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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6月26日電　題：數字化供應鏈中，如何實現“人權盡責”？

作者　唐穎俠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院副教授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科技的不斷創新，並愈多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相融，這些新興技術已開始對全球要素資源進行重新配置，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和競爭格局。

“人權盡責”是《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中第二支柱“企業尊重人權責任”的核心概念，要求所有行業的企業對其自身行為，或供應鏈中的商業關係進行人權風險的評估和識別，並消除或緩解不利的人權影響。

近年來，隨著歐美發達國家強制性“人權盡責”立法的興起，也強化了企業的“人權盡責”義務。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的供應鏈呈現數字化特點，傳統的“人權盡責”方法在數字化供應鏈的背景下面臨著諸多挑戰。

基於新興科技而發展的數字化供應鏈，代表著未來世界的發展方向。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提高了人類的福利；另一方面，也給享受人權提出了新的挑戰。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在不斷改變人們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人們的行為和思考方式以及價值與道德觀念，帶來潛在風險。

數字時代為何要“人權盡責”？

眼下，對於數字技術對人權造成的可能影響，在聯合國和歐盟等區域層面以及部分國家已制定了一些政策文件。以《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為核心的工商業與人權的國際法規則，構建了“保護、尊重、補救”的框架體系。在2011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核可後，受到各國的普遍遵行，逐步演化為該領域的國際軟法規範。其中“人權盡責”是第二支柱企業尊重人權的核心內容。

然而，既有工商業與人權的國際人權法對“人權盡責”的規則是基於礦產、紡織、食品加工等傳統領域的經驗，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背景下，企業“人權盡責”將面臨何種挑戰以及如何應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相較於傳統供應鏈，數字化供應鏈採用的是網狀結構，原料、生產、物流、倉儲、銷售等環節都有多個企業與其它節點連接，當某企業出現問題，節點中的其它企業能够立刻接替它的位置，重新連通整個數字化供應鏈。

在數字化供應鏈的龐大生態系統中，參與其中的組織和個人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權風險。與傳統的實物資產相比，數據資產的性質使其具有更高的非競爭性特徵，這意味著一個數據可以被多個實體同時訪問和利用，且這些副本可能分佈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域內。這種分散性使得數據資產的管理變得異常複雜。

儘管數字化供應鏈的參與者，愈加意識到他們有責任尊重和為侵犯人權行為提供補救措施，但在數字化供應鏈的背景下，“人權盡責”可能變得更具挑戰性，尤其是由第三方數據風險帶來的新的人權風險。

數字供應鏈中的數據流動存在著兩方面的風險。一方面，在企業內部進行數據操作，使信息系統、企業工作人員能够獲得敏感資料；另一方面，在數據向外流動的同時，也為供應商及其它合作夥伴提供了訪問權限。在供應鏈中，如果被他人通過網絡盜取信息進行攻擊，則會引發第三方的數據風險，從而導致相關的人權風險。這種風險既有因數據洩露而導致的個人隱私侵害，也有因數據濫用引發的新的侵權行為。

數字供應鏈給傳統的供應鏈管理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由於企業對數據的控制機制不够完善，因此，如何有效地防範第三方風險成為中國供應鏈數字化轉型中最為薄弱的一環。第三方數據風險引發的人權風險加大了企業“人權盡責”中的風險辨識難度。

“人權盡責”如何適應數字化供應鏈？

《指導原則》為塑造數字經濟的任何國家行動提供了權威和務實的基石。以國際公認的人權規範為國家行動的基礎，旨在不受歧視地保護每個人的基本尊嚴和權利，這應是預防和解決與技術相關人權風險所做任何努力的重點。此外，確保數字技術及開發這些技術的公司成為向善力量至關重要，解決對人權的負面影響問題是數字技術充分發揮其積極潛力的必要先決條件。

其一，明晰數字化供應鏈中國家保護人權的義務。《指導原則》中“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的第一大支柱，確認了國家根據國際法應承擔的防止第三方（包括商業企業）侵害人權的義務，為國家的做法指明了方向。國家有義務通過一系列靈活的措施，包括國家法律、規章、指導方針、自願標準以及政府採購獎勵辦法，來預防與企業有關的人權傷害。

其二，厘清數字化供應鏈中的國企關係。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國有企業轉型將對數字產品、服務、技術、金融等方面產生巨大需求，創造超萬億級的數字化市場。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已在推進智能製造、培育新模式新業態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創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績，為數字化轉型工作奠定良好開局。

其三，發揮企業在數字化供應鏈中“人權盡責”的主體作用。在數字供應鏈中，需要考慮運營方式、產品類型及設計目的是什麼，以服務主體及利益相關方。並非所有應用人工智能的環節都將損害平等，但那些通過利用和出售此類手段而獲得利潤的企業必須未雨綢繆，以避免出現不公平的後果。

首先，制訂有關企業的人權政策。在數字供應鏈上符合《指導原則》，包括保證不會對人權造成傷害、為處理傷害而開展的供應鏈盡責工作。其次，對供應鏈中各參與方的作用和職責進行定義，找出最有可能出現和最受關注的人權風險區域，從而為進一步評估人權風險提供最初的優先次序。

此外，應在各個環節中預防或減輕風險。在初步定義和風險評價的基礎上，企業應對已識別的後果進行阻止、防止或減緩。

最後，為解決人權救濟的障礙，有必要通過建立一個協調的平台作為第三支柱，來提高數字供應鏈的透明度，將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所有影響因素透明化，以對特定的權利產生的消極影響進行鎖定，減輕數字供應鏈網絡特徵帶來的風險。這也與國家作用、企業“人權盡責”相互關聯，相輔相成，共同組成數字化供應鏈中保護人權的三大支柱。

雖然數字化供應鏈面臨著企業內部和外部數據傳輸的雙重風險，且商業關係具有不可預測性，難以確定責任方和存在取證方面的技術障礙，但以《指導原則》為核心的國際人權法律體系，為各國及企業應對人權風險，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具有權威性和實用性的基礎。

為此，正需要明確數字供應鏈下的國家人權保障責任，厘清數字供應鏈中國有企業之間的關係，並考量不同國家在數字供應鏈上“人權盡責”的法律規制。（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25日電　題：數字中國戰略何以釋放人權發展新動能？

作者 汪習根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院長

2025年是推進數字中國建設10周年。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國將數字治理納入國家治理範疇，通過先後制定和實施《數字中國建設整體佈局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數字中國建設2025年行動方案》，致力於促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文化諸方面的全面發展。十年來，數字中國戰略秉持以人為本、科技向善、數字公平、包容開放、激勵創新的基本理念，釋放出前所未有的人權價值動能，並已產生顯著的治理實效。

數字中國強力賦能人權主體。作為人權主體，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處於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體系之中的。既是“自然人”“社會人”，又是“經濟人”“政治人”與“生態人”；既是現實世界的，又是虛擬世界的，也就是“數字人”。在數字時代，數字化生存成為人類的基本生存方式，數字身份、數字人格成為人權主體的全新特徵和獨特標識。失去了數字身份和數字人格，人權主體在數字世界便難以生存，更談不上人權保障。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的一貫主張，莊嚴載入憲法和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將人格權獨立成編，開創了世界民法典的新範例。其中的一個突出亮點就是特別規定了依法保護個人信息，依法規範數據的收集、儲存、傳輸、交易和使用。

數字中國深度更新人權客體。傳統人權客體主要是指物、智力成果等，數字技術催生出了一種新型的人權客體，即數字信息。數據的權利屬性、數據確權和數據財產權問題日益受到高度重視。《數字中國建設2025年行動方案》強調，以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主線，加快培育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因地制宜發展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中國通過行政立法強化監管、促進數據生產和利用；民事立法保護交易安全和數據權益；刑事立法制裁網絡和數據信息犯罪、國際條約和國際協定保護數據跨境交易。

數字中國全面優化人權價值。實現數字正義。針對全球性數字鴻溝、數字孤島甚至數字難民等困境，通過發佈和實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等一系列法律、倫理與政策規範，確保數字平等、普惠全民，尤其通過實現信息、數據、設施無障礙，切實保護特殊群體平等享有技術發展權利。

增進數字利益。個體數據一旦集成為大數據，就被賦予相對獨立的價值屬性。中國成立的大數據中心分為公益性和市場化兩大類型，從兩大維度保障普惠共享數據權利。

維護數字安全。保護數據隱私、嚴禁數據濫用、遏制數據侵權、防範數據洩露，是數字時代人權保障的核心關切。從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全新的安全理念出發，中國頒佈和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以法律的強制力和公正司法保護數字安全權。

保障數字自由。數字自由是數字技術創新發展的原動力，也是數字人權的一個基本要素。大力培育數據市場、促進數據生產、繁榮數據交易是提升數據能力、創新數字技術、維護數字權利的必由之路。在數字安全的大前提下，弘揚數字自由精神、維護數字自由權利，是數字技術促進人權發展的一個新貢獻。

數字中國高效促進人權發展。堅持以數字生存權和數字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權利，全方位豐富人權內涵要素、更新人權保障方式、提升人權實現水平。數字中國通過發展中國人權事業，切實保障全體人民的數字經濟發展權、數字政治發展權、數字社會發展權、數字文化發展權和數字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權等一系列具體的新興人權。

首先，夯實數字經濟發展權基礎。《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4年）》顯示，2024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10%，提前一年實現計劃目標。全球新公開生成式人工智能專利4.5萬件，中國佔比達61.5%。通過“算力大通道”計劃構建跨區域算力高速直連網絡，實現東部至西部算力協同調度。

其次，提升數字政治發展權。數字政府建設打通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構建政府與社會之間上下聯動的治理體系，形成基於大數據的全國數據資源共享體系，全景式智能化描繪出公共參與社會治理的畫像模型。此外，智慧政務與智慧檢務、智慧法院等共同強力實現“以人為本”的國家治理和社會公共服務價值，保護全體公民更好地行使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

再次，提升數字社會發展權質量。《2024年中國數字經濟服務質量滿意度研究報告》顯示，2024年城市數字經濟服務質量滿意度指數（DES-CSI）達86.4分，同比提升1.4分，連續五年創新高；數字鄉村建設滿意度達80.9分，連續兩年增長，“數字惠民”實效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發展數字健康、互聯網診療和互聯網醫院，互聯網醫院數量超3300家，遠程醫療服務網絡已覆蓋所有市縣。

第四，促進共享數字文化教育發展權。中國正全面促進人人共享數字公共服務惠益，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行動，建成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台。截至2025年5月，中國國家智慧教育平台註册用戶突破1.64億，瀏覽量613億，用戶覆蓋22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第一大教育資源數字化中心和平台，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信息化獎。

最後，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中國政府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文明的高度，推進數字化與綠色化的深度融合，形成天空地立體智能感知“一張網”和全國生態環境數據“一張圖”，推出生態環境海量數據挖掘算法，實現環境治理全過程、領域的數字化、智能化。

當前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為了在國際社會分享數字發展經驗，中國多措並舉，積極推進技術合作，持續實施數字經濟和數字智能互聯互通合作項目。如在人工智能新興領域，中國已為巴基斯坦、老撾、埃及、烏干達等15個國家及國際組織援建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涵蓋通信、互聯網、電子政務、衛星等領域。中國援坦桑尼亞國家ICT寬帶骨干網絡項目，使坦全國電話資費降低了58%，互聯網資費降低75%，幫助偏遠農村地區和當地民眾享受數字發展果實。中國的系列舉措不僅突破傳統技術輸出的單向性局限，更為全球南方國家優化數字治理架構提供了理論參照與實踐樣本，實質推進數字時代全球南方的平等發展權利。（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24日電　題：中歐如何攜手推進全球人權治理？

作者　毛俊響　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今年是中國和歐盟建交50周年。50年來，中歐關係歷經風雨，但總體上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依然橫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全球人權治理遭遇結構性困境，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再次面臨是和平還是戰爭、開放還是封閉、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合作共贏還是冷戰對抗等重大歷史性抉擇。中歐作為影響世界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國際力量，應該在包括人權在內的重要議題上和衷共濟、相互支持，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體系。

攜手推動全球人權治理符合中歐人權事業發展的內在價值追求。呵護人的生命、價值、尊嚴，實現人人享有人權，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發展人權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在推進人權事業發展的實踐中，中國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這條人權發展道路的一個特徵和基本經驗就是弘揚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歐盟將人性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確定為自身的價值目標。在對內範圍內，歐盟制定了《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明確了歐盟及其成員國保障人權的基本義務。在對外關係中，歐盟通過將人權條款納入貿易、投資、對外援助協定，希冀通過這種方式來推進歐盟認可的人權價值觀。

攜手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是中歐應對全球治理困境的外在現實需求。發展本國或本地區的人權事業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也會促進良好的國際環境。當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正擺在國際社會面前，少數國家和地區在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的裹挾下日益走向極端。由於自身治理不善和外部勢力介入，一些國家或地區的人權狀況惡化與政局衝突動蕩相互交織、互為影響。國際形勢越複雜、單邊主義越盛行，中歐在推進包括人權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越多。這是因為，中歐都是單邊主義政策的受害者，地區動蕩和武裝衝突引發的人權災難，不符合包括中歐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中歐在攜手推進全球人權治理方面，應堅持以下原則：

第一，堅持公平公正合理包容原則。

首先，公平公正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公平正義原則應該成為解決全球人權問題的普遍準則，使得各類人權問題都能够在全球範圍內被平等對待。在全球人權治理中，實現公平公正原則的關鍵是代表權、話語權和決策權配置。為此，中歐應該加強在多邊機制中的協調和配合，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人權治理中的代表權和發言權，共同推進全球人權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發展。

其次，中歐應堅持國際關係的合理化原則，及時根據國際力量對比新變化，調整、變革現有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更好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再次，中歐應在多元主義基礎上推進人權的包容性發展，尊重人權觀念與文化的差異性，推動各類人權規範協調發展，尊重根植於各國具體國情的人權發展模式。

第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所謂真正的多邊主義，就是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就是堅持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構建公平正義、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歷來主張堅決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構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體系，就是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的表現。歐盟是區域多邊主義的先行者，也是參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組織的重要力量。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多邊主義是歐盟的立身之基。在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方面，中歐有堅實的共同的實踐基礎。

第三，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規則導向。

真正的規則導向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與實力導向相對的規則導向，二是區別於少數國家主張的“以規則為基礎”，多數國家主張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規則導向。我們說世界站在十字路口，其實指的就是全球治理處於繼續堅持規則導向還是倒退為實力導向、是處於“以規則為基礎”還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十字路口。在這一重要歷史關口，中歐都有能力也應該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規則導向。

一方面，中國一貫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合作，在全球人權治理中發揮著行為示範、規則發展和方向引領作用；歐盟是區域一體化規則導向的產物，長期以“規範性力量”自居，強調要嚴格遵守和發展國際法，包括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另一方面，以實力為導向、以規則為基礎的政策主張都必然會滑向單邊主義的深淵，為國際秩序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乃至治理災難。為此，中歐應該旗幟鮮明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此作為推進全球人權治理的行為邏輯。

第四，增強國際人權機制治理的實效性。

國際人權機制是全球人權治理的重要載體，承擔著國際人權的規範發展、解釋、監督等職責。推進全球人權治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增強國際人權機制的治理實效，使之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

中歐應以對話合作原則來推動國際人權機制運行邏輯的轉變。當前，國際人權機制內部仍然充斥著對立對抗的工作氣氛。對立對抗，阻礙了參與主體之間的有效互動，這嚴重影響了人權機制治理的實效性。中歐應凝聚共識，推動國際人權機制程序改革，將對話與合作原則上升為國際人權機制運行的基本原則。

中歐還應以制度互動來增強國際人權機制的實效性。為增強國際人權機制的效用，中歐必須在大量重叠或“碎片化”的多樣性人權制度中強化積極的制度互動，以日漸增強的人權規範和機制的確定性、協調性來應對全球人權治理面臨的不確定性。（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哈爾濱6月23日電　題：藏書票這樣見證東西方藝術交融

——專訪魯迅版畫獎獲得者何為民

中新社記者　劉錫菊

藏書票出現的最早時間可追溯到15世紀下半葉，它一般貼在書的扉頁上，是表明藏書主人身份的標識，通常採用木版、銅版、絲網版、石版等形式表現各種美術圖案，有“紙上寶石”之稱。藏書票的起源及其發展的獨特性體現在何處？如何表達人類共通情感並引起東西方藝術共鳴？魯迅版畫獎獲得者何為民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能否介紹一下藏書票的起源？其發展的獨特性體現在何處？

何為民：藏書票（EX LIBRIS/Bookplate），也有人稱之為“藏書帖”或“藏書券”，是一種微型版畫藝術形式。它是在紙上印製完成後，作為小型裝飾性標籤貼在書籍扉頁上，用於標明書籍歸屬，通常由圖像與文字組合而成。

現代意義上的版畫藏書票，是伴隨15世紀歐洲印刷術的興起而產生的。創作於1475年（一說1480年），約兩英寸見方的德國手繪木刻“天使捧徽”，被認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藏書票。該書票粘貼在勃蘭登堡家族贈予修道院圖書館的書籍中，票主是德國一修道院修士。另一件德國早期藏書票是“刺猬”。畫面為一隻刺猬銜著野花，約十五世紀中後期以木刻形式製作。兩件作品的藝術家姓名均無記錄。

16-17世紀，藏書票在歐洲貴族和學者間流行，內容常融閤家族紋章或拉丁文，多採用銅版凹雕與木刻技術。18-19世紀，隨著印刷術普及進入普通藏書家階層。二十世紀初，隨著私人出版社與藏書者的普及，藏書票進一步發展，風格涵蓋新藝術運動、表現主義、裝飾藝術等，題材多樣化。歐美國家藏書票協會的相繼成立，促進了藏書票的國際交流與收藏，使其從實用標識發展為獨立藝術門類。

藏書票發展的獨特性與印刷術和出版業的發展關係甚密。原因其一，藏書票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其二，藝術家根據藏書者的喜好專門定製，使得書籍具有個性化屬性；其三，藏書票既是藝術史的微觀切片，又是社會文化的多棱鏡。其“小中見大”的特質以及易於跨文化傳播的屬性，使其在數字時代的今天依然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

 

中新社記者：藏書票是如何進入東方的？目前發現的“中國第一張藏書票”是何時出現？都有哪些大家收藏、設計過藏書票？

何為民：據日本近代藏書票藝術研究者齋藤昌三著述的《藏書票之話》考證，明治初年（1868年），藏書票已流傳到日本。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出現第一張純西洋風格銅版蝕刻藏書票。

知名藏書票藝術家、收藏家黃務昌所著《蝶戀書香：中外藏書票擷英》一書記載，藏書票傳入中國有兩條路徑：由西方傳教士與留學生傳入；由日本傳入。有明確紀年（1910年）的“北洋大學堂圖書館”藏書票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藏書票。

關於中國最早的藏書票，還有一種說法是“關祖章藏書票”。1990年，台灣學者吳興文在北京琉璃廠發現一本1913年版《圖解法文百科辭典》，書中夾有一張關祖章藏書票。畫面描繪一名頭戴方巾的書生展卷研讀。其創作時間被普遍認為是1914年，但其具體創作時間、地點和設計者等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在中國藏書票發展早期，對其進行介紹、研究和使用的大都是熟悉外國文化的中國文學家。魯迅在日記中三次提到藏書票（他稱“藏書票”為“藏書圖記”）。戲劇理論家宋春舫也是最早收藏、使用和設計藏書票的中國學者之一。葉靈鳳應是中國第一位藏書票收藏與研究家，1933年，他在《現代》雜誌上撰文介紹國外藏書票藝術。詩人、翻譯家邵洵美曾嘗試將中國書畫、雕版版畫等元素融入到藏書票創作中。冰心、巴金、錢鍾書、姚雪垠、楊絳、吳祖光等中國作家都有藏書票存世。

 

中新社記者：為何以“紙上寶石”比喻藏書票？它是如何表達人類共通情感並引起東西方藝術共鳴的？您本人因何與藏書票結緣？

何為民：具體說來，藏書票一方面體現了物理層面的精微美學，是方寸之間的濃縮藝術。另一方面，它是藝術史的一面鏡子，是版畫技法演變的實驗場。從丟勒的銅版凹雕到當今的數碼版畫，藏書票記錄了500年來多種版畫技法的實踐成果，用“紙上寶石”稱譽藏書票可謂恰如其分。

藏書票主要通過以下兩方面表達人類共通情感，引發東西方讀者對藝術共鳴：其一，主題共鳴。中西藏書票中有很多共通主題：愛、求知、自然之美等均指向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其二，藝術語言的共通性。雖然東方以木版藏書票居多，西方以銅版石版藏書票為主，但圖像語言本身無需翻譯，祗需要讀者心靈感受。藏書票尺幅小，可裝到信封裡郵寄，因此更容易交流，從而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交融。20世紀90年代末，我曾把我創作的石版畫藏書票郵寄給外國藝術家進行交換，收穫了一批藝術性非常高的外國藏書票作品。

1987年，我嘗試運用水印版畫技法創作藏書票；在魯迅美術學院版畫系讀研究生時，創作過黑白石版畫藏書票；在黑龍江省版畫院工作期間，創作過一系列中國神話題材的套色石版畫藏書票；到英國後創作過一系列油印套色木刻藏書票。後來我還用木口木刻形式創作過藏書票。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國藏書票市場發展突飛猛進，獲得了哪些海內外認同？對當今中西方交流有何啟示？

何為民：有“藏書票領域奧運會”之稱的“國際藏書票協會聯盟（FISAE）展”從1953年首展以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裡，除港澳台地區外，中國其他地區的藝術家和作品很少參與進來。伴隨經濟的發展，中國在2008年成功舉辦了第32屆國際藏書票雙年展。近二十多年來，幾乎所有的國際藏書票展覽都有中國藝術家參與，如波蘭弗羅茨瓦夫國際藏書票雙年展、俄羅斯聖彼得堡藏書票展等，中國藝術家屢獲“最佳技法獎”“評審團特別獎”等殊榮。2022年舉辦的“北京國際藏書票大會”，標誌著中國成為推動全球藏書票藝術發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中國推動“全民閱讀”和傳統文化復興，藏書票被納入公共文化推廣項目，如圖書館特展、校園美育課程等，使藏書票藝術在中國廣為普及。

嘉德、保利等拍賣行增設藏書票專場，名家作品成交價逐年攀升，李樺、楊可揚、梁棟等版畫大師的作品備受追捧。學術方面，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等高校開設藏書票創作課程，推動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中國藏書票史話》《藏書票之話》等專著、譯著出版，填補了該領域的理論空白。藝術無國界，中國藏書票藝術已越來越受到來自全球藏書票愛好者的喜愛。（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上海6月22日電　題：130年“和合共生”，世界電影如何前行？

——訪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意大利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

中新社記者　王笈

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於6月13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意大利著名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掌舵”本屆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審工作。他曾執導《海上鋼琴師》等影片，憑藉《天堂電影院》獲第42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第6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

作為歐洲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托納多雷因以魔幻筆觸解構現實困境的藝術特質，贏得了“影像魔術師”的美譽。他的作品跨越語言與國界，喚起了中國影迷對電影本體的熱愛，也啟發了一代影人的叙事手法與美學追求。

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也是中國與意大利建交55周年。近日，年近七旬的托納多雷在上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採訪，分享“影像魔術師”的電影奧秘，暢談世界電影發展至今的變化歷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執導的《天堂電影院》是名垂影史的經典傑作，講述了主人公在膠片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樂趣，後來遠離家鄉、成為一名電影導演的故事。關於電影創作，您有何經驗之談？

托納多雷：電影幫助我們每個人瞭解自己的生活，以及可以做些什麼讓生活和整個社會變得更好。對於電影人來說，如果能審視自己的靈魂，或許也能洞察他人的靈魂；如果能以真誠的心態講故事，觀眾或許會更願意去瞭解你的電影、走進你的電影。這就是電影表達的奧秘。

《天堂電影院》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與我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當我決定拍攝這部電影時，我祗是單純地想通過電影的方式，把這個我所熟悉的故事講述出來。影片中的一切都很可信，所以觀眾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沒有預料到《天堂電影院》在中國、美國、德國、俄羅斯等地如此受歡迎，被廣大觀眾所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會隨時代變遷去解讀這個故事，這是電影帶給我的驚喜。

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技術飛速變革的年代，可用的資源非常多。我想對年輕的電影創作者說，真正能與觀眾交流、引起觀眾共鳴的，是真誠地講述你的故事，祗有這樣才能獲得觀眾的心。

 

中新社記者：聽說您近期參與了劉慈欣科幻小說的影視化改編。作為一名意大利寫實派導演，“跨界”嘗試中國科幻電影，您是否也在尋求突破？

托納多雷：我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在整個導演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嘗試電影風格的改變，也很享受變換不同風格的過程。

我年輕時拍攝過紀錄片，雖然現在的“主業”是拍攝講故事的電影，但對紀錄片的喜愛一直沒有改變。一旦有機會，我就會去拍一些紀錄片，如在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音魂掠影》。

科幻電影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種電影類型，它從不同視角講述故事。當有機會參與“操刀”科幻小說影視化的劇本時，我欣然接受了，整個創作過程非常享受，我覺得很好玩。

可以說，我一直被科技帶來的新前景所吸引，並熱衷於此。與人合作、建立面對面聯繫、一起前往世界各地取景，這種製作電影的傳統方式也許依然是主流。但我並不反對在電影中應用人工智能，反而對此充滿好奇，希望有機會通過人工智能拍一部電影，祗憑藉我的劇本就能生成整部影片。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作為導演，您見證了世界電影發展的哪些變化？

托納多雷：在不同文化下，電影幾乎同時被發明出來。它在法國誕生，在德國誕生，後來又在中國誕生。因此，我認為電影不單單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事物，更是人類取得的共同成就。現在，我們已經無法想象，如果沒有電影，這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近50年來，我們有了更多觀影方式，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很多電影。

130年間，從拍攝技術角度看，電影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如影像成像方式、清晰度等。但也可以說電影沒有發生變化，因為從誕生那一刻起，電影作為一種講述故事的方式這一點沒有變。

電影誕生的最初十年間，科幻電影、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政治題材電影、歷史題材電影等不同題材的影片就已出現。130年間，我們還是繼續講述故事，祗是技術發生了變化，電影的完成方式不一樣了。現在，我們可以用更簡單的方式來完成電影拍攝。

當下，在意大利，大家常談電影危機，認為電影正處於下滑狀態。但事實上，新的電影、電影人還是會不斷湧現，並收穫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為一種交流工具，電影的本質沒有受到危機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電影人應相信電影產業，相信世界需要電影的存在。無論是導演、編劇，還是製片人、投資人、社交媒體平台，都既要講好自己的故事，也要勇於嘗試採用不同語言進行創作。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您認為電影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托納多雷：合拍電影可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瞭解彼此、增進交流，這是非常有益的事。我非常享受與中國同行合作寫科幻劇本，這是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

我特別喜歡中國，非常期待能有機會來這裡拍攝電影、參與合拍。意大利與中國之間的友誼是源遠流長的，希望兩國友好能持續下去，文化交流一直進行下去。

不同國家電影人之間的交流太重要了，因為電影人會在交流中產生靈感，創作出更多好電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電影人之間的深入交流、思想碰撞，對電影拍攝大有助益。

 

中新社記者：您的電影打動了幾代中國觀眾。您對中國電影、中國文化有何瞭解？想對中國影迷說什麼？

托納多雷：我一直被中國文化所吸引。我認識的一位執行製片人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常跟我講述在中國的各種見聞，總能激起我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心。我也來過中國多次，每次都會帶著美好的回憶離開。

我喜歡中國電影，包括張藝謀、陳凱歌等導演的作品，我喜歡那些讓我有機會瞭解這個國家及其文化的電影，也喜歡那些在叙事結構上獨具特色的影片，它們不一定直接講述中國文化或中國人的故事，但展現出一種不同於其他電影體系的獨特視角。

我同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有很多接觸，但之前因為工作原因，一直沒有機會成行。這次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來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近距離接觸上海這座美麗的城市。我非常期待從中國電影中看到更多新意，看到其背後蘊含的豐富文化。

我想對所有中國影迷說：真心感謝你們喜愛我的電影，儘管相距甚遠，但我仍能感受到你們帶給我的能量，也非常珍視你們對我的電影的喜愛。（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18日電　題：為什麼說“上海精神”是上合組織的“發展密碼”？

——專訪哈薩克斯坦國際問題專家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

作者　單璐　趙婧姝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2001年6月15日，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內容的“上海精神”被寫入上合組織成立宣言。24年來，上合組織始終弘揚“上海精神”，走出了一條新型區域合作之路。

如何理解“上海精神”的時代價值？為什麼說“上海精神”是上合組織的“發展密碼”？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哈薩克斯坦科學與高等教育部科學委員會哲學、政治學和宗教學研究所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會用哪幾個關鍵詞來形容上合組織？

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在我看來，“多元性”和“多邊性”能够體現上海合作組織的特點。

“多元性”體現在上海合作組織堅持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道路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推動成員國在多樣性中增進互信、深化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進程。

“多邊性”則體現在它獨特的決策機制——遵循成員國協商一致原則，任何重大決策須經全體成員國同意方可通過。儘管這一機制在決策過程中可能帶來一定挑戰，但相比於做出損害某一方利益的決定，確保決策的公正性更為重要。此外，上合組織內部的合作是多層次的，各國可以以成員國、觀察員國或對話伙伴的身份參與合作。

2024年7月舉行的阿斯塔納峰會首次採用“上海合作組織 ”模式，使更多對全球發展問題感興趣的國家能够參與相關討論。在當前國際關係日益動蕩、對抗加劇的背景下，上合組織展現出靈活性和包容性，為開展國際對話提供了穩定可靠的平台。

中新社記者：“上海精神”為何能寫入上合組織成立宣言？如何理解“上海精神”的內涵？

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任何國際組織的有效發展都離不開清晰的理念指引。在這一方面，上海合作組織自成立之初，就確立了“上海精神”作為其核心理念和指導原則，即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可以說這一理念倡導和諧共存，契合亞洲乃至全球許多國家的文化傳統。

“上海精神”強調平等協作、團結互信，主張成員國在相互尊重、照顧彼此關切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挑戰。這一理念與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相契合，展現出廣闊的合作前景和實踐價值。

在當今國際關係中，信任赤字擴大，全球共同發展的動力面臨嚴峻挑戰，而“上海精神”秉持團結協作、互利共贏的理念，為各國凝聚共識，攜手共建一個更加安全、繁榮的未來提供了良好契機。

中新社記者：上合組織自成立以來，如何從最初的安全合作逐步發展為涵蓋各領域的、全面合作區域性國際組織？“上海精神”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確實，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初衷是共同維護本地區的和平穩定，並共同應對影響地區安全與發展的現實挑戰。上合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機制，有效促進了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的國家通過對話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上合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與中國通過該平台加強安全合作，攜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並共同遏製毒品走私等嚴重跨國犯罪，有力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

隨著合作經驗的積累，以及成功實踐和有效合作機制的不斷豐富，上合組織逐步增強了戰略互信，並將這些經驗拓展至多個相互關聯的合作領域。這不僅在理念層面推動了“上海精神”的廣泛傳播，也在實踐層面依託觀察員國、對話伙伴等多層次合作機制，不斷深化全方位合作，並最終促成了新成員國的正式加入。

正是秉持“上海精神”中協商一致、尊重各成員國訴求的理念，上合組織合作領域不斷拓展、組織規模擴大，決議公信力得以提昇，使其能够為構建新的區域合作模式、塑造全球治理體系貢獻積極力量。

此外，由於上合組織吸納不同文明的國家參與合作，合作的過程也使組織內的互動更加多元和深入，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上海精神”的思想內涵。

中新社記者：當下，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秉持“上海精神”推動上合合作有何時代意義？

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這不僅深遠影響國際體系的穩定，也對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在內的多邊合作機制提出了新挑戰。許多國家正在努力尋求更加包容、公正和可持續的國際關係模式，以避免世界陷入地緣政治對抗和衝突的漩渦。

“上海精神”強調相互理解、尊重不同國家的發展道路和文化傳統，並構建廣泛的合作框架，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提供了建設性解決方案。

當前，世界秩序的演變應堅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原則，尊重各國合法權益、發展模式和文化多樣性。作為一個區別於“西方模式”的多邊組織，上合組織在全球對話中可發揮重要作用，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間的交流互鑒，為國際體系的穩定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上合組織當下面臨哪些挑戰？應如何化解？哈薩克斯坦對上合合作有何期待？

阿依達爾·阿姆列巴耶夫：上海合作組織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是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當前，全球局勢不確定性上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所抬頭，正在深刻影響國際秩序的演變方向。然而，這一趨勢與“上海精神”相違背。上合組織成員國有必要就國際秩序演變中的消極趨勢深入研討，並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加速推進的背景下，明確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

對中亞國家而言，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至關重要，避免大國博弈和激烈衝突在本地區乃至整個上合組織覆蓋區域內蔓延，關係到各國的生存與發展。上合組織應在成員國協調一致的基礎上，規劃並維護自身對未來國際秩序的共同願景。

對哈薩克斯坦而言，上合組織不僅是重要的國際組織，也是哈薩克斯坦外交活動的重點方向。當前，我們期待上合組織成為本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並有效防範熱點衝突與地緣政治對抗的風險。同時，隨著新成員國的加入，也期待上合組織能够制定並實施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社會經濟發展項目，惠及所有成員國。在這一過程中，確保合作質量、注重務實成效至關重要，這不僅將推動上合組織在規模上的持續擴大，更將助力其在務實合作領域取得更多成就。（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鄭州6月17日電　題：《說文解字》與西方詞典有何異同？

——專訪鄭州大學文學院原院長李運富

作者　楊大勇

東漢許慎有“字聖”之譽，其學說被稱為“許學”，編纂的《說文解字》（下稱“《說文》”）是中國最早系統分析漢字字形和解釋漢字音義的語文辭書。為何說《說文》是記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的典藏？《說文》與西方詞典之間有何異同？近日，鄭州大學文學院原院長李運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說文》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李運富：《說文》是東漢經學家和文字學家許慎編纂的一部字典，也是一部學術專著。說它是字典，因為它搜集了近萬個漢字，逐一加以解釋，並按部首分類編排，可以查檢應用。說他是專著，因為它有系統，有理論，有方法，通過分析近萬個漢字，證明了漢字的構形是有理有據，有一定規律的，並由此建立了漢字的形義系統。

《說文》的影響可從兩方面來看：

一是字典方面的影響。《說文》開創了部首編排法，釋義、析形、註音、書證相互配合的文字註釋體例，為後世字典辭書的編撰提供了基本規則和範例。從《玉篇》《類篇》《字彙》《康熙字典》，到現代的《新華字典》《漢語大字典》等，無不受其影響。作為字典，《說文》不僅在當時起到統一文字的作用，還成為後世漢字規範的標準和漢字教學的依據，閱讀古籍和釋讀古文字也離不開它。因此，許慎被尊稱為“字聖”。

二是學術方面的影響。《說文》蘊含的系統思想和理論方法，奠定了中國文字學的基本框架和發展方向。無論文字起源、功用、演變，還是結構分析、使用規則、文字與語言的關係等，《說文》均有涉及。此外，它對中國訓詁學和文獻學的影響亦十分深遠。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說文》是記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的典藏？

李運富：《說文》保存了大量中國古代文化信息，收錄的字詞涵蓋了天文、地理、動物、植物、器物、婚育、稱謂、行業等領域，是古人認識自然和社會知識系統的直接反映。

《說文》對字詞的分部編排，體現了古人對事物分類和歸類的思維方式，反映了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與理解。更主要的是，許慎對字形的分析、字義的解釋，很大程度上還原了古人造字表意的場景和過程，使後人通過這些分析和解釋得以窺見古代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情況。

可以說，《說文》是一部承載著豐富歷史文化知識的典藏，為今人打開了一扇觀察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窗口。

 

中新社記者：《說文》在推動中華文化傳承發展方面起到什麼作用？

李運富：《說文》整理規範了漢字，科學分析其構造方式和演變規律，為後世漢字的規範使用和傳承發展奠定了基礎，使漢字成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統。文字生文獻，文獻積文化，文化提煉文明，正是這套系統規範的文字符號，記載了中華浩瀚典籍，傳承了民族經驗知識與傳統價值觀，令中華文明積累凝練、歷久彌新。

此外，《說文》對漢字表意功能的闡釋解說，成為非漢語民族瞭解、學習漢文化的工具和橋梁，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

 

中新社記者：《說文》與西方詞典有何異同？

李運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字典或詞典均具備存儲、解釋、規範和查用等功能，且常被視為國家文化標誌。

由於東西方存在語言文字的不同和思維模式的差異，所編字典辭書很難等同看待。總體來說，西方語言（如英語）使用拼音文字，字與詞完全一致，所以他們祗有“詞典”，沒有獨立的“字典”。中國漢字與漢語並不完全對應，同字異詞、同詞異字現象普遍，因此既有字典又有詞典，字典與詞典雖有交重，但性質不同。《說文》作為古代的字典，又帶有學術專著性質，不能跟現代的西方詞典相提並論。

若忽略時代與內容差異，僅從形式上看，二者差異主要體現在：

一是收釋對象不同。《說文》以單字為核心，涵蓋同詞異體字與異詞同形字；西方詞典則以詞語（多為複音詞）為單位。

二是編排方式不同。《說文》按照“分別部居”“據形系聯”的方式構成總體的形義系統；西方詞典注重查檢便利，通常嚴格按單詞的字母順序排列。

三是解釋體例不同。《說文》對字頭的解釋包括義、形、音三個方面，構造理據上的形體分析是重點，也是特色；西方詞典對詞目的解釋不涉及形體，通常會包括被釋詞的所有義項和用法。

四是性質功用不同。《說文》兼具工具書與學術專著雙重屬性，因而它的價值功用是多方面的，難以仿作和改進；西方詞典多為純工具性，大都可動態修訂，現實適用性強。

總之，《說文》與西方詞典根植於不同文化土壤，各有特點與受眾，但工具屬性與文化價值可互鑒互通。

 

中新社記者：“許學”研究機構為何能走向海外？

李運富：亞洲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國，歷史上曾長期使用漢字，需藉助《說文》解讀漢字文獻。

西方人使用的語言文字與中國不同，但想瞭解漢字的特點和中國文化的奧秘，有效的途徑是通過《說文》進行學習和研究。過去，來華傳教士藉助《說文》學習漢字漢籍，讓自己融入中國文化，並將中國典籍傳播到西方。

今天，受中國漢字文化魅力的影響，歐美地區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還成立了“許學”研究組織，將《說文》列為重要的學習和研究書目，其目的都是藉助《說文》深入理解漢字的文化內涵和中國的文化奧秘。

《說文》在國外的傳播和研究，增進了文化理解和國際交流。這種文化交流有助於推動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促進人類文明的繁榮與進步。（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15日電　題：香港對祖國抗戰的貢獻

作者　劉蜀永　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

香港曾經歷156年外國殖民統治的歲月，然而中國近現代史的許多重大事件，香港並未缺席，而且發揮過獨特的歷史作用。抗日戰爭也是如此。

香港與抗日救亡運動

由於與內地“血濃于水”的同胞情誼，以及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地理位置，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活動中心之一。

1938年6月14日，保衛中國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以下簡稱“保盟”）在香港宋慶齡寓所宣告成立。保盟是宋慶齡為團結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援助中國抗戰而創立的組織。保盟利用香港國際聯系廣泛等有利條件，通過出版《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等方式把中國民眾的深重災難和中國戰場的緊迫需要傳達給國際社會，為中國抗戰，特別是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募集了大量資金和物資。成立一年，保盟就募集到來自各國友人和海外華僑的捐款折合港幣25萬元，以及衣服、日用品、醫療器械、藥品、罐頭食品等大量物資。

當時運至香港的救援物資，先在保盟設于灣仔的倉庫中分類整理，集中裝箱，然後運往內地。粵漢鐵路暢通時，救濟物資多由此線運送。粵漢鐵路陷落後，改由經法屬印度支那運往中國廣西或雲南，然後轉送他處。無論是戰時首都重慶，還是交通閉塞的延安，甚至遠在山西五台山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都曾收到過保盟輾轉運去的救援物資。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正式成立，廖承志和潘漢年出任負責人。保盟為八路軍、新四軍籌集的救援物資，大多由辦事處設法轉送。鄧文田、鄧文釗兄弟的崇德堂進出口莊就是辦事處接收和轉運物資的聯絡站。1939年10月，辦事處收到南美華僑捐贈的大批西藥以及東南亞華僑捐贈的20輛卡車和兩輛轎車。辦事處還向海外華僑，尤其是東南亞華僑傳播有關延安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消息，並協助多批華僑回國服務團回鄉參加抗戰。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和由新加坡、香港司機組成的華僑回國服務團，都曾得到辦事處的支持。

香港各階層民眾自始至終關心和支援祖國抗戰。“七七事變”後，在香港，以援助抗戰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成立，總計不下數十個。這些團體通過廣泛開展活動募集捐款。如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香港學生賑濟會通過街頭賣花、賣物會、義唱、義演、節食活動等方式，募集港幣兩萬餘元。1938年8月，香港的“八·一三”救國獻金運動開始於九龍深水埗的瓜菜小販，而後範圍迅速擴大，取得了募款百萬的巨大成績。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將慶祝雙十節宴會款項改作捐募寒衣，香港76個商團聯合募集寒衣36萬件。其他賑濟團體、學生界則舉行贈旗募款，採購寒衣及防毒面具。1938年底，香港九龍新界司機總工會的工人師傅，走遍港島、九龍和新界，籌集港幣四千餘元購買了前方急需的救護車及藥品，開車前往桂林捐獻給八路軍。1939年，按照宋慶齡的建議，香港的幾個婦女團體幫助保盟募集了4500多種中國藝術珍品，運至紐約、巴黎和倫敦出售，所得收入用於中國的醫療救濟事業。1941年5月，國民政府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秘書長黃炎培來到香港勸募公債，香港各界熱烈響應。

香港民眾援助祖國抗戰的另一種形式是組織救護隊、回鄉服務團等。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十九路軍奮起抗擊日軍。上海中華醫學會會長牛惠生呼籲香港中華醫學會支援上海抗戰，得到熱烈回應。施正信、馮慶友等20余名醫護人員組成香港醫療護理隊開赴上海，到設在公共租界的收容傷兵醫院工作一個多月，醫療護理隊成員多數來自香港東華三院。醫生李崧也攜帶兩箱藥物奔赴上海，找到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介紹其認識牛惠生後，李崧在牛惠生的帶領下前往永安、先施、大新等三大公司募捐，把戰地醫院建立起來。李崧在救傷醫院廢寢忘食地工作了一個月，1937年8月13日，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李崧再次趕到上海，還是找何香凝女士和牛惠生醫生，又干了一個月左右的救傷工作。

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抗日游擊隊中，東江縱隊是實力最強的一支部隊，港九獨立大隊（以下簡稱“港九大隊”）則是東江縱隊中最有特色的一支部隊。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經過18天的戰鬥，英軍投降，此後香港抗戰的重擔就落在港九大隊身上。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它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抵抗的抗日武裝力量。

香港戰略地位重要，是日軍在太平洋的轉運樞紐和海軍中繼站，以及其北上侵略中國內地和南下侵略東南亞國家的重要據點。港九大隊可謂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它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在香港開展農村游擊戰、海島游擊戰、海上游擊戰和城市游擊戰，大大小小50多次戰鬥，有效干擾了日軍的戰略部署，亦使駐港日軍和漢奸惶恐不安。

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斃傷日軍100余名，斃傷漢奸、偽警及間諜等70余名，俘虜、受降日偽軍600余名，炸毀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余支，機槍60余挺（包括英軍棄械），炮6門，繳獲敵船至少33艘，擊沉4艘，並繳獲大批彈藥。

港九大隊的傳奇抗日英雄劉黑仔和戰友黃冠芳等活躍在獅子山下，多次襲擊日軍，並曾炸毀啟德機場的油庫和一架飛機。

港九大隊站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前哨。東江縱隊共營救國際友人89人，其中大部分是港九大隊及其前身的武工隊營救。

1942年1月，英軍賴濂士中校等四人從深水埗集中營逃走。在港九大隊前身的武工隊護送下，順利脫離險境到達大後方。此事促成後來英軍服務團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軍事情報工作方面的合作。

1944年2月，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在轟炸香港啟德機場時，戰機被日軍擊中，他跳傘逃生。港九大隊以“圍魏救趙”之計，分散日軍注意力，派遣劉黑仔等護送克爾安全轉移到後方。此事後來促成美軍和東江縱隊的情報合作。

港九大隊與盟軍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國際軍事情報合作，為保衛香港、打擊日本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

港九大隊的戰鬥歷史是香港社會寶貴的精神財富，體現了港人的愛國傳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存亡緊要關頭的歷史擔當，我們應用好這筆精神財富，教育和鼓勵年輕一代，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6月12日電　題：儒家價值與人類共同價值

作者  陳來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

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怎樣認識儒家文明與人類共同價值的關係呢？

“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提法意味著，這些價值的適用性不僅在一個國家之內，也適合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部事務及關係。簡言之，人類共同價值不僅是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制度形態的國家共同追求的普遍性價值，也是適用於當今世界各個國家之間、各個文明之間關係的價值，應是聯合國的目標和宗旨的價值表達，故也可稱為“世界價值”。特別是，其中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提出，是把原來適用於一國之內的價值“世界化”，以構建合理的世界秩序。

基本價值的世界化、國際化，是一個老問題，民主、自由、公平是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特別重視的價值。但是一些西方國家在國際關係和世界事務中從不奉行，這些價值對它們並不是“普適”的，祗是其國內的政治價值，不是世界的價值。在世界事務中它們崇尚的是強權主義、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提出民主、自由是人類共同價值，包含著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訴求、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國際貿易自由化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意義。公平即主張各個國家一律平等，民主即世界大事要共同商量，反對大、強、富國欺壓小弱貧的國家。“人類共同價值”是要把這些價值真正擴展到人類所有事務，使之真正成為普遍性的價值。

這使我們想起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世界倫理”運動。世界倫理可包括世界各國之間的行為準則，也包括跨文明的人類行為準則，具有更深的倫理意義。這就引出一個討論，前文提到世界價值就是人類共同價值，那麼“世界倫理”是不是“人類共同價值”？從被一致公認為世界倫理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看，應該說世界倫理既是一種價值觀，也是謀求確定人類基本的價值共識，而世界倫理就是要展示人類基本價值和道德。因此，“世界倫理”應當屬於“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的一部分，是人類共同價值的道德倫理基礎。區別在於，世界倫理的指向，可以落實在個人的行為上（當然不限於個人），而人類共同價值則是以國家為單位，指向國際關係，並不落實在個人的行為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分別對應三個層次，即個人、社會、國家，而“人類共同價值”則針對“國家”，是第四個層次，是指向國家之間的世界。這就使我們對價值的認識形成四個層次，世界、國家、社會、個人，更為完整。

然而，真正確立人類的共同價值，並不能祗停留在國家間的行為表面或國際政治層面。人類共同價值必有其深層的倫理基礎，即世界倫理。沒有世界倫理，特別是世界倫理的金律、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類共同價值就不完整，就缺乏道德的基礎，我們也就不能找到認識中華文明與人類共同價值關係角度。

有了倫理道德基礎的角度和視野，我們就能發現中華文明的思想理念與人類共同價值有密切關係。中華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價值原理，應該說表達了人類共同價值的道德基礎。

總而言之，可以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金律是“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倫理基礎。

分而言之：

第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公平”的基礎；

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發展”的基礎；

第三，“和而不同”，是倡導寬容、多元的對話，是“民主”的基礎；

第四，“以德服人”，王道正直，是“和平”的基礎；

第五，“天下為公”，不謀私利，是“正義”的基礎（如全球氣候問題及其義務分配）。

至於自由，熊十力曾提出：“自由者，非猖狂縱欲，以非理非法破壞一切紀綱可謂自由也；非頽然放肆，不自奮、不自製可謂自由也。西人有言，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此當然之理也。然最精之義，則莫如吾夫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自由者，至此而極矣。夫人而不仁，非人也；欲仁而仁斯至，自由孰大於是，而人顧不爭此自由何耶？”（出自《十力語要》卷三）就是說自由不是猖狂隨意、放縱欲望，不是破壞法律和社會規則，不是一切放肆。自由必須以他人的自由為界限。而自由的最精確的表達應是孔子所說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即人實現其理想的自由意志，是人心內在自有的主宰。這是真正的自由。根據這一看法，我們可以說：

第六，“欲仁而仁”是自由的基礎。

這六項不僅可以指向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成為這些價值後面的深層理念，它們本身也是人類生活最基礎的道德價值。故人類共同價值除了世界事務、國家間關係的價值約束外，也同時是人類一切生活所必需。由此可以體現出儒家文明原理的普遍意義。

其實，上述六點都是儒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對人類共同價值的貢獻。這也使我們想起孟子所說的“仁”與“人”的關係——孟子說“仁也者人也”，《禮記》作“仁者人也”，與孟子一致。這是古代儒學中的重要論題。在歷史上，對“仁者人也”有過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反映了不同時代人們對“仁”本質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對人類共同價值的思考，可以對“仁者人也”給出這個時代的詮釋，即“仁就是人類最根本的共同價值”，或“仁是人類共同價值最根本的原理”。（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曼谷6月11日電　題：全球化並非威脅，而是機遇

作者　阿奈·勞塔瑪特　泰國高等教育與科研創新部前部長

早在“全球化”一詞出現之前，泰國便以開放姿態參與對外經貿往來與人文交流。從古代“黃金之地”的貿易路線，到當今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泰國不僅適應了全球化的浪潮，更將互聯互通轉化為機遇，實現了持續繁榮。

早期全球化塑造的文明

兩千多年前，泰國所在的這片土地，曾是活躍的地區貿易網絡的一部分，連接古羅馬、波斯、古印度和中國。充滿活力的小城邦通過跨域貿易，交換珠飾、器物等商品，並進行文化交流。這些早期的互動，為該地區奠定了參與全球化的基礎。

千年之後，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墮羅鉢底國的興起，展現了泰國先民吸收外來思想並塑造自身身份的過程。中國宋代的海上貿易，進一步將東南亞地區融入繁榮的經濟圈，為素可泰、阿瑜陀耶等泰國王朝的崛起舖平了道路。

阿瑜陀耶：前現代全球化的典範

泰國歷史上，阿瑜陀耶王朝（公元1351年—1767年）的崛起絕非偶然，而是貿易與外交智慧的典範。隨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的最大貿易國之一，阿瑜陀耶將自身定位為關鍵樞紐，在本國文化中融合了印度文化和中國經濟實用主義。這種適應性讓泰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席捲的全球化浪潮中獨善其身——通過巧妙的平衡外交策略、選擇性現代化與文化韌性，泰國成為東南亞唯一未遭殖民的國家。

現代全球化的挑戰與機遇

如今，我們面臨新的考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全球秩序正遭受衝擊——貿易爭端、地緣政治重組與保護主義抬頭威脅著這一曾讓數億人脫貧的體系。然而，泰國的歷史告訴我們：孤立絕非選項。面對新考驗，泰國的目標依然非常清晰。

一是強化東盟並拓展合作，在深化與東盟國家紐帶的同時，加強與中國、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聯系。

二是鞏固與歐洲、日本及韓國的夥伴關係，這些關係對技術引進、投資與平衡外交至關重要。

三是建設性對接美國，倡導基於規則、互利共贏的全球化，不對抗或孤立任何國家。

四是改革與適應，正如阿瑜陀耶借鑒外來模式卻堅守主權，泰國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失本色。

歷史證明，全球化並非威脅，而是機遇。從“黃金之地”的貿易到阿瑜陀耶的黃金時代，再到如今的數字經濟時代，泰國始終致力于將挑戰轉化為優勢。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應倡導一種公平、包容、基於規則的全球化，應“築橋”而非“築牆”，確保泰國不僅在全球化中生存，更能乘勢而上。（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