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5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35週年忌日。當年他的去世引發了北京（八九風波）,當時我已經在大學讀博士及兼職輔導員，對影響及造成了永續的“世界觀”。在30多年後的今天，胡耀邦和北京（八九風波）的影響仍然在繼續，延伸到新生代白紙運動的參與者。
北京（八九風波）後，中國政府在這位前領導人的去世忌日加強戒備。有人認為「白紙運動」期間江澤民過世可能也是促成解封的原因，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點燃了影響深遠的北京（八九風波）。
八六年，我仍在合肥科技大學攻讀本科學位。當時，胡耀邦總書記站在改革的一邊，對我們這批八六年的學生，他們追求反腐敗、改革和民主的理念，表達了深切的同情。我們當時舉行了街頭遊行甚至罷課，主要是為了追求社會更加公平正義和進步。令人欣慰的是，我們並沒有受到開除或處分的處罰。那時，我發表了我人生中第一篇散文詩《弄潮》，其主要內容也是呼籲社會進步和追求民主自由，校黨委曾對我進行審查，但幸運的是，我後來碩士導師方勵之教授（時任副校長）支持我，他在校長會上公開表示我的文章思想符合胡耀邦總書記和黨中央的指導精神，而我才安全度過了那個艱難時刻，最終順利完成了我的學業，後來也成方勵之教授的學生。
這與現代香港當局乃至中央形成了巨大的對比。胡耀邦總書記去世後，我們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懷念他，並期望延續改革的方向。然而，八九風波後，學生已經放棄了通過體制內改革來追求變革。近年來，尤其是現在的香港，年輕學生和年輕人選擇移民去異鄉他國甚至躺平，這使得香港面臨著類似1949年上海精英逃離至香港的情況。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勝利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富豪和其他知識分子選擇離開大陸，其中一部分人選擇了逃往香港。這些人中的一些確實屬於精英階層，他們在香港繼續從事自己的職業，並對香港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與當今香港年輕學生和年輕人的情況相比，存在一些重要的區別。現代香港的學生和年輕人面臨的問題主要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有關。自1997年回歸中國以來，香港雖然保持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但也面臨著獨特的挑戰。
近年來，香港發生了一系列引發社會動蕩的事件，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這些事件導致了一些年輕人對政治體制和社會問題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和焦慮感。一些年輕人選擇通過參與示威活動來表達不滿。
此外，香港的年輕一代也面臨著經濟壓力和就業競爭的挑戰。高漲的房價、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激烈的就業市場競爭使得年輕人承受著更大的經濟壓力。這些因素促使一些年輕人選擇躺平，即減少對事業追求的期望，追求相對安逸的生活方式。
胡耀邦這一生所做的事情肯定影響了現在年輕人的思考。現在學生的訴求和當時很不一樣。當時反「官倒」、反腐敗，還是在體制內試圖運作。對於我們這一代，已經很少人對從內部改變中國還抱有希望了”。
前領導人去世當局如臨大敵
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時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中國政壇現在也不大可能出現像他們這樣的人物了。
胡耀邦、鄧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主導的“平反冤假錯案”，至1982年底平反了300多萬件中共建政以後的錯案，包括為文革時期受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以及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洗罪。
在中共體系內為被壓迫的人平反昭雪，勢必蒙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胡耀邦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第一位。
雖然胡耀邦是個共產黨人，但正因為他是共產黨，而且是首腦來做改革這個事情，在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體系裡面敢於推動，他面臨的巨大精神壓力、政治壓力和各方面的壓力，包括老人幫的一些壓力，不下於林肯總統解放黑奴。
胡耀邦對當時青年學生產生巨大影響，大學生群起示威，呼喊要改革、要新聞自由、反腐敗等口號，要求中國和世界主流接軌。胡耀邦在推動中國的進步方面做出貢獻，但也付出相對應的犧牲，被迫下台。這讓當時的大學生懷抱歉內疚心情，而這種情緒在他去世時爆發。
胡耀邦若是地下有知，現在的人若斷送了他們當年極力推動的改革開放的事業,他也会象前中国总理朱镕基說“我就不相信香港會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港府官員有責任，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手裡搞壞，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
死亡變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驅動力。平時的社會死氣沉沉，老百姓不能發出聲音，也不能有自己的見解。只有在面臨政治性的大事件，也就是政治大人物死亡，社會才稍微可以透一點氣。
中國文化傳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死者為大。大家對於死者基本上是心懷某種敬畏，覺得不能褻瀆死者。所以在人們悼念死者的時候，一般各個壓制的方面都開始會有所畏懼和收手。
1976年，中國前總理周恩來去世後引發“四五天安門事件”，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並提出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要求。同一年，毛澤東的去世更是“給了中國一個恩賜”，將中國從“27年禍國殃民的政策下解放”，走入改革開放。而胡耀邦去世引發的1989年北京（八九風波）更是歷史上前所未見。
好幾起重要的大人物的死亡都引起了社會變動和覺醒。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鬆動口，使得中國累積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時間爆發出來，從而使中國有所改變。
精神永存
胡耀邦能擔任黨內高層，甚至一度擔任總書記，也有其歷史脈絡。本來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中共體制內很難上升到最高層。在文革之前，胡耀邦「紅小鬼」的出身讓他在黨內受到排斥。文革爆發後，他和其他一些比較開明的領導階層都受到批鬥。
文革從反面推動中國內部的改變，使胡耀邦能夠一時之間成為中共領導層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但到北京（八九風波）之後，中共黨內的開明溫和一派都受到打壓，紛紛出局。
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後，團中央派了幾個調查小組進駐北大，當中來自團中央系統的人最為開明，對他們的活動也最表同情。而當黨內高層主張壓制民主牆時，胡耀邦能表達反對，並且提出對這種自由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
網路雜誌《縱覽中國》總編陳奎德1989年民主抗議運動期間在上海擔任華東化工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思想家》雜誌主編。他類似的切身經驗。 1983年他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於桂林一場學術會議上發表了批評意識體系形態的言論。回到復旦後，當局開始了“反對精神污染運動”，他的名字出現在校方名單最前列。他被停學了幾個月並被要求重新學習馬列主義等思想，心中擔心受到更多懲罰。
陳奎德感謝胡耀邦在28天後發起“撥亂反正”，他所受到的處分就此翻案，年輕學生受到的壓制得到解除。
他說：「胡耀邦當時在上面把這個事件翻過來，對於我們大家都有一個人生解放的作用，所以我個人某種意義上，因為我也被停學了好幾個月，有些人說可能要被發配到青海。
「中共高層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涉及到千千萬萬的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運攸關的事情。所以對胡耀邦先生，我個人是心懷感激的，」他說。
每逢遇到胡耀邦的忌日，往往以一種比較低的規格紀念，並且只提到他的廉潔和親民。
胡耀邦的廉潔和親民形象是我們常常提及的，但我們也應該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和價值觀，以及他在言論自由和對異議的容忍方面的立場。這些價值觀對我們現在的領導人來說仍然非常重要，它們提醒我們社會進步的必要性。
胡耀邦反對壓制言論自由的立場是我們值得效仿的。言論自由是一個民主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價值，它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促進對話和理解。胡耀邦的容忍態度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他願意聆聽並尊重不同意見的存在，這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一環。
胡耀邦的精神在當今依然有著深遠的意義。它提醒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需要持續追求進步和改善。這種精神激勵著我們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
讓我們珍惜胡耀邦的精神，並將其延續下去。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繼續推動社會的進步，維護言論自由，並尊重不同意見的存在。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這種精神，我們的社會將朝著更加公正、和諧和繁榮的方向發展。
是以紀念胡耀幫！2024.4.15夜 曾曉輝写於杭州運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