理性的指引，追求道德和智慧，且所有人都受理性的支配，無論身份高低，在尊嚴和能力上都是平等的。

儘管斯多葛主義與儒家思想是誕生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明，但二者都認為，培育人類理性是通往美德的必經之路。兩種思想既有共通之處，也具有互補性。

斯多葛主義強調“普遍理性”，以此解釋人權和環保的底層邏輯——因為大家共享理性，所以要尊重彼此和自然。儒家思想則補上關鍵的修正，比如“禮”不是死板規矩，而是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調整；“恕”是換位思考的相處之道，要設身處地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

兩種思想的融合，或能指導我們解決現代社會中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在AI設計方面，我們既需秉持斯多葛主義的“透明原則”（算法要公開、公平），也需融入儒家思想的“孝親關懷”（照顧老年人需求），讓技術既有理性底線，又有人情味；在環保治理方面，我們需把斯多葛主義提出的“宇宙公民”（人類都是地球一員）和儒家“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共生）結合起來，讓保護環境成為全人類的責任。

兩千多年前，中國儒家學派和古希臘斯多葛學派，雖然隔著千山萬水，卻像“平行世界”的思考者。兩大古老智慧若能融合，將如一盞明燈，指引人類走出現實社會的困境。（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上海7月7日電  題：貝氏建築藝術如何讓時間“給出一切答案”？

——專訪貝聿銘之子、貝氏建築事務所董事長貝禮中

中新社記者  樊中華 王笈

作為享譽世界的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的名字同他在世界多地留下的經典建築作品一起，成為超越時間的存在。他在東西方文化間的從容跨越、對空間的創新表達、對建築美學的極緻追求等，使其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傑出大師。眼下，貝聿銘在中國內地的首個全面回顧展“貝聿銘：人生如建築”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貝聿銘之子、貝氏建築事務所董事長貝禮中（Sandi Pei）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採訪，談貝聿銘建築藝術如何將東方精神與西方現代主義融合，展現穿透歷史與未來的美學共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貝聿銘設計的很多建築都在無形中融入了中國文化底蘊，您設計的建築中也有大量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您出生成長在美國，這種對中華文化的深度理解和運用，是如何從您父親那傳承下來的？

貝禮中：我父親在廣州出生，幼時在蘇州和上海生活，直到17歲前往美國求學。在中國的生活讓他對景觀，以及藝術和景觀在建築中的結合有了整體概念。蘇州著名的中國古典園林獅子林曾是貝氏祖宅，那裡有一個大池塘，很多假山叠石分佈其中，父親從小就在這些非常漂亮的石林中長大。一方面，這些石林對他的建築設計靈感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從石林的移步換景和光影變幻中感受到了時間和景觀交融、輝映的奇妙關係。

另一方面，這些石林也啟迪了他對建築的中國哲思。幾百年前，這些石頭就被放在這裡，被水流日夜不息地沖刷，緩慢地發生著變化，我父親從中看到了人和自然協作的重要性，以及“父種子收”的應然性。從這個角度思考，他得出的結論是，作為一名建築師，他也許祗能短暫駐留某地，但他想建造的是超越他所處時代的作品，是能够連接過去、現在，並通向未來的建築。

我父親將這種哲思傳授給了我們，即建築設計必須非常謹慎，要從更長遠的時間跨度上去思考，這需要對歷史、文化的理解，以及對解決當下問題的最佳方式的洞悉。

儘管我是一名生活在西方的華裔建築師，但我深深認同父親的教導：我們有責任留下一些好建築，它們將繼續為周圍的環境作出貢獻。這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不祗是設計一棟建築，也會考慮到建築所處的環境和城市，與大自然合作，和藝術家合作。這是我從父親那裡學到的。

 

中新社記者：貝聿銘的建築設計不受任何流派所限，不僅能彌合歷史與當下，也將現代主義建築之美與當地傳統文化進行了巧妙融合，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貝禮中：我父親是一個對世界不同文明與文化充滿好奇的人，他的書房就像個小圖書館，裡面的書籍涉及建築、藝術、文化、歷史等，包括各種語言版本，他是位學者式的建築師，對每本書的內容都信手拈來，對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都有深刻瞭解，也會在每個項目設計開始之前，進行長時間的實地考察，這就是為什麼他設計的建築可以如此輕鬆地展現不同國家、不同文明與文化的精髓。

同時，我父親始終堅持，建築要擁抱最好的技術。他致力於把最新的建築科技用最新的方式進行應用。所以他的建築給人的感覺始終是非常創新的，它們不必與當地傳統建築相似，新技術、新方法的採用使這些建築提昇了當地生活的質量，並有助於推動下一代建築的發展。

此外，我父親相信建築與藝術協作融合的力量。在他75年的職業生涯中，大概有60個建築項目，都特別委任了藝術家去創作作品，這意味著藝術與建築是在共同營造空間環境。他邀請挪威藝術家卡爾·奈沙赫（Carl Nesjar）打造一個36英尺（約11米）高的畢加索雕塑《希薇特半身像》，放置於紐約大學廣場入口，立體派的風格和不同角度的變化，使之與建築一同構成獨特的風景。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項目中，父親和很多藝術家合作，共同完成了從建築到藝術裝置的設計。在北京香山飯店項目中，邀請趙無極繪製了大型水墨畫。在蘇州博物館項目中，也將蔡國強的藝術作品與建築進行了完美融合。

 

中新社記者：您和父親曾合作設計了香港的中銀大廈，時隔30年，上海臨港滴水湖國際貿易中心（暫定）如何延續了貝氏建築藝術的神韵？

貝禮中：香港中銀大廈是40多年前的設計，父親將此建築視為一個三維的結構體系，旨在增強結構強度、減少結構鋼材使用量，打造出一個既簡潔又高端的建築，在當時，這一設計以極大的創新性給出了高空經濟型建築的最優解決方案。但這不是結束，我們一直在探索讓這一設計理念得到更好實現的其他方法。

在上海臨港滴水湖國際貿易中心（暫定）項目中我們做了改進。相比香港中銀大廈，增大了窗戶尺寸，極大地擴展了視域。仍然做了標誌性的對角線結構，但採用了更加輕巧的斜撐構件，也使視覺空間更為開闊。樓層間淨高顯著提昇，同時通過引入大量新能源技術及創新設計方案，實現低能耗目標。它幾乎是我們最具代表性的設計，我認為它會成為新一代具有巨大潛力的建築作品。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名建築師，您對中國城市及其建築觀感如何？隨著“全球城市”越來越多，建築設計面臨著怎樣的新思考？

貝禮中：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對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堪稱驚人。在走向現代化的明確目標下，中國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建築方面，中國創新地將城市綜合體建造在交通網絡之上，許多城市都形成了一體化的城市系統，這很了不起。

當前世界，建築設計的環境與我父親當年相比已大有不同。新技術的發展、土地的稀缺，以及能源與環境的挑戰等，使建築學涉及到了多種不同的新學科，成為一個更加綜合的領域。我們在做設計時必須考慮到很多其他相關行業，去尋找一種使建築達到高效、經濟、環保的方法，這就需要更多的人參與設計。全球的共性問題和綜合的解決方案，都使全球化合作變得十分重要，這已成趨勢。

 

中新社記者：貝聿銘在中國內地的首個全面回顧展落地上海，上海對您的父親有怎樣的意義？

貝禮中：上海在我父親的一生以及他成為一名建築師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上海生活了近10年，在這裡接受中學教育，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國際化的上海讓他接觸到了很多新的文化、思想、藝術和建築，激發他想去更多地瞭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並對建築產生了興趣。這也是為什麼他在職業生涯的後期，經常接手來自法國、德國、卡塔爾、日本和中國等世界各地的項目，他想瞭解各地的文化傳統和習俗，並從建築學視角來詮釋它們。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這是在上海的這段成長歲月帶給他的綿長影響。（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30日電　題：回望古典思想雙峰 開啟人權新叙事

作者　齊延平　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理工大學講席教授

2025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80年前《聯合國憲章》創製時，“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被確立為其宗旨與基石之一。

如今，世界陷入變亂交織之中，其背後的根源之一就在於人權雙標化、霸權化和工具化。無視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以人權之名蓄意侵犯他國主權，製造人道主義災難，阻礙他國人權發展，擾亂全球人權合作，既破壞世界合作發展、命運與共的新圖景，更衝擊二戰後世界人權文明底層邏輯。但正如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著名台詞，“不必害怕，這島上眾聲喧嘩”，背離國際共同準則的倒行逆施注定會失敗。

《人類簡史》三部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曾說，人類能在地球演化中勝出，關鍵在於其創造語言以編織故事並實現合作的能力。在他看來，人權就是人類為了進化需要而編織的一個精妙故事。現在已到拋棄舊人權故事，開啟新人權叙事之時。

中華古典思想與希臘古典思想作為人類起源性、奠基性、統領性思想的兩大高峰，在東西半球開闢了兩種文明進路。在空間維度上，曾經因為地理上的阻隔與遠距，思想界一直將二者判定為獨立平行甚至是相互排斥的異質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中，數千年前濫觴的中華古典思想與希臘古典思想就不再是兩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宇宙中人類演化史上同一個事件的兩個側面，雙峰並立共同締造了當下我們生於斯長于斯、既對立又合作、既喧鬧又多彩的世界面貌。

人類演化史上並立的雙峰根基於同一問題——人的成就與人的完善。古典思想的這兩種進路均以人的生存、人的尊嚴、人的完善為出發點和歸宿。祗不過中華古典思想側重強調人作為關係的存在，而希臘古典哲學則注重人作為個體的理性能力。儒家思想主張“格物、致知、修身”，以致道德昇華、人格完善；蘇格拉底倡導“認識你自己”，認為真正的智慧始于自知，人需通過理性反思與自我審視，擺脫感官束縛及無知與偏見。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倡導“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將個人生活福祉、人格完善與他人、與社會緊密聯結，主張在關係共在中實現倫理共生，達致至善境界；希臘古典思想以“理念”為核心，在現實世界之外設定一個永恒完美的理念世界，人通過理性認識理念，以實現靈魂淨化與完善。現代人權與人道主義制度體系不過是這些歷久彌新的思想的現實化。

人類演化史上並立的雙峰引導了人類人權文明不可或缺的雙維度發展。我認為，可以用“分”與“合”這兩個字分別概括希臘古典思想與中華古典思想理解世界的側重維度。希臘古典思想以“分”為核心特質，以理性分化推動個體解放與制度創新，為人們提供了個體本位和制度細化技術，中華古典思想以“合”為精神內核，以倫理整合維系群體共存與文化和諧，為人們提供了群己共在、和合共生智慧。前者注重以理性與契約精神實現個人自主，後者注重以道德義務平衡權利；前者為現代人權奠定了個體尊嚴根基，後者為現代人權育成了不可或缺的責任倫理。

人類演化史上並立的雙峰將引導人類人權文明實現歷史性躍升。當今，人類生活在一個空間距離被現代交通、信息技術不斷壓縮，而宇宙時間概念卻被不斷拉伸至無窮久遠的時代，站在加速延展的宇宙時間軸上的我們，看到的不應再是人類空間上的分割與衝突，而應是人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命運與共。當下泛起的戾氣十足的一幕幕你爭我搶、脫鈎斷鏈、有我無他、你死我活鬧劇，祗不過是宇宙中人類演化進程中的“小脾氣發作”。

在文明衝突與技術革命交織的今天，我們所主張的二者互鑒並不是簡單地折中、遷就，而是主張通過動態平衡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持久動力——既要以“分”的技術應對複雜性，更要以“合”的智慧超越分裂，最終實現個體自由與人類發展的共生共榮。雙峰並立方能維系技術與人文的必要張力，方能促進技術向善，實現人權文明躍升。

人類正在進入數字化生存時代，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正在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向新的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一方面賦能人權發展與人權共享，另一方面也同步衍生前所未有的新風險與挑戰。這就需要統合傳統人權挑戰與新型人權風險，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攜手締造世界文明史中的人權新時刻，同時從中歐古典思想中汲取營養，共同開啟人權新叙事。

世界變亂交織中，歷史深處的智慧將產生無窮力量。“人權”這一偉大的名詞產生於歐洲這塊文化璀璨的古老土地，而在遙遠東方神奇土地上孕育而生的中華文明，自肇始就主張“仁者愛人”，崇尚對人的生命與尊嚴的尊重，主張“協和萬邦”，追求世界和平與和諧。人權信仰充盈我們心間，歷史傳統給予我們智慧，文明互鑒促進彼此尊重，世界人權圖景將更加絢麗多姿。（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天津6月29日電　題：相聲能否成為“中西共笑”的語言？

——專訪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

中新社記者　王君妍　周亞強

相聲，作為中國傳統語言藝術的重要門類，歷經百餘年傳承演變，逐漸發展為深受大眾喜愛的表演藝術形式。它不僅承載著中國人獨特的幽默智慧與語言審美，也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中極具辨識度的“聲音符號”。

近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相聲”代表性傳承人之一、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馬氏相聲”的風格脈絡、天津與相聲的雙向滋養、傳統與創新的平衡之道，以及相聲“出海”的現實可能等話題，分享他幾十年舞台經驗與文化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馬氏相聲”有何特點？

馬志明：“馬氏相聲”是一種風格的傳承。我的家族成員從藝至今已150多年，馬氏相聲則傳承了134年。從我爺爺馬德祿起，就將“清門相聲”與“渾門相聲”兩大傳統風格融匯，形成了“清渾合流”，繼而影響到我父親馬三立，再傳到我這一輩。

“馬氏相聲”講究四個方面：內容“俗不傷雅”，說的是老百姓的事，但不粗俗低下；風格“謔而不虐”，善於諷刺，但點到為止；口味“咸淡見義”，既有知識性、思想性，又兼具娛樂性和市井煙火；表演“似我非我”，演員將人物演到骨子裡，但又不完全代入自己。

我寫的《糾紛》這段相聲，就是個典型例子。有一次演出結束後，我前往治安派出所探望幾個和我相熟的民警，正好撞見兩個因為唾沫星子起了爭執的小夥子吵得不可開交，誰也不讓誰，最後被勸進屋冷靜。警察說：“你們先歇歇。”一頓茶水、一點時間，兩人也就各退一步了。

我當時在旁邊觀察，回家後一口氣把這個場景寫下來作為初稿。我將吐唾沫改成一個人推著自行車軋了對方的腳，後來幾番改寫，又到街頭體驗更多真實的爭執語言，設計角色的聲音差異——一個細聲尖氣，一個粗聲大嗓，又融合警察調解的智慧語言，才形成了今天觀眾熟知的《糾紛》。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說天津這座城市滋養了相聲？相聲又如何塑造了天津的文化氣質？

馬志明：天津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也是大運河與海河文化的交融地，五方雜處，語言豐富，人又愛“找樂”。我父親馬三立常說，他這一輩子堅持在天津演出，就是因為天津觀眾懂相聲、愛相聲，是“知音”。

觀眾的存在，促進了相聲的發展，也塑造了天津的語言生態。天津人說話幽默，飯桌上、課堂上都能“順嘴來一段”。這種文化氛圍，既是“熏”出來的，也是一代代演員、觀眾共同“磨”出來的。

過去很多觀眾不是來聽新段子的，而是幾十年如一日，聽“馬家的老活兒”。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觀眾姜大爺，我父親的每一場演出他都來，姜大爺80多歲時還讓孫子推著車到劇院聽我父親說相聲。觀眾與演員之間的感情，早已超越了“買票與被取悅”的關係，成為一種文化上的共同體。

 

中新社記者：傳統相聲如何適應當代快節奏的傳播語境？

馬志明：過去說一段相聲可能二十分鐘才抖出一個包袱，但觀眾照樣樂得不行。現在短視頻時代，有人希望“三秒一個包袱”，甚至剪輯成“包袱合集”。

但相聲真正的魅力不是在於“抖”多少個包袱，而在於“包”得巧不巧。“包袱”得有鋪墊、有語境、有節奏、有層次——好比吃包子，皮得發麵，餡得合口，得先用一層一層的語境把它“包”起來，最後再揭開“底包袱”，觀眾才會覺得有回味、有驚喜。

要是一上來就抖包袱，就像把包子剝了皮、拎出一團餡往嘴裡塞，吃著沒層次、也沒意思。好的相聲，得是熱騰騰一口咬下去，麵香餡足、還得有點“湯汁兒”，才算過癮。

比如《五味俱全》，既保留了傳統相聲一貫講究的結構完整、節奏清晰和包袱設計的層層遞進，也加入了許多超出現實邏輯的幻想情節——五味大俠登上珠穆朗瑪峰、與“四大魔頭”鬥法、將大鹽坨子一腳踢進太平洋，引出“海水為什麼是咸的”這一荒誕設定。

這種充滿想象的段子在當時的相聲舞台上幾乎沒有先例，很多人說它像“相聲裡的漫威”。這個段子當時得到我父親馬三立的高度認可，他說“這段子將來我也想說”，還把戴了一輩子、刻著他名字的金戒指送給我以示鼓勵。

 

中新社記者：相聲的幽默邏輯能否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

馬志明：喜劇各有各的打法，但從根子上講，幽默是共通的。相聲講“逗哏”與“捧哏”，日本漫才講“耍笨”與“吐槽”，其實邏輯結構非常相近。兩者都講究節奏和角色分工，目的都是“在對話中製造意外與笑點”。

但區別也很明顯。日本漫才更依賴快速節奏、直白的衝突輸出，而馬氏相聲更講究“舖平墊穩”，從聊天中自然轉入段子。“聽似聊天，實為表演”。

我記得有一年，一位專門研究幽默文化的美國學者來到我們的小劇場裡。他聽不懂中文，但還是笑了。他笑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人物關係、語氣鋪墊、情緒轉折，那個“勁兒”他能感受到。這時候，語言真成了障礙嗎？我看不見得。

關鍵是要找到文化之間的“共情點”。比如家庭關係、代際衝突、小人物的無奈，這些全世界都懂。如果能在這些層面上講故事，相聲就有希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西共笑”的藝術形式。

當然，這對我們演員的要求也更高了。你得會講段子，也得明白別人的笑點在哪兒；你不能光想著輸出傳統，還得琢磨怎麼“翻成別人聽得懂的邏輯”。這不是削足適履，而是文化互通的能力。

 

中新社記者：相聲如何在堅守傳統的基礎上煥發新生？

馬志明：當今時代對相聲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傳統段子不能變成“博物館裡的文物”，也不能祗靠“情懷”吃飯。相聲演員不能怕“改”，但也不能亂“改”。

一方面要“守”，守住基本功，守住語言邏輯，守住“說學逗唱”的根本；另一方面也要“變”，要會用現代的媒介語言、掌握跨界的創作方式。

讓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和京劇演員王珮瑜合作《文圖會》。原本我以為相聲和京劇是兩條路，但沒想到這兩門傳統藝術合在一起，在舞台上有一種出人意料的契合感。

這場演出的觀眾來自全國各地，還有從加拿大飛回來的。這讓我特別感慨：相聲的影響力，已不祗是“北方的笑事兒”。有南方觀眾跟我說，雖然有些典故不熟，但聽著別致、新鮮，還很“解渴”。

這類“跨界”，不是“為了混搭而混搭”，也不是追趕潮流，而是真正試圖探索傳統藝術的新邊界。你得先守住相聲的表演基礎、舞台邏輯，再去嘗試與別的藝術門類合作，才能做到“合”而不“雜”。

最後，我希望觀眾們笑口常開、一順百順、多聽相聲。祗要相聲還有人愛聽，它就能在新時代“活下去、火下去、傳下去”。（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