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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古典學)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東西方古典學本質上驚人相似

中新社濟南11月8日電 題:東西方古典學本質上驚人相似
——專訪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
作者 李明芮 李欣 趙曉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Amfilochios Papathomas)受邀參會。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儘管東西方古典學的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討人類本質、生存狀態以及面對困境時的思考上,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古典學在價值觀和倫理觀上有哪些異同?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在我看來,東西方古典學在道德觀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並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顯著。當我們深入探究東方的倫理與西方的價值觀時,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精神共通之處。

更為驚人的是,當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古希臘人秉持的“至善”“美德”與古代中國人所秉持“仁愛”“禮儀”等價值觀和道德觀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這也證明了人類在追求更高尚的道德、更和諧的社會以及更美好的世界方面,始終保持一致。

我堅信,祗要我們更加深入瞭解彼此的社會、歷史及哲學,就會意識到東西方古典學在價值觀和道德觀方面的本質是相似的。我們擁有共同的過去,也完全有能力攜手共建一個共同的未來。在此過程中,相互理解和尊重將成為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中新社記者:古希臘思想與中國先秦思想有哪些共性?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我敢斷言,古希臘和中國先秦時期所面臨的挑戰,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相似的,兩種思想都試圖分析人類和人類思想在社會中的定位,建立一種哲學態度,以幫助人們跨越代溝,尊重傳統,並在傳統的基礎上為類似的問題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其實不難發現,儘管東西方古典學的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討人類本質、生存狀態以及面對困境時的思考上,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不僅體現在對人類痛苦的深刻洞察上,更體現在探索人們如何克服痛苦、尋求智慧上。

東西方的古典思想都試圖通過不同的方式,幫助人們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保持內心的平和與堅定。它們鼓勵人們尊重又不拘泥于傳統,在傳統的基礎上勇於創新,為解決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徑。

因此,我們應該珍視這些古典遺產中的共同元素,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解人類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時的重要指引。通過強調這些相似之處,我們可以更好地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前行。
中新社記者:古典學為現代社會帶來了哪些啟示?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在我看來,人類社會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大同小異。人類面對相似的問題,也擁有同樣的情感和感受。從古希臘經典和東方經典中都可以尋到線索和脈絡,比如亞裡士多德和孔子的思想等,都展現了人類所經歷的情感與感受。這些思想不僅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更是塑造完善人格、構建美好社會的起點。

因此,對於現代社會而言,瞭解古典學顯得尤為重要。它能為我們提供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因立場差異而產生的其他很多問題的方案。

文藝復興期間的歐洲,經歷了古典學研究的復興。在這期間,西方文明的古典學研究助力歐洲擺脫了中世紀的桎梏,構建了一個全新且現代的人文社會。我認為,這也是當代人文經典研究的任務與目標。

我們可以藉助古典學,將過去的知識與道德成就,融入並轉化到現代社會中。這樣,我們就能運用古典時期的知識與成就,去啟迪更多人,豐富我們看待當下與未來的視角。

誠然,古典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不僅記錄了歷史,更蘊含深刻的哲理與道德啟示,還跨越時空界限,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人生經驗和處世哲學。從古典哲學和文學中,我們可以汲取豐富的營養與智慧。這些經典之作不僅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還讓我們學會如何以更加寬容、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去面對和解決現代社會中的種種問題。
中新社記者:古希臘思想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為何能延續至今?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我認為,古希臘思想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所以能够延續至今,源於我們懂得尊重並融合各種思想和文化元素。

希臘與中國都孕育了眾多哲學流派與思想。希臘哲學中,斯多葛主義、伊壁鳩魯主義、柏拉圖主義、新柏拉圖主義及畢達哥拉斯學派等,各自獨樹一幟,卻又在道德追求上殊途同歸。

希臘與中國哲學共同關注如何塑造更完美的道德個體,以及這樣的個體如何攜手共創美好世界。祗有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技術、發現與成就才能隨之而來,我們作為社會成員也將因此受益。這一共同的哲學元素,正是古希臘與中國古代哲學家提出相似解決方案的根源所在。

此外,希臘哲學與中國哲學都展現出一種跨越時代的生命力與對話精神。從柏拉圖的教誨到新柏拉圖主義,再到如今持續探討,希臘哲學從未停歇,始終豐富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我認為,這種成熟與智慧正是希臘人與中國人所具備的寶貴品質,在面對經濟、政治或軍事危機時,我們需要這樣的成熟與平和來尋找解決方案。

在這個充滿危機與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我們更需要哲學家們的智慧與引導,他們能够以更成熟、更平和的態度審視問題,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重要力量。這是我們可以為世界作出的貢獻,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與使命。
中新社記者:中希聯合舉辦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對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有何意義?

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東方與西方之間往往難以達成相互理解,原因之一正是,雙方對彼此過去與現在的知識、歷史與哲學思想,以及經典思想的瞭解存在不足。

以希臘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學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典哲學,均是世界文明根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塑造了我們的過去,更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現在。

中希聯合舉辦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樑,對於促進東西方之間的理解、塑造共同的價值觀念,以及推動雙方為構建更加和諧美好的世界而攜手合作,具有促進作用。祗有當我們真正跨越知識的鴻溝,深入探索並尊重彼此的文化遺產時,東西方才能真正實現心靈的契合與智慧的交融。(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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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舉行

中新社北京11月7日電 11月6日至8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舉行。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李書磊出席開幕式,宣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賀信並致辭。希臘駐華大使埃夫耶尼奧斯·卡爾佩里斯宣讀希臘總統卡特里娜·薩克拉羅普盧的賀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奧德蕾·阿祖萊發來書面致辭。

與會嘉賓認為,習近平主席和薩克拉羅普盧總統的賀信充分體現了中希作為兩大文明古國對傳承自身文化傳統、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高度自覺,表達了加強古典學研究的殷切期望,為我們賡續歷史文脈、加強文明對話、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提供了重要指引。

與會嘉賓表示,古典文明是人類文明突起的高峰和永亮的燈塔,要進一步激活蘊藏于古典之中的偉大傳統和智慧,指引人們有力應對各種現代挑戰,推動人類文明沿著正確方向前行。加強古典學研究,有利於我們認清文明源頭、增進相互理解、把握當代與未來。

中希雙方有關部門單位負責人,以及來自世界各國古典學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文化名家、青年代表和媒體人士等600餘人參會。(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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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古典學)日本學者宮城德也:經典藏著塑造民族個性的密碼

中新社成都11月7日電 題:經典藏著塑造民族個性的密碼

——專訪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宮城德也

作者 邱川浩 賀劭清 岳依桐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7日在北京正式開幕。大會開始前,來自16個國家的30余位專家學者、文化名家來到四川,在行走中品讀中國。

古典學如何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古代西方思想對現代東方社會有何價值?夏目漱石、村上春樹等日本文人如何從西方經典受到啟發?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宮城德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長期從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您如何看待世界古典學大會等古典學學術活動?

宮城德也:全世界不同民族、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經典。哪怕是全世界的學者研究相同的經典,學者所處地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也會導致其研究水平、研究傾向有所差異。

西方古典學的研究已較為成熟,東方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古典學研究還在起步階段。但東方學者仍可通過翻譯文章、學術論壇,將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介紹到本國,為世界古典學作出貢獻。東方學者在此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與西方學者不盡相同,甚至可能產生西方學者從未有過的識見,對西方古典學研究產生互補作用。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中國舉行。哪怕是大會前期的四川省走讀活動,我們也能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古典學家溝通交流,瞭解前沿古典學研究動向以及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讓學者找到合作契機,推動世界古典學進一步發展。
中新社記者:遙遠的古典學對現代社會有何意義?

宮城德也:支撐現代社會的許多理念,其淵源可以在東西方的經典中找到。各民族的經典,藏著塑造這個民族個性的“密碼”。甚至這些經典還可能影響其他民族和國家。

比如,佛教雖起源於印度,但在其本國並未成為主流,日本文化卻深受佛教影響。

經典由古人的智慧和思想所凝聚。研究經典,不僅對構建現代社會有重大意義,對未來社會的建設也同樣舉足輕重。重視自己的經典,才會尊重其他民族、國家的經典。不同民族、國家經典的交流互鑒,將帶來新的發現,並促進新文化的形成。
中新社記者:古代西方思想對現代東方社會而言有何價值?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村上春樹等日本文人曾如何從西方經典受到啟發?

宮城德也:同西方學者相比,日本學者研究與自己母語結構完全不同的希臘語、拉丁語經典,顯然存在劣勢。如果日本學者對古典學的研究目標,是成為高水平的西方古典學研究者,這條科研之路可能會十分艱難。

但東方學者也有自己的優勢。我們能更好地將西方經典用我們的語言,介紹給該語言的使用者。

當然,研究古典學應以超越國家的水準為目標。但我們可以先用自己的語言向本國介紹屬於“外來文化”的西方經典,提供形成新文化的契機。

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村上春樹、多和田葉子等日本作家曾受到西方經典的啟發,創作了《我是貓》《獅子》《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文學作品。這也是日本的西方古典學學者翻譯、研究西方經典的成果。
中新社記者:古典學可以為東西方文明互鑒提供什麼助力?

宮城德也:要真正瞭解西方文化,研究西方經典不可或缺。同樣,理解東方文化,也需要建立在理解中國經典等東方經典的基礎上。

通過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學習其他民族、國家的經典,必然會加深不同民族、國家間的相互理解。

由於個人不可能全面學習東西方所有經典,因此更應推動世界古典學研究。一個民族、國家的經典,不僅由本民族、國家的學者參與研究,還應有其他民族、國家的學者共同參與。通過對各經典的交流互鑒,共同創造一個對人類而言更美好的社會。(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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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古典學)波蘭學者尼溫斯基:以古鑒今方可通達未來

中新社成都11月6日電 題:以古鑒今方可通達未來

——專訪波蘭華沙大學考古系榮休教授安傑伊·尼溫斯基

中新社記者 岳依桐 賀劭清

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於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開始前,來自16個國家的30餘位專家學者、文化名家來到四川,在行走中品讀中國。

世界古典學大會如何為人類發展進步注入思想動能?古典文明可以為解決現代世界問題提供哪些智慧與啟示?波蘭華沙大學考古系榮休教授安傑伊·尼溫斯基(Andrzej Niwiński)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11月4日,安傑伊·尼溫斯基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參訪。 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中新社記者:世界古典學大會如何為人類發展進步注入思想動能?

安傑伊·尼溫斯基:對我個人而言,所有古典學相關的會議,我都將其視為一個更深入瞭解自己的機會。隨著年歲增長,我愈發感受到深入探索古典學,與不同地區學者交流古典學機會的可貴。

通過世界古典學大會,東西方學者分享古典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討論東西方面臨的共同問題,從而推動世界古典學進步,這樣的交流對於古典學研究至關重要。

同時,東西方學者還能將自己在古典學研究,以及在此次大會中學到的知識傳遞給公眾。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藉助出版物、講座以及媒體的力量,將古典學領域的專業知識轉化為易於理解的內容,從而提高公眾的文化素養,並激發更多人對古典學研究產生興趣。

讓更多人理解古典文明的重要性並非易事,因為不是所有學者都能有效與公眾溝通。我認識幾位知識淵博的學者,他們擅長研究,卻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如何將專業研究成果轉化為通俗易懂的信息,讓大眾更好地理解和欣賞,正成為古典學研究領域面臨的一大挑戰。

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跨學科的合作,比如與教育專家、媒體工作者合作,從而找到更有效的傳播、溝通方式。世界古典學大會就是這種有效交流方式的探索。我相信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在大會上討論的主題不會僅停留在北京的會議室,更會在全世界傳播,甚至讓部分對古典文明一無所知的人也能瞭解到人類的過去,瞭解古典學。

11月4日,安傑伊·尼溫斯基在成都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中新社記者:古典文明可以為解決現代世界問題提供哪些智慧與啟示?

安傑伊·尼溫斯基:有時候人們會忘記,我們祗是漫長生命線上的一點。我們不應祗向前看,祗關注未來,還應該時不時地回顧過去,找到古代與未來的平衡。這樣的平衡有助於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相互理解。

有時候,過去的歷史事件與現在各國正發生的事件十分相似。所以對古典文明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所處的時代,以及人類自身。

現代社會不同文明發生衝突的背後,是對彼此瞭解,尤其是對文明源頭瞭解的缺乏。如很多人誤以為古埃及人信仰許多神祇,但作為古埃及的研究者,我知道這些觀點並不正確,因為古埃及人實際上祗信仰一位神。祗是神有千面,自在人心。比如古埃及神話中的貓神——巴斯泰托(Bastet)女神,就是神祇良善力量的一種化身。

當我們研究古典文明時,更應該重視不同區域的文化交流。無論古羅馬、古希臘或是古代中國,通過瞭解不同文明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更正確地理解發生過的事情,並以史為鑒,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歷史是全人類的共同經驗。如果缺乏溝通,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將無處不在,這也愈發凸顯了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與可貴。

不幸的是,人類並不總是很好的學習者。以戰爭為例,從古至今的戰爭都是破壞性的、可怕的,會導致生命的逝去、貧困和不安。但部分人似乎並未因此警醒,至今仍有戰爭發生。我想,或許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對歷史知之甚少,認為通過戰爭可以使自己受益。但其實回顧過去就能發現,戰爭從未帶來積極結果。

 

中新社記者:從古典學視域如何看待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安傑伊·尼溫斯基:雖然東西方地理位置相距甚遠,但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國家,會出現一些相似的文化現象。比如,雖然古埃及和古代中國可能並未有過直接聯系,但通過對古典文明的研究,我們能從中獲取一些信息,進而瞭解世界不同區域文化發展的一些現象。

舉例而言,在四川博物院看到出自中國漢代墓葬的陶房、陶農田等文物,讓我立即想起在古埃及的某一歷史階段,人們帶去來世的東西幾乎是完全相同的。這種喪葬文化背後其實有著相同思維——古埃及和古代中國的人們,都認為墳墓或是一個靈魂永恒生活之地。在歐洲也有類似習俗,人們為死者提供所需的東西,認為他們實際上從未真正死去,而是以某種形式存在著,甚至有時候死去的人還會再出現在生活中。

假如以5000年為一個時間區間,可以發現,生活在這5000年時間線起點和終點的人們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在何處,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我們擁有相同的想法和情感。比如,我們在逝去親人的墳墓前,感受著同樣的情感連接。而在情感、文化上的共鳴,都凸顯了一個觀念,即人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因此,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都非常重要。現在我們應該更好地保護那些遺留下的文化遺產,積極進行交流、分享經驗,為更遙遠的未來帶來和平發展的啟示。(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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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古典學)張文江: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可推演至何時?

中新社上海11月6日電 題: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可推演至何時?
——專訪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文江
中新社記者 王笈

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6日至8日將在北京舉行。

在古典學視域下,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在文獻中初步可推演至何時?中華文明的源流演變有何核心基礎?大會參會嘉賓、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文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上述問題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與“華夏文明”有何異同?

張文江:“文明”(civilization)一詞來自西文的翻譯,而中文語源出於《尚書》和《易傳》。日月為明,明是自然的光;經天緯地曰文,是人文的光。

對於文明的建立而言,首先必須有相對廣闊的地域,其次是在此地域上連續活動的人,再其次是對“天”的認識。這裡的“天”既指自然的生存環境,也指人文的價值承載,指向終極的精神源頭。

“華夏文明”也可稱為“中華文明”,通常可以互換,含義有所差別。華夏強調“古”、原發,向過去追溯;中華強調“今”、交流,向未來開放。華夏文明強調優越性,其背景為天下;中華文明強調獨特性,其背景為世界。“華夏”與“中華”之同異,有其無形的連接。

用“中華文明”的表達,更注重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在世界動蕩中尋求確切的定位,以及內部多民族的共存和融合。中華文明不崇尚宗教,又有其從遠古而來的信仰,是非常特殊的文明形態。
中新社記者:參稽傳世經典文獻,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可推演至何時?

張文江:《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藏之一,被奉為“六經之首”,中華文明的制高點概括于《周易·系辭下》第二章。此章展示的觀象體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華學術的結構,總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周易》建立的古史序列,初步可推演至遠古的庖犧氏(也稱為伏羲),後來被尊為“三皇”之一。“庖”代表熟食,隨著火的發明,告別茹毛飲血,是人類的物質保障;“犧”涉及祭祀,溝通神聖的維度,是人類的精神追求。這種溝通延長了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在其他區域或表達為諸多或單一神祇,在中國則表達為祖先或祖宗。

庖犧氏的成就是“王天下”。中國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引導良好的政治秩序,使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而“王天下”必須觀六類之象——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這是人類當時的知識集合,把天下所有事物進行分類,概括成系列符號,“始作八卦”。六類之象是嚴密的體系,概括了從古到今的學問。根據著名易學家潘雨廷先生的分類,可分別對應今天的天文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和一切無生物。

庖犧氏創造“八卦”,作為最早的記錄和演算符號,構成象數的起源。創造符號,表明人類的能力進入抽象思維。使用符號的目的,在於“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前者結合人與天,是精神修養到達極緻;後者結合人與地,是理解物質到達極緻。
中新社記者:在《周易》的闡釋中,中華文明的源流演變有何核心基礎?

張文江:“八卦”和“書契”(即文字),是華夏文明演變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基礎。在《周易·系辭下》第二章中,這兩個詞恰好處於首尾,首創八卦,末創書契,而且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結繩”。

“結繩”的發明始于庖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上山捕獵與下水打魚,大幅度降低獲取食物的難度,解決生存問題。用繩子結網是小試牛刀,用組合的方式製作最早的工具,開啟把事物連接起來的思維角度。如果以文獻為依據,“八卦”的發明應在“結繩”之後,也可能並存一段時間。

“書契”的問世,應歸屬黃帝時代。“上古結繩而治”,然而“結繩”漸漸無法滿足交易擴大的需要,故“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以更準確地記錄契約的內容。創造文字以後,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整頓官員隊伍,理解百姓需求,社會繁榮昌盛。

由此可見,“結繩”建立人與人的聯繫,是八卦、書契的底層基礎。畫八卦,造書契,形成文明社會,同時形成歷史。結繩、八卦、文字,在這樣持續符號化的過程中,華夏文明醞釀、奠基、演變、進化,與自體交流,與世界交流,發展至今日。
中新社記者:如何解讀《周易·系辭下》之“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張文江:在《周易》的古史序列中,庖犧氏大致對應漁獵社會或畜牧社會;神農氏相當于農業社會的開始。先解決生活問題和生產問題,肉食和榖物蔬菜互補,互通有無。

此後,黃帝、堯、舜氏建立上層建築和政治制度,堯、舜確立父系社會;夏商確立家天下;周成為文明的最後奠基者,西周有周公制禮作樂,東周有孔子整理“六經”……

參稽《史記·太史公自序》等文獻,通常認為,作《易》者系周文王。周文王居羑(yǒu)裡(今河南安陽一帶)而演《周易》,其時身陷囹圄,處境艱難,不得不有其憂患。

然而,根據《周易集解》等文獻,作《易》者指庖犧氏。庖犧氏仰觀俯察、創設八卦之時即有憂患,亦即人生在世,乃至文明起源以來,即有其根本憂患。《周易》之興,興於人生的根本憂患。

中華文明延續幾千年,幾經挫折和蹉跌,度過數不清的危難。以今天而言,《義勇軍進行曲》中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看成“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的現代表達,有著遠古的回聲。(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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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古典學)法國學者奎雷爾:瞭解過去,讓人類命運共同體連接更緊密

中新社成都11月5日電 題:瞭解過去,讓人類命運共同體連接更緊密

——專訪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研究主任弗朗索瓦·奎雷爾

中新社記者 岳依桐 賀劭清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將於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開幕前,來自16個國家的30余位專家學者、文化名家來到四川,感受以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破解中國國寶大熊貓深受全球追捧的神奇“密碼”,在行走中讀懂中國。

世界古典學大會對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有何幫助?古典學研究有何當代意義?全球化趨勢下,應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走訪四川期間,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外方嘉賓之一、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研究主任弗朗索瓦·奎雷爾(François Queyrel)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2024年11月5日,弗朗索瓦·奎雷爾在四川成都參加“世界古典學大會·走讀中國之四川行”活動。 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通過世界古典學大會這一平台開展古典學交流,對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有何幫助?

弗朗索瓦·奎雷爾:在古典學界,大家都對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抱有極大興趣和期待。這場大會讓東西方的學者可以面對面交流,而不祗是通過文字、視頻溝通。

來到中國之前,我就聽聞古典學在這裡蓬勃開展,這讓我深感振奮。實際上,現在法國有不少研究古典學的中國留學生,我也有相關論文被翻譯成中文,刊登于中國的學術期刊。此次大會期間,我的發言內容就涉及本土化、全球化的交融現象,例如從雕塑上可以找到文化交流的證據。

現在,全世界研究古典學的學者來到中國,大家不再僅從書本上瞭解中國,而是在走讀中、對話中瞭解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度,這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

最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中國考古遺址莫過於秦始皇陵,但此次四川之行能讓我瞭解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古蜀文明,因此我對參觀三星堆遺址充滿期待。

大會之外,我認為還應注重少年兒童對不同地區文化特質的瞭解。比如中學時代,我就在地理課上知道了中國的長江和黃河,並由此對中國產生好奇。在年輕一代的成長過程中留下文化印記,從更長的時間範圍來看,也能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中新社記者:古典學研究在當代有何意義?

弗朗索瓦·奎雷爾:對古典學文獻的研究,讓歐洲重新認識了希臘與羅馬,從而掀起文藝復興的浪潮。

從歐洲文藝復興開始至今,人們對古典學的研究不斷深入,每年都有新的古典學相關遺址、雕塑甚至文獻被發現。這些文物顯示,哪怕在遙遠的兩千年前,人類文明也並非孤島,文明的交流互鑒一直在發生。

瞭解過去總是重要的。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是古希臘最重要的文化發展地。要想深入研究古典學,現當代學者需要學習古希臘語,在此基礎上閱讀過去的文獻,可以更直觀、更全面地瞭解當時的建築與藝術背後蘊含的思想、文化,從人類過去的文明中吸取養分,並更好反思當下人類社會的發展,探討人類文明的未來。

 

中新社記者:全球視野下的東西方文明交流,對人類文明發展有何意義?

弗朗索瓦·奎雷爾:從古至今,不同地區文明之間有著持續交流。例如,一些西方的遺址中發現了中國的漆器和絲綢,中國也出土了古羅馬的器具。

與此同時,即使各地區文明在一段時間內彼此相對獨立發展,我們仍可通過對其進行比較研究,為現代社會提供啟迪。曾有學者比較研究古羅馬史學家和中國史學家的著作而獲得啟發。隨著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不斷深入和日漸頻繁,我們可以從對西方古典學和東方經典的研究中汲取更多文化養分。

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德、法國的笛卡爾等哲學家都認為,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是區分人和其他生物的最主要因素。本質上,人類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即使在古代,在不斷遷移、往來的過程中,越來越多人的視野得以擴大,從而與更多人連接起來,這一共同體的外延也不斷擴大。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面臨共同的危機,如氣候變化、資源短缺、生物病毒等。為應對和解決這些危機,人們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因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下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友好合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關鍵。誠然,全球化的趨勢下,不同地區仍有獨特的身份標識和文化特點,而全球範圍內的文化交流,將有助於打破隔閡,使全人類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