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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杭州6月17日電　題：大運河為何是中外共通的“符號”？

——專訪浙江外國語學院校長、大運河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張環宙

作者 嚴格 張斌

今年是大運河申遺成功十周年，也是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正式啟動五周年。6月17日，為“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十周年暨2024大運河文化帶京杭對話活動在杭州舉行。大運河為何是中外共通的“符號”？如何匯聚力量向世界講好大運河的故事？近日，中新社專訪浙江外國語學院校長、大運河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張環宙。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中外交流的歷史中，大運河扮演了哪些關鍵角色？

張環宙：自17世紀以來，大運河就成為連接東西方文化的活躍通道。它不僅運輸著全國各地的物資至京城，還吸引了眾多西方人士，包括外國使節、傳教士、商人、探險家等，通過這條水路深入瞭解中國。比如，馬可·波羅在元代沿著運河生活多年，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生動描繪了沿線城市的繁榮景象，讓歐洲人對東方充滿了嚮往。

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與貿易因運河而更加蓬勃。明清時期，蘇州等地的洋貨店銷售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顯示了運河對國際貿易的推動作用。運河沿線管理機構的建立，如宋代的市舶司，不僅規範了國際貿易，還體現了對外國使節和商人的熱情接待，如高麗亭館的設立，反映了運河在官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大運河還是古代新羅、日本等國與中國文化交流的關鍵路徑，如新羅人在運河邊建立“新羅坊”，日本僧侶通過大運河深入中國腹地求法學習。

宋代，印刷技術的發達使得大量書籍，如《大藏經》等通過大運河出海；同時，西方的科學知識，如天文學在明代也隨利瑪竇等傳教士沿著大運河在中國傳播，促進科技和文化的雙向交流。

大運河作為一條活生生的交流大動脈，不僅承載了貨物的流通，更促進了知識、信仰和技術的互鑒，書寫了人類文明交流史上輝煌的篇章。

中新社記者：700多年前，馬可·波羅沿大運河南下游歷中國，和杭州及大運河結下不解之緣，這對當時和現在的世界有何影響？

張環宙：在馬可·波羅的筆下，杭州是河湖交錯、橋樑密佈的水城，城中有一萬二千座橋樑橫跨在大小河渠之上。這些橋樑不僅實用，而且設計巧妙，高大的拱橋下可通行船隻，車馬則在橋面上順暢行駛。對大運河，馬可·波羅特別強調了它作為城市交通和商業命脈的重要性，描述了它如何穿城而過，將杭州與外界緊密相連。

他的記述如同一幅幅流動的歷史畫卷，跨越時空，讓後人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杭州的繁榮景象和大運河作為文化走廊的獨特魅力，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動案例，深刻影響了當時乃至現今世界對東方文明的認知與理解。他將杭州的水道和橋樑與威尼斯的水城風光相提並論，同時強調了杭州大運河在規模、功能以及與城市生活深度融合方面的獨特性，超越了簡單的類比，開啟東西方城市文化比較的新視野。如今，馬可·波羅的記述繼續激發著國際遊客的興趣，吸引他們通過對大運河及其周邊生活方式的親身體驗，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去探索和珍視不同文化之間的“和而不同”。

 

中新社記者：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為何更易引發跨國界的共鳴，成為中外共通的“符號”？

張環宙：在杭州，比較同樣是世界文化遺產的西湖，其富有東方韵味的美學理念和歷史底蘊，對於西方人也許並不那麼直觀易懂。而大運河以其在促進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作用，更容易在國際，尤其是在歐洲獲得廣泛認可和引發學術興趣。比如，大運河早就被納入德國等國家的教材中，成為研究工程奇跡和歷史文化交流的重要案例。正因其特徵超越了純粹的自然景觀評價，觸及科學技術、歷史發展和文化交流等多個維度，更易於在全球化語境中獲得共鳴和重視。

我曾經接待來自巴拿馬運河的客人。他們發現，中國大運河不僅僅是交通廊道，更是文化通道。其作為歷史文化遺產顆粒度之密集，保護和傳承利用之水平，都令他們印象深刻，所以非常希望能够加強合作交流。

此前，我們團隊聚焦京杭大運河蘇州古運河段，探討了其作為運河文化活態傳承窗口和旅遊吸引力的國際體現。我們發現，正因為大運河是活態的文化遺產，所以遊覽大運河的國際遊客不僅僅在看風景，更是在體驗一種文化、一種生活。當地居民在運河邊洗衣服、曬衣服、乘涼、釣魚、打掃等日常生活場景構成了國際遊客凝視的對象。真實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遊覽過程中和諧的主客互動，是大運河的獨特吸引力，是國際遊客運河體驗的亮點。

當國際遊客從他們的國家來到這裡，往往帶著各自的文化背景和預期。但在大運河邊，這些預期經常會被打破和重組。比如，他們會發現，這裡的“古老中國”並不是他們想象中停滯不變的，而是與現代生活緊密相連的。他們通過微觀層面的動態體驗——比如在遊船上的全方位感受和中觀層面的文化交流——與不同地方和文化的深度互動，不僅體驗了大運河的自然美和工程奇觀，更參與了一場跨文化的對話。

在遊覽過程中，國際遊客不僅被動接受信息，更主動參與了價值的創造和傳播，他們的評價和感知因此富含了更多元、包容的元素，這正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共同價值”理念——共同價值不是預先設定的、統一的標準，而是在實際的文化交往中不斷協商、生成的。

 

中新社記者：如何向世界進一步講好大運河的故事？

張環宙：國際旅遊是講好中國故事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目前在中國的世界遺產中，大運河的外國遊客到訪率偏低，這直接阻礙著中國大運河文化的國際傳播。面向未來，我們要進一步匯聚沿線智慧，共同挖掘大運河的文化內涵，構建起一套基於東西方“共同價值”的遺產價值評判標準，並以此規劃更國際化的文化旅遊產品。

除了旅遊產品的規劃，服務設施的完善，旅遊人才的培養，我們特別要鼓勵運河沿線居民參與其中，講述豐富、多元、有趣的在地運河故事，讓運河居民成為“旅遊形象大使”、運河歷史文化的傳播者。促進和諧的主客互動，才能讓遊客體驗原住民生活的真實性。

希望通過鼓勵國際遊客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去體驗和感知大運河，促進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與協商，使大運河成為展示中華文化自信和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樑。

縱觀世界，如日本富士山、美國自由女神像、英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德國萊茵河中上游河谷等文化遺產點，他們作為旅遊勝地，在更高層面對所在國家形象的建構起到歷史性和當代性作用。我們同樣應當思考大運河如何引領中國形象閃耀世界。從大運河的歷史形象變遷、大運河文化基因、歷史上的大運河遊記記載等資料來看，大運河天然地具備建構當代中國國家形象的文化基因。其溫和、聯通、開放等文化特質符合文明自信大國形象的內在需求，可以賦予中國國家形象以新的內涵和落腳點。

我相信，大運河一定能够成為這樣的“中國國家文化符號”。（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吉隆坡6月14日電　題：不能忘卻“海上取經”的義淨

——訪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主席吳恒燦

中新社記者 陳悅

今年是中馬建交50周年。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主席吳恒燦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回顧馬中千年交流史，唐代僧人義淨不能被忘卻。吳恒燦說，義淨在1300多年前從海路去印度取經，其間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長時間停留。義淨留下的文字記載，不但記錄了千年前馬中交流的歷史，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的證據，還為馬來西亞學者研究古代馬來西亞史提供了寶貴資料。“義淨的經歷、著作及所代表的‘和合精神’，至今為馬來西亞和許多東南亞、南亞國家重視；他作為馬中交流先行者之一，在建交50周年之際尤其值得我們紀念。”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義淨和馬來西亞有怎樣的淵源?

吳恒燦：義淨是唐代高僧，公元635年生於齊州（現山東濟南）。公元671年，義淨從廣州出發，循海路赴印度求法；直到公元694年攜帶大量佛教經典返抵廣州。義淨通過《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部著作，記錄了自己二十餘年的取經歷程，對所經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地理環境都有詳細介紹。

這些著作不但在當時向唐朝人介紹了東南亞多個國家，也為我們今天研究東南亞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從這兩部著作可知，赴印途中，義淨曾在羯荼（古吉打王國，位於今天的馬來西亞）停留約5個月，再由此赴印度；公元685年，義淨從印度踏上歸途，於公元686年1月抵達羯荼，一直待到當年10月才啟程離開。此外，義淨在往返過程中，都曾在室利佛逝（位於今天的印度尼西亞）長期停留，總計達6年之久。義淨不但在馬來西亞，也在許多南亞、東南亞國家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是中國與東南亞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中新社記者：義淨的經歷和其著作怎樣記錄了當時馬來西亞的社會、生活等，又如何記錄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的景象？

吳恒燦：義淨的記錄中多次提到羯荼，為後人留下了羯荼社會生活的諸多細節。例如，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玄逵傳》後所附《義淨自述》中寫道，“（羯荼）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這就反映出當時羯荼民眾對鐵的重視，以及以椰子和鐵進行物物交換的經濟活動。我曾和檳城理科大學的莫達賽丁教授一起，探訪過吉打州的諸多古代煉鐵業遺跡，還曾親眼見到考古發掘出來的長約兩指的鐵礦石，和義淨的記載十分吻合，由此也可驗證義淨記載的準確性。

此外，義淨還記錄當時羯荼民眾用大象來運平底小舟，從而將水陸運輸無縫銜接，充分展現了馬來西亞先民的智慧和當時商貿活動的活躍程度。我在考察義淨遺跡過程中，也曾在吉打州找到世世代代以大象運舟為業的家庭，成為義淨記錄的最好佐證。

義淨在其兩部著作和他翻譯的眾多佛經之註釋中，記錄了自己的行程。如他在其翻譯的佛經《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註釋中記錄：“耽摩立底（印度古地名）即是升舶入海歸唐之處，從斯兩月泛舶東南，到羯荼國，此屬佛逝。舶到之時，當正二月……停此至冬，汎舶南上，一月許到末羅遊洲，今為佛逝多國矣，亦以正二月而達。”

從義淨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勾勒出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的圖景：中國古代商船可以不必等候季候風穿越南海，而是改道沿著扶南（越南）海岸線，扺達暹羅（泰國）北部北大年港口，將商品卸貨在特製的平底小舟上，這批小舟沿北大年河流，進入馬來半島東海岸內部，平底小舟再靠大象托運抵達馬來半島西海岸，再以水陸兩用小舟沿河到達羯荼碼頭，與來自西方波斯等地的貨船進行交易。

中新社記者：馬來西亞關於義淨的研究現狀如何？您是如何開始關注義淨，並積極推動義淨研究的？

吳恒燦：義淨是受到當今馬來西亞乃至東南亞、南亞主流社會普遍尊重的歷史人物。

早在2002年，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行的歷史課本在描述古吉打王國歷史時，就曾引用義淨的記錄。隨著馬中關係的發展，義淨在馬來西亞越來越受到重視。2014年，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府文化顧問正式任命我為義淨研究團團長，這也是我研究義淨的開始。近十年來，馬來西亞官方和學術界多次舉辦活動，推介義淨、研究義淨。

今年初，馬來西亞國家團結部部長正式宣布，將於年中和中國相關機構合作主辦國際義淨大會，相信可以將義淨研究又推向一個新高峰。

我自從開始研究義淨之後，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

首先，多次參加中國、馬來西亞等國舉辦的義淨相關研討會，交流我自己對義淨的研究成果。

其次，積極推動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成立義淨研究的專門組織。目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斯里蘭卡和泰國都成立了義淨研究小組，在當地積極開展義淨研究工作，並向普通民眾宣傳介紹義淨。

再次，組織考察團，從吉打出發，實地進行考察，既驗證義淨的記錄，也探尋義淨從吉打赴印度求法之路。上文所述對煉鐵、大象托舟等實地考察成果就是此次考察中所得。

最後，結合各國義淨研究組織，籌劃出版義淨研究叢書，推進義淨學術研究；拍攝義淨相關影視作品和紀錄片，希望這位馬中交流重要先行者的事跡，能為更多民眾所瞭解。

 

中新社記者：您在義淨研究中提出，要重視義淨所體現的“和合精神”。您認為義淨的“和合精神”體現在哪些地方？對當今中馬合作、交流有何借鑒意義？

吳恒燦：義淨前往印度求法取經，本身就體現了文明交流互鑒的精神。同時，我在對義淨的研究中看到，通過義淨的記錄，展現了中國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和平共處、友好互動，帶來了各國的繁榮發展。義淨於記載中所體現出的“和合精神”，即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精神。具體在馬來西亞而言，早年到達馬來西亞的華人和本地人通婚，他們的後代被稱為娘惹，並形成了兼收並蓄的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海外和合文化的範例。

我們今天研究義淨，應該進一步弘揚義淨所體現的“和合精神”，“和合”既是今天馬中關係的最佳寫照，也是助力馬中關係進一步發展的精神財富。在當今世界地緣、宗教、文化衝突不斷加劇之下，弘揚義淨的“和合精神”對世界各國也都有重要的意義。（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烏魯木齊6月14日電　題：吐魯番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發現了什麼樣的亞里士多德作品？

——專訪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劉文鎖

中新社記者　王小軍

今年1月，新疆吐魯番市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以下簡稱“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等六個項目入選“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西旁景教寺院遺址，是國內外現存的少數景教遺址之一。該遺址有何重大發現和歷史價值？為什麼遺址中會出現亞裡士多德作品？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該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劉文鎖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因何入選“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劉文鎖：西旁景教寺院遺址，是國內外現存的少數景教（古代亞洲基督教的一支）遺址之一。1905年，該遺址遭德國探險家盜掘，出土1000餘件漢文、叙利亞文、回鶻文、粟特文等文獻，其中主要是叙利亞語的景教文獻，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2004年，該遺址得到吐魯番地區文物管理局（現吐魯番市文物局）專家確認，2014年被列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區級文物保護單位。鑒於遺址的重要性，2021年至2023年，按照新疆大學—中山大學“新疆歷史文化與旅遊可持續發展重點實驗室”的科研計劃，由中山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對遺址進行了兩次科學考古發掘，揭示了寺院遺址的主要部分，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發掘結果顯示，該遺址保存狀況較好，寺院結構完整，為國內外罕見的景教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文化遺產價值和展示利用價值。鑒於此，該遺址的考古發現被評為“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之一。

 

中新社記者：西旁景教寺院遺址有何重要發現和歷史價值？

劉文鎖：遺址有兩方面重要發現：一是確認存在保存較好、結構完整的寺院建築遺跡，二是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具有很高的歷史和文化研究價值。

根據初步研究，遺址的建築遺跡包括舉行儀式的大廳、圖書室、酒窖、厨房、儲物間、寢室、厠所等。豐富多樣的出土遺物中，特別重要的是871件（組）多種語言文字的文獻及一批壁畫、玉器、漆器、木製品、帶有題銘的陶片和葫蘆片等。

對這些遺跡、遺物的研究正在陸續開展，涵蓋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科技考古學等多個學科。這些重要考古發現，為深入探討古代景教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古代西域語言文字和基督教文獻與藝術等，提供了詳實的研究資料。

 

中新社記者：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中，為何出現了亞里士多德作品？

劉文鎖：20世紀初，德國探險家曾從該遺址中掘獲七件叙利亞語哲學殘篇，因過於殘破，長時間未能比定具體內容。中國學者林麗娟新近重新綴合了這些殘篇，將它們正式比定為叙利亞語版亞里士多德所著《範疇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內容，成果公開發表。經過比對，吐魯番出土殘篇中保存了不同於三種傳世叙利亞語本《範疇篇》的術語譯法，可能包含了第四種叙利亞語譯本的元素。

吐魯番出土的這七件叙利亞語殘篇，其斷代對應了高昌回鶻時期（公元9世紀至13世紀）。這是目前所知《範疇篇》流傳到中國的最早證據，挑戰了對中亞和中國亞里士多德著作接受史的既有認知。目前，這些殘篇保存於柏林，期待新的發掘能帶來更多關於亞里士多德著作的信息。

 

中新社記者：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建築遺跡、出土文物，傳遞了怎樣的中西文化交流信息？

劉文鎖：通過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中保存完整的建築遺跡進行研究，可以深入探討古代景教的發展與本土化等歷史。出土的多種語言文字的景教文獻、壁畫、寺院生活遺物等，為研究古代基督教文獻和景教寺院生活等提供了無比珍貴的資料。

該遺址保存狀況較好，結構完整，其建築方式和出土文物體現出景教本土化和文化交流的現象。遺址整體布局呈南北向三組並排，符合西亞、中亞地區景教教堂的“三殿式教堂”典型布局；建築技術、材料等則是吐魯番的本土傳統，其中的斗拱等又源自中原建築技藝。

遺址中，以多種語言文字書寫的文獻，反映了景教信眾的多民族背景。從文物角度看，漢文佛經、道經與叙利亞文景教文獻合寫在同一紙張上的情況，以及壁畫殘塊在顔料、繪畫技法等方面與本土壁畫相似的現象，揭示出當時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鑒的情形。

此外，遺址出土的產自中原的北宋漆碗和“熙寧元寶”錢幣，以及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等，則是當時景教本土化的鮮活證物。

 

中新社記者：吐魯番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有何地位和影響？

劉文鎖：吐魯番盆地地處絲綢之路天山廊道的要衝，擁有豐饒而獨特的自然資源，吸引了古代東西方人群在此生息繁衍，並創造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其中最具意義的可以說是絲綢之路文化。

由於得天獨厚的條件，吐魯番保存了大量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的遺存。此外，大量具有世界影響的考古發現，諸如多達二十餘種古代語言文字的文獻、豐富多彩的藝術品、有機質文物等，都彰顯出吐魯番積澱的深厚文化魅力。

可以說，吐魯番是絲綢之路上一顆耀眼的“明珠”，其影響是世界性的，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中新社記者：當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保護情況如何？面臨哪些挑戰？圍繞遺址保護，有何建議和規劃？

劉文鎖：在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同時，文物保護工作也在推進。由於遺址分布於火焰山南麓的山崗上，易受自然力侵蝕和人為因素的不利影響。針對這些情況，除了考古發掘之後採取的遮蓋措施外，還進行了遺址本體加固，並在遺址區建造了保護圍欄和遺址保護、考古發掘用房等設施。對於遺址的文物保護、旅遊規劃以及遺址博物館建設的規劃等，也已列入有關項目。

鑒於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文化遺產價值和展示利用價值，我們期望建設一座遺址博物館，並將其納入附近的葡萄溝景區旅遊規劃中。這樣既能實現對遺址文物的切實保護，也能實現文旅深度融合與歷史文化旅遊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哈爾濱6月13日電　題：天門軍之印與古渤海國曾是怎樣的存在？

——專訪黑龍江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勾海燕

中新社記者　劉錫菊

作為中國現存唯一一方古渤海國印，天門軍之印於1960年在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出土。該印為青銅質，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為漢字篆刻“天門軍之印”，印背楷書“天門軍之印”。這枚印與唐朝官印一樣，用漢文篆字入印，是渤海國使用漢字的重要例證。

天門軍之印如何被發現？有何特別之處？體現了渤海文化的哪些特點？黑龍江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勾海燕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天門軍之印是如何被發現的？渤海國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勾海燕：1960年，天門軍之印出土於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外城中，是當地農民翻地時發現的，出土地點距今寧安市東京城鎮北門約250米，1963年調撥至黑龍江省博物館。1993年，天門軍之印經國家文物鑒定組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作為國內現存唯一一方渤海國印，天門軍之印具有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渤海國的開創者大祚榮是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靺鞨人。隋末唐初，部分靺鞨人從白山黑水徙居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歸附唐朝，其首領被唐授以官職。7世紀末，營州之亂爆發，靺鞨人避亂東奔，據險自守。698年，大祚榮自立建國。之後唐朝册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渤海國正式成為唐朝的邊州屬國。713年，唐玄宗遣崔忻出使渤海國。返回途中，崔忻於旅順黃金山南麓及西北麓各鑿井一口，並在西北麓井旁巨石上刻“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字樣，以此紀念。清光緒年間建石亭對刻石予以保護，取名唐碑亭。20世紀初，此刻石被日本人掠至東京。鴻臚井碑的發現，印證了渤海國從屬於唐朝這一史實。

926年，渤海國為契丹所滅，共傳十五世，歷時229年。兩百餘年間，渤海國仿唐厘定地方行政體制，“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餘縣”，五京即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中京顯德府（今吉林省和龍市西古城）、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省琿春市八連城）、南京南海府（今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北青土城）、西京鴨淥府（今吉林省臨江市），並先後以中京、上京和東京為王都，其中以上京為都時間最長。

中新社記者：天門軍之印的文字與唐印有何關係？從中可以看出渤海文化的哪些特點？

勾海燕：該印為青銅質，由銅片鑲成。通高4.3厘米、邊長5.25×5.3厘米、厚1.4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為漢字篆刻“天門軍之印”；印背楷書“天門軍之印”。印文筆畫細挺有力，圓潤活潑，與“雞林道經略使之印”“涪娑縣之印”“大毛村記”等唐代官印篆字風格基本一致。印文凸起，筆畫之間形成0.9厘米的溝槽。印紐扁平，中穿一圓孔，呈橋狀。根據這些特徵，可以認為這是一方唐代官印。又因其出土於渤海上京龍泉府，因此推測天門軍之印是一方渤海國印。

渤海國的主體民族是靺鞨，靺鞨是中國東北地區的土著民族之一，其風俗文化有自身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與唐朝的交流，讓渤海文化在其發展和繁衍過程中不斷向中原王朝學習、靠攏，逐漸形成了與華夏同風的海東文明。

唐朝是絲綢之路發展的繁榮鼎盛時期。絲綢之路的暢通，不僅促進了各地的思想文化交流，更對社會和民族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唐朝與東北地區的交流往來，可以說是絲綢之路在邊疆地區的延伸。“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是唐代著名詩人溫庭筠送一位渤海王子回家鄉時寫下的詩句，也是對當時渤海文化與中原唐文化趨同的評價。可以說，渤海文化是中原盛唐文化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分支，體現了兩者的統一關係。

中新社記者：渤海國與唐朝之間有哪些交流？能為瞭解渤海國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提供哪些重要資料？

勾海燕：渤海國在典章制度、都城建制、墓葬形制、貨幣經濟、紀年與曆法、語言和文字等各方面，無不深受唐朝文化的影響。唐玄宗在給渤海二世王大武藝的敕書中就有“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字樣。

渤海國曾先後有六條水陸交通幹線貫通中原及周鄰地區。經濟上，渤海國力求與唐朝接軌，既有較先進而發達的農業，門類眾多、分工很細的手工業，又有頗具規模、十分活躍的海內外商業、貿易。文化上，大量渤海生徒、僧侶隨朝貢使團入唐求學，漢文經史典籍因此源源不斷傳入渤海地區。宗教上，渤海國亦追隨唐朝，禮佛行事更成為上層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與中原唐文化的頻繁交流和往來，促進了渤海國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時稱“海東盛國”的繁盛局面。

中新社記者：天門軍之印有何特別之處？為什麼說該印是渤海國使用漢字的重要例證？

勾海燕：歷史文獻對唐朝職官制度有較為詳細的記述，但不見“天門軍”之設。遼金兩朝亦無“天門軍”之制，歷年出土的遼金銅印同樣無此種形制。渤海國常派官吏和學生到長安城“習識古今制度”，其政治、職官、經濟等制度均與唐朝一致。《舊唐書》《新唐書》記載，渤海國仿唐朝中央的典章官制，亦置有“三省、六部、一台、七寺、一院、一監、一局”等機構。

《舊唐書·文宗本紀》記載：“大和六年十二月，內養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雖然此處將渤海國建制與唐朝中央政府的神策軍相混淆，但至少表明渤海國設有同類的禁兵組織。因此“天門軍”可能是類似唐朝中央十軍的王城禁軍組織。

天門軍之印出自渤海上京龍泉府皇城內，可作為研究渤海國設有與唐朝中央禁軍類似軍事組織的重要線索。這枚印使用了蟠條焊接工藝，是唐代官印的重要特徵之一。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提出：“唐代官印統用朱文，字畫用小銅條蟠繞而成，遇有枝筆，用短條焊接上去。這是一種新的制法。印史上未見有什麼名稱，我們稱之為‘蟠條印’。”天門軍之印以漢文篆字入印，是渤海國與中原唐王朝交流的證明，也是渤海國使用漢字的重要實例。

中新社記者：目前，在天門軍之印發掘地還有何發現？

勾海燕：唐代史料記載，渤海國“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自渤海國三世文王大欽茂時期起，上京龍泉府曾兩度為渤海國國都所在地，先後長達一百六十餘年，是當時東北地區最大的城市和渤海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以及對外交往中心。

上京城仿照唐長安城的形制營建，分為郭城、皇城和宮城三個部分，三重城垣層層相環。全城除宮城坐落於北部中心區之外，其餘以中軸大街為線，分為東西兩半城，作棋盤狀布局，宮室、衙署與里坊嚴格區分，功能分明。郭城東西長4.5公里，南北寬約3.5公里，總周長約16.3公里，呈橫向長方形。

迄今為止，遺址內出土遺物數量甚多，其中尤以建築材料文物最多，如蓮花紋瓦當、寶相花紋磚、文字瓦等。此外，還有許多其他類別的珍貴文物，如銅鏡、銅人等。這些文化遺存都為我們瞭解渤海國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資料。（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南寧6月12日電　題：中國拱橋為世界貢獻了什麼？

——專訪中國工程院院士、廣西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教授鄭皆連

作者 黃艶梅 陳秋霞

今年2月，世界最大跨徑拱橋——廣西南丹至天峨下老高速公路天峨龍灘特大橋建成通車。這是世界首座跨徑超600米的拱橋，實現了混凝土拱橋的“百年跨越”，成為世界拱橋發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及中國橋梁國家“新名片”。

當前，中國拱橋無論是建造技術還是數量，都已挺進世界前列。作為天峨龍灘特大橋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廣西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教授鄭皆連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中國現代拱橋的設計、建造創新亮點以及中國拱橋技術發展成就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橋梁建設歷史悠久。橋梁結構可基本分為拱橋、斜拉橋、梁橋、懸索橋四大類型，其中拱橋的歷史源遠流長。中國拱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目前，中國拱橋建設處於什麼水平？

鄭皆連：公元282年左右中國出現石拱橋，公元605年中國建成了世界第一座敞肩石拱橋——趙州橋，跨徑37.02米，拱圈上有4個小拱，可減輕上部結構自重，改善拱腳受力，它為拱橋增大跨徑找到了一條正確路徑。這個石拱橋跨徑紀錄在中國延續1300餘年，一直到新中國誕生後才被打破。

在新中國，石拱橋繼續被大量修建，最大跨徑是2000年建成的山西晉城至河南焦作高速公路丹河橋，淨跨徑146米，雖居世界前列，但因為拱架的安全性和費用高問題，繼續增大石拱橋跨徑已意義不大。

然而，中國鋼拱橋、混凝土拱橋跨徑曾長期遠遠落後於世界。其中，混凝土拱橋方面，1980年前南斯拉夫已建成跨徑390米KRK橋，中國1985年建成涪陵烏江橋，跨徑才達200米。鋼拱橋方面，美國1977年建成新河谷大橋，跨徑518米，1993年中國建成九江長江大橋主跨216米，才突破200米大關。

直到近20年，中國建成的鋼拱橋、鋼管混凝土拱橋、混凝土拱橋等各個門類拱橋跨徑均超過國外，居世界第一。按拱橋跨徑大小排序，全世界前十座拱橋中，中國佔8座，還囊括了前六。尤其是2024年2月建成通車的天峨龍灘特大橋，把混凝土拱橋世界紀錄一次提高155米，且中國擁有全部技術的知識產權。天峨龍灘特大橋比同橋位斜拉橋方案概算少1.25億元人民幣，剛度大7倍。簡言之，目前中國拱橋建造技術總體居世界前列。

中新社記者：廣西是拱橋設計建造的代表性省區之一。以廣西平南三橋、天峨龍灘特大橋為代表的現代拱橋，克服了哪些重大技術難點？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技術創新？

鄭皆連：廣西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利用斜拉扣掛懸拼拱肋預製節段技術，建成了40餘座跨徑100米左右的鋼筋混凝土拱橋，其單位造價與30米簡支梁持平，使廣西成為中國修建拱橋最多的省區之一。近年來廣西更是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代表性橋梁就是平南三橋和天峨龍灘特大橋。

平南三橋主橋為鋼管混凝土拱橋，計算跨徑560米，建成時居世界各類拱橋跨徑第一。平南三橋主要技術創新有：發明了適用於非岩地基的“地連牆+混凝土承台+卵石層注漿”複合橋台基礎；發明了力主動控制代替傳統的剛度被動控制，拱桁懸拼過程中的塔頂水平位移從分米級下降到厘米級，同時使吊扣塔大幅度瘦身；發明了拱桁懸拼過程中一次張拉不調索、一次拆除扣索技術；研發了收縮可控制的管內混凝土，解決了制約鋼管混凝土拱橋發展的最大技術瓶頸。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鄧文中指出，平南三橋建造技術代表鋼管混凝土拱橋最高水平。

天峨龍灘特大橋是世界首座跨徑600米級的混凝土拱橋。在前期中國工程師發明的鋼管混凝土骨架代替型鋼骨架、調控澆注外包混凝土過程骨架時程應力及降低永存應力這兩大混凝土拱橋核心技術的基礎上，天峨龍灘特大橋在建造中主要解決了以下技術難題：一是提出了勁性骨架強勁度的合理選擇準則；二是通過合理分環和科學設置多工作面同時澆注，兼顧了結構時程應力抑制和現場施工時效，實現了拱肋外包混凝土的安全、快速施工；三是收縮補償精細設計和工作性能調控雙管齊下，實現了28000立方米拱圈外包混凝土不開裂；四是採取綜合結構優化措施，使跨徑600米混凝土拱橋成橋應力水平與已建成的跨徑416米混凝土拱橋持平；五是建立了拱肋縱向配筋優化方法，使縱向配筋減少到原方案的1/16。該橋建成後還經受了位於震中遭遇4.4級地震的考驗，大橋安然無恙。
 

中新社記者：從“中國第一石拱橋”趙州橋開始，到“世界最大跨徑拱橋”天峨龍灘特大橋的落成，中國拱橋建設跨越式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什麼？

鄭皆連：首先，中國有拱橋基因，1400年前就建造了聞名世界的趙州橋。拱橋受力十分合理，剛度大、耐久性好。但圬工拱橋拱圈1400年來都要支架施工，跨徑難於增大，支架費用越來越高，直到1968年中國工程師創造了無支架施工方法，使拱橋跨徑增大成為可能。經過長期研究，中國工程師較好解決了拱橋的施工風險問題和降低大跨徑拱橋施工費用問題。此外，近30年來中國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大規模發展，對拱橋建設提出了迫切需求。

以上幾方面因素共同促使中國在拱橋數量和跨徑上的快速發展，創造了世界橋梁發展史上的奇跡。

 
中新社記者：中國拱橋對世界橋梁建築產生了何種影響？與其他橋梁建設強國相比，中國拱橋建造還有哪些努力的空間？

鄭皆連：無支架施工是傳統拱橋和現代拱橋的分水嶺。拱橋無支架施工技術起源於中國，在國外也被廣泛採用，極大地提高了施工安全性和經濟性。中國在拱橋建造技術上的進步和實踐經驗，為國外在建造大跨度橋梁時提供了一種剛度大、耐久性好、造價低的比較方案。

具體來說，鋼管混凝土拱橋源於蘇聯，但由於沒發揮該橋型的結構優勢、施工優勢，從而喪失了經濟優勢，僅建成兩座便被市場淘汰了。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工程師利用自己開發的斜拉扣掛技術、轉體技術架設鋼管拱桁，真空輔助壓力連續灌注管內混凝土，提高了質量，降低了造價，縮短了工期，建成了鋼管混凝土拱橋近500座，最大跨徑達560米。所以有充足理由說，具有工程價值的鋼管混凝土拱橋是中國工程師開發的。

中國工程師對勁性骨架混凝土拱橋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用鋼管混凝土拱桁代替鋼拱桁作勁性骨架，用鋼量降低50%；開發了分環、多工作面澆注外包混凝土和斜拉索調載技術，推動拱橋建造數量增加，跨徑持續增大。

但須意識到，中國在結構計算軟件、施工智能化方面與國外還存在差距，需要我們長期努力去實現趕超。

 
中新社記者：中國拱橋建造技術曾流傳到日本、印度、斯里蘭卡等國家。中國拱橋對促進中國與各國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何種作用？

鄭皆連：橋，在中國文化長廊中極富魅力，它不僅具有實用功能，還是各歷史時期的文化標本，更是各國家之間溝通交流的文化符號。中國古代石拱橋建造技術遙遙領先世界，向世人彰顯了中國古人的智慧。《馬可波羅行紀》就稱讚盧溝橋在世界上無與倫比。

近年來，中國鋼管混凝土拱橋和混凝土拱橋在跨徑和建造技術方面居世界前列，大大增強了中國橋梁技術在海外工程建設市場的競爭力。目前，“一帶一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如火如荼，隨著中國橋梁施工企業不斷在世界各國建造大型拱橋，也將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文化“橋梁”。（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