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Flor出院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医院寄来的账单,竟然有181页之长。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他震惊的,真正险些让他犯了心脏病的是上面打印出的治疗费用总额:超过110万美元。按照账单所列,单纯每天住在重症监护室的费用就高达9736美元,住院期间无菌房间使用费用总计约40.9万美元。 Michael Flor住院期间总共使用了29天的呼吸机,总费用82215美元。另外还有器官衰竭导致的急救,花费了10万美元。 这份账单共有3000笔单独的逐项收费,平均每天约50笔。
据《西雅图时报》报道说, Michael Flor有医疗保险,其中就包含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老年人和部分残疾人、重病患者提供的全国范围医疗保险。因此这110万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他不用自己承担。而且鉴于他患的是新冠肺炎而不是其他疾病,他可能完全不用自己掏腰包。美国国会专门给美国各地的医疗机构拨款1000亿美元,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
不过, Michael Flor还是感到羞愧。他说:”这100万美元救了我的性命,我当然可以说,这钱花对了地方。但是我也知道,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看着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肯定会增加幸存者的罪恶感。 “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国际法研究所的冯·博丹迪教授(Armin von Bogdándy)认为,像美国密苏里州那样提出对中国的追偿诉讼,成功希望十分渺茫,因为”即便连美国的法庭也都认可主权国家的司法豁免地位”。他指出,法律层面上,中国到底是否在疫情早期出现疏失、是否依照《国际卫生条例》(IHR)尽到了向WHO等国际组织及时通报疫情的义务,仍然是一个有待核实的事实性问题,”可是目前为止只有一些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没有尽到义务。即便能够证实中国没有尽到义务,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国际法庭来仲裁案件。海牙的常设国际仲裁庭,只有在中美两国都愿意的情况下才能就此案进行仲裁,可是当前这两国不太会愿意这么做。”
至于向中国派遣独立国际调查组的问题,冯·博丹迪教授指出,根据现行国际法,这必须要获得当事主权国家的许可。虽然《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了中国有向国际社会通报卫生工作状况的义务,世卫组织也具备对中国所提交报告的有限问责权力,”但是原则上,不管是世卫组织还是其他国家,都只有在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才能派遣国际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