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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上海12月16日電　題：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創造？
——專訪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楊國榮
作者　高志苗　樊中華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哲學家馮契就提出，中國哲學正面臨著“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中國哲學家應當積極參與其中。時至今日，中國哲學如何更深入、更自覺地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仍受學界關注。中國哲學發展應怎樣實現真正的“學無中西”？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創造？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楊國榮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學無中西”是您一直奉行的治學理念，如何理解和踐行？

楊國榮：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20世紀初已提出“學無中西”，這一觀念今天並沒有過時。今天從事哲學思考，應當站在世界哲學的高度和視野下反觀不同傳統，無論中國哲學抑或西方哲學，都是今天進行哲學探索的必要資源。站在世界哲學的角度來看待中西哲學之間的關係，兩者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排斥關係，相反，西方哲學可以構成進一步思考中國哲學的重要參考背景。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西方哲學包含豐富的思想資源，認真地理解、吸取、消化這些資源，是提升哲學理論素養的途徑之一。

中國近代哲學家的思想，都在不同意義上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在回溯中國古典哲學的同時，中國的近現代哲學家又以恢宏的氣度，理解、吸納西方哲學，並進一步融合兩者，以構成自己的體系。由此形成的哲學系統，既不完全是中國的，也不純粹是西方的。這種形態從一個方面賦予中國近現代哲學以獨特性或創造性。

19世紀以來，中國學者開眼看世界，並以開闊的胸懷接納其他哲學脈絡，這一觀念現在無疑需加以延續。從學理層面看，它意味著在世界哲學的視野下看待中國哲學並從事哲學思考。中國哲學並不僅僅是既定的、歷史的東西，它處於生成過程中，具有開放的性質，當代中國哲學同樣需要進一步發展，唯有如此，中國哲學才會有新的生命力。如果說，以世界哲學為內涵的開放視野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延續生成過程的前提，那麼，注重多元的哲學智慧則為這一過程提供了內在的理論依託。

我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馮契先生在20世紀提出的主張，即中國哲學應當積極參與到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之中，在我看來，對中、西哲學的資源加以匯通，是今天思考哲學問題所不可或缺的。

中新社記者：作為馮契先生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您如何理解“世界性的百家爭鳴”？為何說不同文明在相遇中會形成新的創造？為何要強調文明高於民主？

楊國榮：哲學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我們在建構現代思想體系的時候不能偏向一端，中西結合無疑是需要的，這一結合的背後是世界哲學的觀念。所以馮契先生說我們要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不是中國先秦社會的百家爭鳴，中國哲學應該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亮相，進入世界哲學的共同體之中。

不同的文化傳統對哲學有不同理解，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需要理解現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可以提供智慧共同解決世界性問題，這種智慧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獨特性。

舉例來講，哲學上的倫理學，涉及形式和實質問題。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批評形式主義倫理學，並提出了實質倫理學，更加註重倫理學的實際意義，與社會生活的關聯等。歷史地看，形式和實質的關係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未能很好解決。比較而言，中國哲學則有其獨特思路：中國人注重“仁”與“禮”的統一，“仁”側重於肯定人的內在價值，具有實質內涵；“禮”則表現為普遍的規範，具有形式層面的要求，“仁”與“禮”的統一表明在中國哲學中，形式和實質並不衝突。

在“世界性的百家爭鳴”基礎上，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相遇，是因為它們構成了創造性思考的前提。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形成的成果已具世界意義，文明共建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簡單的比較，它為今天文化建構及新的文化生成提供推動力。

這裡可以提及文明與民主的關係，我的看法是，文明高於民主。從價值系統來看，當代的西方文化似乎趨向於把近代以來的價值趨向和價值觀念作工具化、片面化的理解，並自詡為“民主”國家。然而，這一視域中的民主，本身往往被扭曲，其形態首先側重於形式層面，通常所說的一人一票的選舉，便構成了民主的形式化典型。這種“民主”形式表面上似乎包含民眾的“普遍”參與，但從實質的層面考察，在選舉之前，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況往往缺乏真實瞭解；在選舉之後，民眾便立即離場。在被扭曲的形態下，“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表現之一是以民主為劃分陣營的標準：與某一利益集團自身觀念一致的，就是民主；反之，則是所謂“威權”，民主與威權的對峙，成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套語。

文明高於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不僅涉及近代以來的價值觀念，而且包含傳統的價值原則。在這個意義上，選擇文明概念，對其豐富內涵進行多方面具體闡釋，也有現實意義。從世界範圍來看，話語權體現價值取向，突出文明可以反轉以民主自由為“價值制高點”的扭曲形態：文明概念高於民主、自由，其內容並非排除民主、自由，而是在實質上汲取並涵蓋了這些價值觀念。

按其內涵，這一問題和正義與仁道的關係具有相似性。歷史地看，仁道是中國儒家的基本觀念，它以肯定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為核心，也就是說，它所確認的是作為人不同於物的價值。正義則以個體權利為中心，所謂“得其應得”，這一規定的前提，是對個體權益的強調。肯定仁道高於正義或仁道高於權利，意味著確認人之為人的價值，高於僅僅注重個體利益。文明高於民主、文明高於自由，可以視為以上觀念的引申，其中包含實在的價值意義。

中新社記者：您在儒學、宋明理學、中國近現代哲學、倫理學、中西比較哲學等領域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學術著作數部。您經歷了怎樣的治學歷程？未來希望如何傳承和發展？

楊國榮：如果將歷史的考察與理論的建構結合起來看，我的學術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主要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為主，但歷史的考察中又滲入理論的視域；第二階段是進入21世紀後，我更注重哲學的理論思考，但同時又留意歷史考察。當然，“史”和“思”始終是互動的：前一階段也包含了對歷史的理論性思考；同樣，後一階段並非與歷史的關注無涉，兩個階段雖有側重，但非嚴格分離和對立。

我目前的工作是從人的視域理解和考察世界。前一時期考察的“以道觀之”，側重於從形而上的層面理解世界，“以事觀之”主要從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溝通中把握人與人的世界。然而，不管是“以道觀之”還是“以事觀之”，歸根到底仍是“以人觀之”：“以道觀之”和“以事觀之”的主體都是人，在實質的層面看，最終乃是人“以道觀之”或人“以事觀之”。這種“觀”，也就是從人的視域出發，考察世界與人的存在。從這一層面考察人與世界，大致是我目前從事的思考。

我指導學生的工作最早始於20世紀90年代，迄今約有100餘位學生取得了碩士或博士學位，一些學生完成了博士後出站工作。作為導師，相比於事無巨細的“指點”，我更加強調“自學”的意義。我鼓勵他們勤奮閱讀、大膽思考，強調應以自我學習、自我充實為主。之所以如此，可以說與自己求學階段的經歷相關，也可能受到馮契先生指導風格的影響。總體上，我希望為同學們營造更多自由、開放的學習氛圍，我的這種培養思路意在希望大家能够“在高等學校中自學成才”。

從1988年開始，我從教已逾36年。所開設過的主要課程涉及多重方面，諸如《理想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典籍，在《成己與成物》《道論》等專著中所關注到的重要內容及核心觀點等都開設過系統性和針對性的課程，覆蓋本科、碩士、博士。

每年為學生們開設固定課程的同時，我也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參與課程教學，其中包括來自美國、法國、瑞士、希臘、意大利、白俄羅斯、越南等世界各地相關研究學者，從而進一步豐富課堂教學的多元性和趣味性，也為哲學發展注入廣闊視野和新鮮活力。（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11月20日電　（記者　徐婧）“希臘人——從阿伽門農到亞歷山大”展覽開幕式20日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匯聚希臘境內14家博物館和文物機構的270件（套）藏品，涵蓋古希臘文明各個時期，為觀眾展開一幅全景式古希臘歷史畫卷。

作為首都博物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系列展覽之一，此次展覽匯聚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塞薩洛尼基考古博物館等希臘境內14家博物館和文物機構的270件（套）藏品。這些展品跨越了希臘新石器時代至希臘化時代，涵蓋古希臘文明各個時期，以文物追溯現代西方文明之源。展覽旨在成為連接中希兩國文化交流的橋樑，為促進中希文明交流互鑒搭建新的平台。

策展人邵欣欣介紹，展覽共分為愛琴文明、城邦興起、古典時代、文化遠播四部分，以實物形式生動展現古希臘社會和文化風貌，帶領觀眾領略古希臘文明成果，理解文明多樣性與共同性。

希臘駐華大使埃夫耶尼奧斯·卡爾佩里斯表示，本次展覽為中國觀眾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這些展品可以全方位地瞭解希臘文明的歷史。“兩國之間的文化紐帶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古代，今天的相遇不是第一次會面，是一場文化互動，它使得世界文化更加豐滿，值得世人的垂青。”

本次展覽11月21日起對公眾開放，將持續至2025年5月18日。（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柏林11月12日電（馬秀秀 張萌）蘇北琴書《走親戚》劇情幽默風趣、蘇州彈詞《知音》唱腔優美、好來寶《江格爾》營造出濃厚的草原文化氛圍……

當地時間12日晚，第九屆德國“中國曲藝周”柏林曲藝晚會在柏林中國文化中心舉行。當地200多名華僑華人和德國友人共同觀演。

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公使曾穎如在致辭中表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中德兩國在藝術文化領域有著廣泛的交流合作，取得了許多可喜成果。希望曲藝這種根植中國民間、深受普通民眾廣泛喜愛的藝術表演形式也能得到德國朋友們的歡迎，也期待德國“中國曲藝周”這一優秀文化品牌繼續為中德文化交流架起友誼的橋樑。

柏林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孫勤航表示，曲藝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豐富的表現方式，生動傳達著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和生活哲學。自2013年起柏林中國文化中心與中國曲藝家協會合作，迄今已在德國共同舉辦9屆“中國曲藝周”。希望通過這種跨文化的藝術對話，進一步加強中德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和心靈相通。

晚會由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演員張旭東主持，眾多曲藝表演藝術家帶來了精彩紛呈的節目，涵蓋相聲、琴書、南音、蘇州彈詞等多種藝術形式。

相聲《老外看中國》表演者耶果來自烏克蘭，在中國生活工作了十幾年。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他表示，雖然中文難學，但一旦深入中國生活，就會越來越喜歡中國。他認為，相聲中蘊含著多種中國藝術和文化知識，也希望通過相聲吸引更多外國朋友瞭解中國文化。

“今晚我們有幸欣賞了一場精彩的中國曲藝晚會。”德國觀眾蔔霍伊爾夫婦表示，即使語言不通，仍能通過演員們的體態、神情和音調變化，體會到其中的幽默和歡樂，感受到故事的氛圍和情感。

據瞭解，11月14日，中國曲藝藝術團還將赴斯圖加特演出。（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濟南11月8日電　題：東西方古典學本質上驚人相似
——專訪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
作者　李明芮　李欣　趙曉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Amfilochios Papathomas）受邀參會。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儘管東西方古典學的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討人類本質、生存狀態以及面對困境時的思考上，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古典學在價值觀和倫理觀上有哪些異同？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在我看來，東西方古典學在道德觀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並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顯著。當我們深入探究東方的倫理與西方的價值觀時，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精神共通之處。

更為驚人的是，當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古希臘人秉持的“至善”“美德”與古代中國人所秉持“仁愛”“禮儀”等價值觀和道德觀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這也證明了人類在追求更高尚的道德、更和諧的社會以及更美好的世界方面，始終保持一致。

我堅信，祗要我們更加深入瞭解彼此的社會、歷史及哲學，就會意識到東西方古典學在價值觀和道德觀方面的本質是相似的。我們擁有共同的過去，也完全有能力攜手共建一個共同的未來。在此過程中，相互理解和尊重將成為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中新社記者：古希臘思想與中國先秦思想有哪些共性？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我敢斷言，古希臘和中國先秦時期所面臨的挑戰，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相似的，兩種思想都試圖分析人類和人類思想在社會中的定位，建立一種哲學態度，以幫助人們跨越代溝，尊重傳統，並在傳統的基礎上為類似的問題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其實不難發現，儘管東西方古典學的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討人類本質、生存狀態以及面對困境時的思考上，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不僅體現在對人類痛苦的深刻洞察上，更體現在探索人們如何克服痛苦、尋求智慧上。

東西方的古典思想都試圖通過不同的方式，幫助人們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保持內心的平和與堅定。它們鼓勵人們尊重又不拘泥于傳統，在傳統的基礎上勇於創新，為解決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徑。

因此，我們應該珍視這些古典遺產中的共同元素，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解人類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時的重要指引。通過強調這些相似之處，我們可以更好地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前行。
中新社記者：古典學為現代社會帶來了哪些啟示？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在我看來，人類社會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大同小異。人類面對相似的問題，也擁有同樣的情感和感受。從古希臘經典和東方經典中都可以尋到線索和脈絡，比如亞裡士多德和孔子的思想等，都展現了人類所經歷的情感與感受。這些思想不僅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更是塑造完善人格、構建美好社會的起點。

因此，對於現代社會而言，瞭解古典學顯得尤為重要。它能為我們提供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因立場差異而產生的其他很多問題的方案。

文藝復興期間的歐洲，經歷了古典學研究的復興。在這期間，西方文明的古典學研究助力歐洲擺脫了中世紀的桎梏，構建了一個全新且現代的人文社會。我認為，這也是當代人文經典研究的任務與目標。

我們可以藉助古典學，將過去的知識與道德成就，融入並轉化到現代社會中。這樣，我們就能運用古典時期的知識與成就，去啟迪更多人，豐富我們看待當下與未來的視角。

誠然，古典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不僅記錄了歷史，更蘊含深刻的哲理與道德啟示，還跨越時空界限，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人生經驗和處世哲學。從古典哲學和文學中，我們可以汲取豐富的營養與智慧。這些經典之作不僅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還讓我們學會如何以更加寬容、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去面對和解決現代社會中的種種問題。
中新社記者：古希臘思想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為何能延續至今？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我認為，古希臘思想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所以能够延續至今，源於我們懂得尊重並融合各種思想和文化元素。

希臘與中國都孕育了眾多哲學流派與思想。希臘哲學中，斯多葛主義、伊壁鳩魯主義、柏拉圖主義、新柏拉圖主義及畢達哥拉斯學派等，各自獨樹一幟，卻又在道德追求上殊途同歸。

希臘與中國哲學共同關注如何塑造更完美的道德個體，以及這樣的個體如何攜手共創美好世界。祗有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技術、發現與成就才能隨之而來，我們作為社會成員也將因此受益。這一共同的哲學元素，正是古希臘與中國古代哲學家提出相似解決方案的根源所在。

此外，希臘哲學與中國哲學都展現出一種跨越時代的生命力與對話精神。從柏拉圖的教誨到新柏拉圖主義，再到如今持續探討，希臘哲學從未停歇，始終豐富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我認為，這種成熟與智慧正是希臘人與中國人所具備的寶貴品質，在面對經濟、政治或軍事危機時，我們需要這樣的成熟與平和來尋找解決方案。

在這個充滿危機與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我們更需要哲學家們的智慧與引導，他們能够以更成熟、更平和的態度審視問題，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重要力量。這是我們可以為世界作出的貢獻，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與使命。
中新社記者：中希聯合舉辦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對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有何意義？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東方與西方之間往往難以達成相互理解，原因之一正是，雙方對彼此過去與現在的知識、歷史與哲學思想，以及經典思想的瞭解存在不足。

以希臘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學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典哲學，均是世界文明根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塑造了我們的過去，更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現在。

中希聯合舉辦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樑，對於促進東西方之間的理解、塑造共同的價值觀念，以及推動雙方為構建更加和諧美好的世界而攜手合作，具有促進作用。祗有當我們真正跨越知識的鴻溝，深入探索並尊重彼此的文化遺產時，東西方才能真正實現心靈的契合與智慧的交融。（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成都11月7日電　題：經典藏著塑造民族個性的密碼

——專訪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宮城德也

作者　邱川浩　賀劭清　岳依桐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7日在北京正式開幕。大會開始前，來自16個國家的30余位專家學者、文化名家來到四川，在行走中品讀中國。

古典學如何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古代西方思想對現代東方社會有何價值？夏目漱石、村上春樹等日本文人如何從西方經典受到啟發？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宮城德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長期從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您如何看待世界古典學大會等古典學學術活動？

宮城德也：全世界不同民族、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經典。哪怕是全世界的學者研究相同的經典，學者所處地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也會導致其研究水平、研究傾向有所差異。

西方古典學的研究已較為成熟，東方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古典學研究還在起步階段。但東方學者仍可通過翻譯文章、學術論壇，將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介紹到本國，為世界古典學作出貢獻。東方學者在此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與西方學者不盡相同，甚至可能產生西方學者從未有過的識見，對西方古典學研究產生互補作用。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中國舉行。哪怕是大會前期的四川省走讀活動，我們也能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古典學家溝通交流，瞭解前沿古典學研究動向以及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讓學者找到合作契機，推動世界古典學進一步發展。
中新社記者：遙遠的古典學對現代社會有何意義？

宮城德也：支撐現代社會的許多理念，其淵源可以在東西方的經典中找到。各民族的經典，藏著塑造這個民族個性的“密碼”。甚至這些經典還可能影響其他民族和國家。

比如，佛教雖起源於印度，但在其本國並未成為主流，日本文化卻深受佛教影響。

經典由古人的智慧和思想所凝聚。研究經典，不僅對構建現代社會有重大意義，對未來社會的建設也同樣舉足輕重。重視自己的經典，才會尊重其他民族、國家的經典。不同民族、國家經典的交流互鑒，將帶來新的發現，並促進新文化的形成。
中新社記者：古代西方思想對現代東方社會而言有何價值？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村上春樹等日本文人曾如何從西方經典受到啟發？

宮城德也：同西方學者相比，日本學者研究與自己母語結構完全不同的希臘語、拉丁語經典，顯然存在劣勢。如果日本學者對古典學的研究目標，是成為高水平的西方古典學研究者，這條科研之路可能會十分艱難。

但東方學者也有自己的優勢。我們能更好地將西方經典用我們的語言，介紹給該語言的使用者。

當然，研究古典學應以超越國家的水準為目標。但我們可以先用自己的語言向本國介紹屬於“外來文化”的西方經典，提供形成新文化的契機。

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村上春樹、多和田葉子等日本作家曾受到西方經典的啟發，創作了《我是貓》《獅子》《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文學作品。這也是日本的西方古典學學者翻譯、研究西方經典的成果。
中新社記者：古典學可以為東西方文明互鑒提供什麼助力？

宮城德也：要真正瞭解西方文化，研究西方經典不可或缺。同樣，理解東方文化，也需要建立在理解中國經典等東方經典的基礎上。

通過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學習其他民族、國家的經典，必然會加深不同民族、國家間的相互理解。

由於個人不可能全面學習東西方所有經典，因此更應推動世界古典學研究。一個民族、國家的經典，不僅由本民族、國家的學者參與研究，還應有其他民族、國家的學者共同參與。通過對各經典的交流互鑒，共同創造一個對人類而言更美好的社會。（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成都11月6日電　題：以古鑒今方可通達未來

——專訪波蘭華沙大學考古系榮休教授安傑伊·尼溫斯基

中新社記者　岳依桐　賀劭清

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於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開始前，來自16個國家的30餘位專家學者、文化名家來到四川，在行走中品讀中國。

世界古典學大會如何為人類發展進步注入思想動能？古典文明可以為解決現代世界問題提供哪些智慧與啟示？波蘭華沙大學考古系榮休教授安傑伊·尼溫斯基（Andrzej Niwiński）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世界古典學大會如何為人類發展進步注入思想動能？

安傑伊·尼溫斯基：對我個人而言，所有古典學相關的會議，我都將其視為一個更深入瞭解自己的機會。隨著年歲增長，我愈發感受到深入探索古典學，與不同地區學者交流古典學機會的可貴。

通過世界古典學大會，東西方學者分享古典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討論東西方面臨的共同問題，從而推動世界古典學進步，這樣的交流對於古典學研究至關重要。

同時，東西方學者還能將自己在古典學研究，以及在此次大會中學到的知識傳遞給公眾。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藉助出版物、講座以及媒體的力量，將古典學領域的專業知識轉化為易於理解的內容，從而提高公眾的文化素養，並激發更多人對古典學研究產生興趣。

讓更多人理解古典文明的重要性並非易事，因為不是所有學者都能有效與公眾溝通。我認識幾位知識淵博的學者，他們擅長研究，卻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如何將專業研究成果轉化為通俗易懂的信息，讓大眾更好地理解和欣賞，正成為古典學研究領域面臨的一大挑戰。

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跨學科的合作，比如與教育專家、媒體工作者合作，從而找到更有效的傳播、溝通方式。世界古典學大會就是這種有效交流方式的探索。我相信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在大會上討論的主題不會僅停留在北京的會議室，更會在全世界傳播，甚至讓部分對古典文明一無所知的人也能瞭解到人類的過去，瞭解古典學。

中新社記者：古典文明可以為解決現代世界問題提供哪些智慧與啟示？

安傑伊·尼溫斯基：有時候人們會忘記，我們祗是漫長生命線上的一點。我們不應祗向前看，祗關注未來，還應該時不時地回顧過去，找到古代與未來的平衡。這樣的平衡有助於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相互理解。

有時候，過去的歷史事件與現在各國正發生的事件十分相似。所以對古典文明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所處的時代，以及人類自身。

現代社會不同文明發生衝突的背後，是對彼此瞭解，尤其是對文明源頭瞭解的缺乏。如很多人誤以為古埃及人信仰許多神祇，但作為古埃及的研究者，我知道這些觀點並不正確，因為古埃及人實際上祗信仰一位神。祗是神有千面，自在人心。比如古埃及神話中的貓神——巴斯泰托（Bastet）女神，就是神祇良善力量的一種化身。

當我們研究古典文明時，更應該重視不同區域的文化交流。無論古羅馬、古希臘或是古代中國，通過瞭解不同文明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更正確地理解發生過的事情，並以史為鑒，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歷史是全人類的共同經驗。如果缺乏溝通，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將無處不在，這也愈發凸顯了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與可貴。

不幸的是，人類並不總是很好的學習者。以戰爭為例，從古至今的戰爭都是破壞性的、可怕的，會導致生命的逝去、貧困和不安。但部分人似乎並未因此警醒，至今仍有戰爭發生。我想，或許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對歷史知之甚少，認為通過戰爭可以使自己受益。但其實回顧過去就能發現，戰爭從未帶來積極結果。

 

中新社記者：從古典學視域如何看待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安傑伊·尼溫斯基：雖然東西方地理位置相距甚遠，但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國家，會出現一些相似的文化現象。比如，雖然古埃及和古代中國可能並未有過直接聯系，但通過對古典文明的研究，我們能從中獲取一些信息，進而瞭解世界不同區域文化發展的一些現象。

舉例而言，在四川博物院看到出自中國漢代墓葬的陶房、陶農田等文物，讓我立即想起在古埃及的某一歷史階段，人們帶去來世的東西幾乎是完全相同的。這種喪葬文化背後其實有著相同思維——古埃及和古代中國的人們，都認為墳墓或是一個靈魂永恒生活之地。在歐洲也有類似習俗，人們為死者提供所需的東西，認為他們實際上從未真正死去，而是以某種形式存在著，甚至有時候死去的人還會再出現在生活中。

假如以5000年為一個時間區間，可以發現，生活在這5000年時間線起點和終點的人們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在何處，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我們擁有相同的想法和情感。比如，我們在逝去親人的墳墓前，感受著同樣的情感連接。而在情感、文化上的共鳴，都凸顯了一個觀念，即人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因此，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都非常重要。現在我們應該更好地保護那些遺留下的文化遺產，積極進行交流、分享經驗，為更遙遠的未來帶來和平發展的啟示。（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9月2日電　題：文明和諧論有何世界意義？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張東剛
中新社記者　文龍傑　徐皇冠
人類歷史構成了多樣的文明圖譜，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成為世界大勢。以文明為題，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張東剛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闡析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的重要意涵，闡發對人類文明發展前景的認識與對學人使命的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在您看來，何為文明？為何要研究文明？
張東剛：在中國古典文獻中，“文明”一詞出現很早，《易經》有雲：“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唐代經學家孔穎達註疏《尚書》時，將“文明”解釋為：“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這裡的“文明”指的是光明之意。近代以來，伴隨西學東漸，學術界開始使用“文明”翻譯英文“civilization”，形成今天通行的文明概念。
中外學術界對文明的定義非常多樣，恐怕很難達成一致。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簡明定義，“文明是人類改造世界的物質、制度和精神成果的綜合；社會進步和人類開化狀態的成果和標誌”。一般意義上，文明指代人類發展進步到一定階段的綜合成果，與“蒙昧、野蠻”的社會狀態相區別。文明是人類的創造史和演進史。文明按內容可分解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也可以按照時間順序劃分不同形態，如古代文明、現代文明等；也可以按照地域劃分，如中華文明、西方文明等。文明具有動態演變的特點，文明的興衰一直在不斷發生。
文明是個巨大的複雜系統。要注意到，當代分科治學傳統已根深蒂固，而人類社會面臨越來越多的綜合性重大問題，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側面或單一要素，個案研究的正確有可能導致集成謬誤，那就真成了“盲人摸象”了。因此，我們不僅需要各種專門的學問，而且需要更高層次的綜合研究，而這正是在當下提倡“文明”研究的重要意義。
第一，文明是人類歷史在時間和空間上展開的全部過程，研究文明的歷史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古代文明不是現代文明的對立面，而是現代文明的源泉。祗有清楚地瞭解文明的過去，才能準確理解人類的現在。
第二，文明是影響當代世界格局的重大現象，代表人類的現在。文明既是基礎研究，也是戰略研究，更是大歷史觀研究。祗有從文明的高度入手，才能更有效地解釋當代國際社會運行與人類發展的底層邏輯。
第三，文明是展望人類未來發展的基礎起點，代表人類的未來。人類社會已來到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機遇挑戰並存。人類社會向何處去，人類文明的未來形態等重大問題，都有必要置於文明發展的基礎理論中去進行反思性地把握。

中新社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強調，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這一倡議有何重要意涵？
張東剛：習近平總書記以四個“共同倡導”闡述全球文明倡議的核心要義，彰顯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走向復興的中華民族的文明觀。不同文明之間交流對話、互學互鑒，將為人類破解現代化進程中的難題，攜手促進人類文明之花競相開放，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內生動力。
全球文明倡議有助於凝聚價值共識，廓清文明迷思，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打破“文明隔閡論”“文明衝突論”“文明優越論”等觀念束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在平等對話和相互瞭解中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生生不息，實現古今交融、中西交匯，在現代化探索中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重要原因在於其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始終傳承創新的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交流互鑒，強調“親仁善鄰”，造就禮儀之邦。與古為新，方能在傳承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煥發文明的時代魅力；交流互鑒，方能在和諧融通的前提下激活文明發展的世界意義，為更好推動人類現代化進程注入強大精神動力。
推動文明交流發展並不斷豐富其內容和形式，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創立平等包容的文明新形態，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拓寬現代文明創造的世界視野，彰顯了新時代中國的責任與擔當，讓世界看到一個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具影響力的中國，為世界文明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們要深刻理解全球文明倡議體現的文明境界，更好展現堅持胸懷天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文明創造的歷史主動精神，破除西方現代化對文明發展所做的單向度闡釋，改進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工作機制，探索實現不同文明和諧有序、交相輝映的路徑，形成世界文明交往的新格局新范式。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認識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圖景與內在依據？
張東剛：在多樣性的世界文明圖譜中，任何文明都不能拒斥與其他文明的交往而獨立存在，世界文明是多元化的，多種文明並存與交流互鑒是歷史的常態，未來也必將走向和諧。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文明的本質與文明和諧發展的規律，強調尊重文明多樣性，把握文明多樣性與統一性、普遍性與特殊性、文明主體性與對外開放、文明衝突與文明交流等重大關係，形成了關於文明和諧發展的重要論述，體現為文明和諧論。
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地指出，普遍交往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及其與生產關係廣泛而深刻的相互作用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並以“人格的依賴關係”“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自由人的聯合體”為標準界定了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
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歷史地表明，世界文明從源頭起就是多樣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合乎歷史理性的大道。回顧中華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拜佔庭文明等文明的發展歷程，一種文明的勃發興盛往往受益於交流互鑒，衰頽消散則多受害於侵略紛爭。
中華文明歷來重視與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強調“和而不同”基礎上的“和諧相生”。“和合故而能諧”，不是所有事物整齊劃一，更不是合併彼此的整合同一，而是充分承認差異、尊重差別並在彼此相異的前提下共存聚力，實現共同的更加美好的目標。
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霸權擴張、文化殖民主義不具有普遍性特徵，但“零和博弈”“叢林法則”“贏者通吃”在西方社會已然是一種近乎固化的價值觀。歷史經驗表明，文明多樣性是客觀現實並將長期存在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祗會損人害己，“文明衝突論”應當終結。著眼於文明發展的美好未來，推動世界文明平等對話、交流互鑒、相互啟迪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光明前景與必然趨勢。

中新社記者：文明進步離不開文明研究。您曾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的文明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其有何內涵？
張東剛：文明學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以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目標，以人類文明形態為研究對象，聚焦文明的興衰歷程，歸納文明的發展模式，探究文明的發展動力，以揭示人類文明演進的基本趨勢，是與中國史、世界史、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密切相關又總括一體的新興交叉學科。
我們提倡的文明學不同於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等人的帶有歷史宿命論的“文化形態學”，也不同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更不是“西方中心論”的中國化翻版，而應是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發，以整個人類史進程為依歸，科學評價西歐北美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文明在人類發展史的地位，尋求人類社會不同文明的互學互鑒和共處之道。

中新社記者：大學是文明互鑒的載體。東西方大學的辦學應如何互鑒？中國人民大學在這方面有何探索？
張東剛：東西方大學的交流互鑒要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在融通中外文化、增進文明交流中的獨特作用，為中西教育合作、學術對話搭建新平台、新空間，在文明對話中互學互鑒、相知相親，更好地凝聚思想和價值共識，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多貢獻。
中國人民大學以育人為使命，培養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建設者，構建更為緊密的全球學生學術共同體，著力培養具有全球勝任力的戰略性人才；拉緊人文紐帶，與61個國家和地區的313所高校和國際組織建立了伙伴關係，打造首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武夷論壇”等，在希臘、法國、匈牙利等國高校共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合作研究中心，共同踐行人類共同價值，推進現代人類文明的研究工作，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主動作為的全球合作網絡布局；參與全球治理，積極推進與世界主要政黨、學界開展學術交流與合作，編寫涵蓋8大領域9個語種的《“一帶一路”十年答卷》叢書等。總而言之，中國人民大學秉持“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胸懷和擔當，搭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橋梁，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為全球治理貢獻人大智慧和人大方案。（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吉隆坡6月14日電　題：不能忘卻“海上取經”的義淨

——訪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主席吳恒燦

中新社記者 陳悅

今年是中馬建交50周年。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主席吳恒燦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回顧馬中千年交流史，唐代僧人義淨不能被忘卻。吳恒燦說，義淨在1300多年前從海路去印度取經，其間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長時間停留。義淨留下的文字記載，不但記錄了千年前馬中交流的歷史，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的證據，還為馬來西亞學者研究古代馬來西亞史提供了寶貴資料。“義淨的經歷、著作及所代表的‘和合精神’，至今為馬來西亞和許多東南亞、南亞國家重視；他作為馬中交流先行者之一，在建交50周年之際尤其值得我們紀念。”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義淨和馬來西亞有怎樣的淵源?

吳恒燦：義淨是唐代高僧，公元635年生於齊州（現山東濟南）。公元671年，義淨從廣州出發，循海路赴印度求法；直到公元694年攜帶大量佛教經典返抵廣州。義淨通過《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部著作，記錄了自己二十餘年的取經歷程，對所經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地理環境都有詳細介紹。

這些著作不但在當時向唐朝人介紹了東南亞多個國家，也為我們今天研究東南亞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從這兩部著作可知，赴印途中，義淨曾在羯荼（古吉打王國，位於今天的馬來西亞）停留約5個月，再由此赴印度；公元685年，義淨從印度踏上歸途，於公元686年1月抵達羯荼，一直待到當年10月才啟程離開。此外，義淨在往返過程中，都曾在室利佛逝（位於今天的印度尼西亞）長期停留，總計達6年之久。義淨不但在馬來西亞，也在許多南亞、東南亞國家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是中國與東南亞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中新社記者：義淨的經歷和其著作怎樣記錄了當時馬來西亞的社會、生活等，又如何記錄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的景象？

吳恒燦：義淨的記錄中多次提到羯荼，為後人留下了羯荼社會生活的諸多細節。例如，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玄逵傳》後所附《義淨自述》中寫道，“（羯荼）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這就反映出當時羯荼民眾對鐵的重視，以及以椰子和鐵進行物物交換的經濟活動。我曾和檳城理科大學的莫達賽丁教授一起，探訪過吉打州的諸多古代煉鐵業遺跡，還曾親眼見到考古發掘出來的長約兩指的鐵礦石，和義淨的記載十分吻合，由此也可驗證義淨記載的準確性。

此外，義淨還記錄當時羯荼民眾用大象來運平底小舟，從而將水陸運輸無縫銜接，充分展現了馬來西亞先民的智慧和當時商貿活動的活躍程度。我在考察義淨遺跡過程中，也曾在吉打州找到世世代代以大象運舟為業的家庭，成為義淨記錄的最好佐證。

義淨在其兩部著作和他翻譯的眾多佛經之註釋中，記錄了自己的行程。如他在其翻譯的佛經《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註釋中記錄：“耽摩立底（印度古地名）即是升舶入海歸唐之處，從斯兩月泛舶東南，到羯荼國，此屬佛逝。舶到之時，當正二月……停此至冬，汎舶南上，一月許到末羅遊洲，今為佛逝多國矣，亦以正二月而達。”

從義淨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勾勒出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的圖景：中國古代商船可以不必等候季候風穿越南海，而是改道沿著扶南（越南）海岸線，扺達暹羅（泰國）北部北大年港口，將商品卸貨在特製的平底小舟上，這批小舟沿北大年河流，進入馬來半島東海岸內部，平底小舟再靠大象托運抵達馬來半島西海岸，再以水陸兩用小舟沿河到達羯荼碼頭，與來自西方波斯等地的貨船進行交易。

中新社記者：馬來西亞關於義淨的研究現狀如何？您是如何開始關注義淨，並積極推動義淨研究的？

吳恒燦：義淨是受到當今馬來西亞乃至東南亞、南亞主流社會普遍尊重的歷史人物。

早在2002年，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行的歷史課本在描述古吉打王國歷史時，就曾引用義淨的記錄。隨著馬中關係的發展，義淨在馬來西亞越來越受到重視。2014年，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府文化顧問正式任命我為義淨研究團團長，這也是我研究義淨的開始。近十年來，馬來西亞官方和學術界多次舉辦活動，推介義淨、研究義淨。

今年初，馬來西亞國家團結部部長正式宣布，將於年中和中國相關機構合作主辦國際義淨大會，相信可以將義淨研究又推向一個新高峰。

我自從開始研究義淨之後，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

首先，多次參加中國、馬來西亞等國舉辦的義淨相關研討會，交流我自己對義淨的研究成果。

其次，積極推動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成立義淨研究的專門組織。目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斯里蘭卡和泰國都成立了義淨研究小組，在當地積極開展義淨研究工作，並向普通民眾宣傳介紹義淨。

再次，組織考察團，從吉打出發，實地進行考察，既驗證義淨的記錄，也探尋義淨從吉打赴印度求法之路。上文所述對煉鐵、大象托舟等實地考察成果就是此次考察中所得。

最後，結合各國義淨研究組織，籌劃出版義淨研究叢書，推進義淨學術研究；拍攝義淨相關影視作品和紀錄片，希望這位馬中交流重要先行者的事跡，能為更多民眾所瞭解。

 

中新社記者：您在義淨研究中提出，要重視義淨所體現的“和合精神”。您認為義淨的“和合精神”體現在哪些地方？對當今中馬合作、交流有何借鑒意義？

吳恒燦：義淨前往印度求法取經，本身就體現了文明交流互鑒的精神。同時，我在對義淨的研究中看到，通過義淨的記錄，展現了中國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和平共處、友好互動，帶來了各國的繁榮發展。義淨於記載中所體現出的“和合精神”，即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精神。具體在馬來西亞而言，早年到達馬來西亞的華人和本地人通婚，他們的後代被稱為娘惹，並形成了兼收並蓄的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海外和合文化的範例。

我們今天研究義淨，應該進一步弘揚義淨所體現的“和合精神”，“和合”既是今天馬中關係的最佳寫照，也是助力馬中關係進一步發展的精神財富。在當今世界地緣、宗教、文化衝突不斷加劇之下，弘揚義淨的“和合精神”對世界各國也都有重要的意義。（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