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曾德雄

作者：曾德雄

剛剛過去的2023年是粵劇大師紅線女去世十周年，時間過得真快。

紅線女是2013年12月8日去世的，2013年12月9日南方日報約我寫了一篇“世間再無紅線女，紅氍毹上有來人”，紅線女去世一周年又寫了一篇“大師一去不復返，粵韻遺緒永流長”。我那時對粵劇其實只是略知皮毛，主要從粵劇這樣的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保護、傳承、發展的角度談了一點看法。

後來因為某些機緣，跟粵劇中人有了一些接觸，這些人中有紅線女的嫡傳、再傳弟子，都是早已成名成家的優秀粵劇表演藝術家，比如著名的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歐凱明、蘇春梅，以及新晉梅花獎得主李嘉宜。其中歐凱明老師還是“二度梅”，據說空前絕後——以後一個演員只能獲獎一次！還有紅線女身邊最親密的蒙菁主任，對於紅線女而言，她早已是家人般的存在。

也是因為這些機緣，第一次去劇場看了粵劇，有《媽祖》《文成公主》《睿王與莊妃》，等等。多次拜訪參觀位於華僑新村的紅線女舊居，去廣州粵劇院現場觀摩全球首部元宇宙粵劇《冼夫人》的排練，去珠江電影製片廠“探班”粵劇電影《刁蠻公主憨駙馬》的拍攝現場。去年12月22日還有幸見到了專程從加拿大回國參加紅線女去世十周年紀念活動的紅線女大公子馬鼎昌先生。可惜12月27日在紅線女舊居舉行的紅線女雕像揭幕因為單位開會沒去，錯過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

紅線女去世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豐富多彩，比如12月24日在珠江新城紅線女藝術中心舉行的“傳承紅派藝術 緬懷一代宗師——粵劇傳承展演活動”，還有稍早前在首屆中國—東盟（南寧）文化藝術節上舉行的“粵·劇——美術徵集作品展”。其他還有很多。

這些活動中，我印象最深的是12月12日在紅線女舊居舉辦的“粵聚力量 共繪民族‘同心圓’——友愛路20號沙龍直播活動”。活動由紅線女藝術中心、廣東省繁榮粵劇基金會等單位主辦，廣東廣播電視臺大灣區衛視頻道協辦並現場直播。之所以對這場活動印象最深，是因為活動現場有來自新疆喀什的維族同胞唱粵劇！一般人聽說粵語已經很難，更遑論唱粵劇，而且還是來自遙遠的天山腳下的維族同胞！這讓我感到十分新奇，所以蒙主任邀請我擔任活動評述嘉賓時，我立即滿口答應。

唱粵劇的兩位維族同胞都是90後，男生叫馬木提，女生叫麥迪娜。兩人都是喀什大學藝術學院的高材生，畢業後在當地從事音樂藝術工作。大約2019年6月，兩人來到廣州學習粵劇，得到歐凱明等藝術家的悉心指點。或許維族同胞天生的藝術細胞，加上老師們指導有方，兩人在廣州學了兩個多月，就已經唱得相當出色出彩了。回去以後他們在新疆唱粵劇，原本以為大家會很陌生、淡漠，沒想到大受歡迎。嶺南的南國紅豆在西北邊陲的天山腳下綻放，紅線女天上有知一定會滿心欣慰。

活動現場兩人濃妝重彩，基本看不出維族同胞的樣貌。唱的是經典粵劇《穆桂英招親》，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恰到好處、拿捏精准。馬木提更有維族同胞的高大英武，將劇中男主表現得威風凜凜、英神俊朗。麥迪娜聲音清脆悅耳、細膩宛轉、餘音繞梁。尤其是兩人粵語發音很准，令人稱奇，也十分嘆服維族同胞的語言天賦。他們的表演獲得現場嘉賓和觀眾的陣陣掌聲，歐凱明老師也對他們勖勉有加，鼓勵他們回去以後大力傳承弘揚粵劇藝術。

當天晚上還有一場線下活動，是歐凱明老師的學生前來歡聚，一方面看望老師，另一方面也是一起緬懷紅線女先輩。這些學生來自廣州、中山、南寧等地，都是一時之選，其中好幾位已經擔綱劇團領導，可謂業界棟樑。馬木提和麥迪娜再展歌喉，獻唱粵劇，引來滿堂喝彩，時相應和，偶爾會糾正一點他們的發音、提示一兩句歌詞。滿門師友情誼無間，維漢同胞水乳交融，整一幅和樂美好的民族團結畫面，讓人不得不感歎傳統文化的神奇魅力。我尤其注意到面對滿座俊彥和業界翹楚，馬木提和麥迪娜沒有絲毫羞赧自慚之色，全情投入，聲容並茂，讓人不禁感歎維族同胞的真摯熱誠、開朗大方。、

紅線女大師已經去世十周年了，但她的精神遺產和藝術瑰寶仍然留存，影響絲毫不減。而且通過眾人的努力，還擴展到了遙遠的新疆，在那裏播下了南國紅豆的種子，以文化為先導、為媒介，促進民族共融和民族團結，譜寫出壯美的時代新篇章。

                       2024年1月12日星期五

 

曾德雄：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廣州市人大代表，哲學博士

作者：曾德雄

荀子是赵国人（首都邯郸），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晚两百多年，比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晚五十多年，两人居然身处同一时空二十多年，但似乎没有任何“线下”交集。比他的学生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大三十多岁，另一位学生李斯生年不详，荀子不知大他多少。荀子卒于公元前238年，死后十七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荀子本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后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而改叫孙卿。但汉宣帝字次卿，难道叫孙卿就不用避讳了么？历史也许有很多细节谜团永远消失在时光隧道中。

荀子最有名的观点是“性恶”，《荀子》第二十三章就专讲“性恶”，按他的说法，“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引自《性恶篇》，以下所引如不特别注明均引自此篇。）“伪”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人为”的意思，就是说人性本恶，所谓善都是后天人为的结果。

被他称作“恶”的人性是什么呢？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贪婪、懒惰、淫荡等等。如果顺着这些（恶的人性），那么就会天下大乱：“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无）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分”是个常见的古代政治概念，一般指个体、个体的边界）乱理（情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由）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人性本恶，必须要靠人为的努力来修正、规制它，这就是荀子的基本逻辑：“故枸木必将待檃栝（檃栝，yǐn kuò，矫正木材弯曲的器具）、烝（蒸）、矫（矫正）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砻砺，lóng lì，磨刀石，引申为磨练、切磋）然后利。”这样的比喻在《荀子》中很多见，都是为了说明通过（后天）人为的努力来改变（先天）恶的人性，使之向善。对于这个过程，荀子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化性起伪”。

“化性起伪”的是圣人：“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圣人通过礼仪、法度来“扰化”人的情性并加以引导，目的是为了天下大治、合于正道。

但问题是既然人性本恶，礼仪从何而生？“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怎么）生？’”荀子的回答是礼仪不是产生于“圣人之性”，而是来自于“圣人之伪”：“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shān zhí，和泥制作陶器）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工人斲（zhuó，砍，削）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后天长期的自我修为）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将“圣人之性”与“圣人之伪”分为两物，礼仪法度这些驱人向善的东西来自于“圣人之伪”，而不是来自于“圣人之性”。

先不论“圣人之性”与“圣人之伪”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两者能否并列，荀子在这里倒是提出了两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是圣人的人性是恶还是善？二是如果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他凭什么可以“化性起伪”？

关于第一个问题，荀子认为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盗跖：dào zhí，盗贼或盗魁，泛指品行恶劣之人），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品行高尚和品行低下的人、君子与小人，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这样的观点贯穿荀子的整个思想：“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篇》）

之所以品行有高下，有人为君子有人为小人，只在于君子能“化性起伪”，而小人不行：“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贪利争夺。”

为什么君子能“化性起伪”而小人不能呢？荀子认为“非不能，实不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而涂（途，路途上的人，泛指普罗大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悬）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备知晓“仁义法正”的质地、做到“仁义法正”的工具，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圣人。之所以没有人人成圣，在于“可以而不可使”，也就是我们说的“非不能，实不为”，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去做。他还打了个比喻加以说明：“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人人都有脚，但有人遍行天下，有人却足不出户，区别就在于前者“有为”，而后者“不为”。

除了这些主观的因素，荀子似乎认为还有客观的原因：“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yì,shì，至尊权力）注错（措施）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不同的权力形态导致不同的习俗，长期积累下来，于是有的人成为君子，有的人成为小人。

君子“化性起伪”，首先是“化”自己的“性”，让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然后“化”天下人之“性”，最终使天下臻于大治：“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统一天下于礼仪法度）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礼论篇》）这就又是典型的中国人治思想了：“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带领、统领）人者之大本也。”（《强国篇》）

类似的表述在荀子那里非常多，比如：“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须，发生关联）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跟没有君王一样）！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que，四声，诚恳）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上周密（忌讳频密，严密监控），则下疑玄（疑惑丛生，指思想不统一）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正论篇》）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以上率下的意思。

以上率下的前提是“上”要“正”，如何确保“上”“正”？以什么标准来评判“上”“正”还是不“正”？由谁来评判？荀子说“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篇》），由谁来决定什么是正道什么不是正道？这些荀子并没有明说，他甚至认为这些根本就无需“辨说”，否则就是“饰邪营众”，应该杀头：“夫民易（容易）一以道（统一于道），而不可与共（不可与共事，类似于商鞅说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故。”“故明君临之以埶，道（导）之以道，申之以命，章（彰）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哪里还需要辨说）！”“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正名篇》）

这其实是中国统治者一贯的主张，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民众只需要服从听从顺服就行了，别问这问那说这说那。因此之故，荀子对孔子“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是大加赞赏的，他借孔子的话说：“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吸引、鼓动民众），强足以反是（政治正确，类似于‘国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宥坐篇》）

孟子道“性善”，荀子讲“性恶”，这是孟荀最大的不同。荀子在《性恶篇》中专门批驳了孟子的“性善”论，说孟子“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他进一步举例说明：“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由）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显然荀子心目中的人性指的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而“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劳而不敢求息者”这些礼仪法度，这些人的社会性在荀子看来不属于人性的范畴，而属于后天的“化性起伪”，对人性的“扰化”，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性的克制、修为、引导。

孟子主张“性善”，目的是为了论证圣人的存在，为圣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形上的依据，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才有圣人存在，所以他特别强调“反求诸己”、“放心”，都是劝喻人回归（善的）本性。荀子同样认为圣人是存在的，但认为圣人并不来自于天生，而来自于后天的努力（“积伪”，长期的自我修炼），人要做的不是回归本性，恰恰相反，是“化性起伪”，改变（“扰化”）先天（恶）的本性，在这点上他跟孟子的观点完全相反。

从历史效应来看，显然孟子的观点占了上风，除了更具逻辑的思辨力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哪一个自称天纵英才的伟人圣人认为自己跟普罗大众一样人性本恶，否则的话，“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正论篇》）的“定于一尊”的合法性依据就不足了，也严重影响了“道德纯备，智惠甚明”（《正论篇》）的伟人成色。

但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以德主治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是一样的，所以荀子反复说“明主谲（决）德而序位”（《儒效篇》）、“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正论篇》），其结果当然不是人人向善个个争先，反而是“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大略篇》）层出不穷，这可能是孟、荀诸人完全没想到的吧。

荀子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观点，认为人性险恶，必须要有一个圣人来统领天下，“替天行道”、“代天理物”，否则就会天下大乱。经过了这么多苦难和试错，我们现在终于意识到，“使天下出于治、合于善”的“埶”只可能是民主，而不是任何天纵英才、丰功伟绩、“定于一尊”的什么圣人。

​ 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

作者：曾德雄（现为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曾德雄

还是先声明一下：没有遇到任何曲折麻烦，一切都很平顺。纯粹做个记录，毕竟是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

广州的这一轮疫情是从4月8号开始的。那天是周五，我们正在参加“羊城论坛”的调研。论坛的主题是“宠物市场管理”，调研的第二个点是广州市技师学院，里面有兽医专业，是广州农校合并后带进来的。技师学院就在我们附近，经常从门口经过，这次有机会进去看一下，我还很期待的。没想到中巴到了门口却不让进，学院负责人一再表示歉意，说五分钟前刚收到紧急通知学院所在区域被列为管控区，只进不出，“实在是太抱歉了。”只好在学院东侧的教学实训点参观考察座谈，间中我还是从一个小门进去学院里面一窥究竟。

晚上九点多钟忽然收到单位的紧急通知，说市里要求所有居住在白云区的市直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下沉社区参与抗疫。这让我一下子乱了方寸，原本第二天周六跟一些朋友安排了一些活动，紧急商议的结果是将活动全部取消。

第二天一早跟几位同事到齐富社区报到，路上接到邻居的微信，说我们院区被管控了，让我赶紧去买点菜，“后面的711便利店都被抢空了。”这让我感到了一丝紧张气氛，阳光都似乎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社区办公室里里外外站着很多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跟我们一样都是各单位下沉社区的工作人员。社区领导还在街道开会没回来，我决定找一辆哈啰共享单车去周边看看，主要是想看我们这个管控区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情形。

所有通道都被封住了，竖着红色水马，每个封口都有三三两两的工作人员守着，有的还有警察、警车，气氛看起来更紧张了。后面的小超市还在开门营业，路过的时候我临时决定进去买点东西。里面的人不少，无一例外都手提怀抱。我也赶紧加入，能吃不能吃的胡乱抓了一些，生怕到时没吃的陷入绝境，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恐慌。好在同事陈峰稍后在“爽又甜”和麦德龙帮我买了一大堆菜蔬，心里才安定下来。

社区很快给我们派了任务：就地服务所在小区的居民。我们是个院区，里面就一栋办公楼和一栋宿舍，人员相对单纯固定，工作比较简单。我们给每户居民做了一个单独的表格，列明所有居住人员的信息，尤其是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详细信息，比如老年人、长期病患等等，以便全盘掌握，以备万一。

随后几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做核酸。从管控的第一天开始，除了15、16、18号三天，每天都要做核酸。我们的工作是布置场地、扫码、维持秩序、协助有需要的人等等。只有13号是在院区围墙外面做，其余的都在院区里面做，人少，总共就140人左右，又都是邻居、同事，每次都很顺利，很快就搞完了。在院外的那一次，源源不断地经常有人来，看着快搞完了，一下子又来了很多人排成了长龙，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心理压力，不禁体谅其他地方做核酸的工作人员——毕竟更多的是这种情况。

10号我们到云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做志愿者，主要工作是打电话，对“同一时空”人员进行摸排。好像是萧岗市场出现了一个阳性病例，跟他（她）“同一时空”的有两万六千多人（精确到个位数），要逐一打电话。我暗自惊叹不已，仅仅是出现在“同一时空”，每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详细住址等等一览无余，在当今网络信息社会，每个人基本上都在裸奔，不可能有任何隐瞒遮掩。

我们主要是询问对方最近一次做核酸是什么时候、健康码是什么颜色、住址有没有发生变化等。原本还要我们核对身份证号码、人机（电话号码）是否一致，我觉得比较繁琐，将这两样省掉了，只需确定他（她）是“同一时空”的对象即可，毕竟这才是重点。很多电话打不通，要么无人接，要么停机。有的已经到了外地，最远的是陕西。用我们自己的手机打电话，通过一个APP转换一下，所以对方接到的是12320的号码。很多人看到这个号码都很紧张，以为自己出了什么大事，我只好安慰他（她）一下，说就是摸排了解情况，不用紧张，做好健康检测，按要求做核酸即可。这个工作特别繁琐（上一次下社区的时候也做过一次，是打电话了解辖区租户的情况），有什么意义我也高度怀疑。好在这样的工作只做了一次。

陈峰在隔壁的荷塘月色社区做志愿者，虽然一路甚至一墙之隔，却属于另一个街道（黄石街）。我和他隔一两天在他楼下的一个小士多店门口坐一下，除了分享彼此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心理建设——说实话吃的东西解决以后我还很担心这个，怕封闭时间长了会烦躁，这种情绪如果失控就很可怕了。

相较而言，他是深度参与，工作更繁杂，也更辛苦。做核酸经常是一百多管（十人一管）、一千多人，几乎是我们的十倍，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就搞完了），有时甚至搞到深夜。除此之外还要一次又一次上门摸排登记、分发物质，甚至还要去封控口接学校停课返家的小学生。还帮助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送一个客人进了管控区却出不去了，居然在里面呆了三天，真不知道这几天他是怎么过的。陈峰说这个司机有一次去买食物和水以后居然回不到自己的车上，因为属于不同的控制区域，陈峰帮他据理力争才让他返回车上休息。我本想联系媒体的朋友报道一下（纯粹是我自己好奇），但听说他已经出去了，于是作罢。

类似的事我也遇到过。有一天我骑哈啰共享单车出去转了一下，经过一个路口两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向我求助。原来一位年轻人从酒店出来买了点生活用品，却没有“管控区出户卡”，按道理不能通行，回不了酒店，三个人僵持在路口，那两位志愿者问我怎么办。“管控区出户卡”是14号发下来的，是将管控区里面又细划为一个一个的小区域，彼此隔离，以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我问那位年轻人有没有带酒店房卡，他立即掏出来给我们看，我就“擅自作主”让他过去了。他问他到哪里领这个“出户卡”，我让他问酒店，毕竟他是酒店住客，逻辑上应该循这一条线来解决。

19号深夜快12点陈峰发来微信说白云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这里明天解封，我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在微信上看到了解封的通告，却打不开，显示已被删除。这让我很不安，开车出去兜了一下，果然各个封控口红色水马依然整齐排列如故。到了10:24通告又发出来了，这回可以打开，显示我们这里解除管控。我再次开车出去，打算如果解封了就径直开到市区，结果发现还是不能通行，让我很是心绪不宁。跟陈峰在他楼下聊了一会，分析是不是市区意见还没统一？有两位值班警察经过，陈峰问到底什么时候解封？警察回答说还没接到通知。有媒体朋友发朋友圈说凌晨解封了三小时又封起来了，不知何故。下午三点左右微信上纷纷说解封了，我在院区做完核酸再次出门走到封控口想实地看看到底解封了没有，果然解封了，红色水马被拆除堆放在一边，路桥畅通无阻。除了看到底有没有解封，我也想感受一下解封是个什么感觉。

这样的管控对社区治理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检验。总体而言，这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社区治理的组织水平。比如说，管控以后，社区有哪些工作、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完成、当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包括所欲下沉社区的人）、如何将两者妥善对接让最适合的人做最适合的事，等等，这些都应该公开透明、罗列清晰，然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会不会让大家做得更开心一点？再就是一定要有底线思维，任何时候都应该将人的基本需求摆在第一位。哪些是基本需求？首先是所有工作人员的吃住问题，这个必须要事先计划安顿好，决不能临时抱佛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应该是个常识。再就是一些特殊人士的特殊需求，比如长期或紧急病患，任何这方面的需求都性命攸关，必须摆在第一位，决不可“防疫压倒一切”。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可惜的是我们一向惯于说归说做归做，“人”不仅没有成为“本”，反而被当作了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基本上一切乱象和悲剧都由此而起。真正的“以人为本”一定是通过民主和法治来呈现、来保障，否则就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

管控期间跟一位同事聊天，他说以前多数时候其实也都呆在院里，但是想出去随时就可以出去，现在想出去却出去不了。我说：“那叫自由。”

是为记。

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

曾德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广州市人大代表，哲学博士

——读《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曾德雄

儒学与皇权紧密相连，离开儒学谈皇权，或离开皇权谈儒学，可能都是不完整的。儒学与皇权发生这样的关联，无疑是在汉武帝时期，他接受了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将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也因此一变而为儒教，开启了与皇权的勾连，并贯穿中国的整个皇权社会。尤其是，两者内在的思想纠缠一直绵延至今，深刻形塑了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和我们每个个体的“中国式”心智。

这本书以独特新颖的视角考察了那段历史，其独特新颖之处在于运用数据统计的方法，统计出西汉各个时期特别是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儒生官员数量，并进行前后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主流叙事中的主角‘儒’实际上在武帝统治期间只是政治少数派”（3页），“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的儒生占据官僚集团极高层位置。”（43页）与之相反，“正是在据称推崇法家学说的宣帝统治时期，儒生才开始在政坛发挥重要作用”（135页），“宣帝朝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不仅官方正式接纳了儒学思想，而且在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儒生集团。”（201页）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武帝朝最后5年间，长久以来一直掌控朝局的最有名望和权势的家族几乎被屠戮殆尽”（155页），“武帝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是长达5年的巫蛊案及其血腥杀戮的直接原因。”（159页）二是“……宣帝血统和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儒生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宣帝提供了证明统治合法性同时巩固君权的机会。”（180页）“儒生在政治上的成功，大致归于他们的理论能在政治危机的时候为野心勃勃的辅政大臣或继承权受到怀疑的皇帝提供道德宇宙论上的合法性。”（202页）“只有旧权贵、大的仕宦家族在巫蛊之祸中被消灭殆尽后，胸怀政治抱负的儒生们才开始有机会爬升到高层以填补权力真空。”（214页）“儒生们之所以能在帝国皇位继承危机中掌握权力，还得益于他们提供的历史先例与政治理论可以为各种政治危机提供合法性。”（215页）

正是因为“在汉武帝54年统治期间，77位身居要职的高官中只有6人（7.8%）被司马迁和班固称为儒生，……儒生只是权力的金字塔上层几个落落寡合之人，……我们不得不问一声：武帝所谓奖掖儒学是否有事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主流叙事的巨大挑战，因为儒学在武帝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早已是不争之论。对这个问题，作者通过“历史想象中的儒生集团：《史记·儒林列传》研究”这个专章进行了解答，认为“尽管司马迁回顾的是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六百年间研习五经的学者们的历史，但他主要的兴趣点放在了他们的仕宦生涯上面，凡是与仕宦主题无关的事件都被他有意无意地摒弃于《儒林列传》之外”（51页），“《史记》中的这一章完全就是研习五经者们的政治生涯史。”（54页）通过这样的叙述，“司马迁……制造出一个由共同的教育背景界定的政治集团”，“如果只有通过研习五经才能领会最理想的政治智慧，即所谓王道，那么研习过这类著作的人一定就是充任官职的最合适人选。”（55页）司马迁由此“为像他一样的人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人的未来由其掌握的知识决定，而财富地位、军功以及人脉在这个乌托邦中全部失去了意义。”（75页）“而且，这个乌托邦暗含了对武帝一朝官场的强烈批评”，“在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官员们单纯依靠自身的学识就能获得仕途成功。”“当把理想的图景与复杂和残酷的现实世界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后者的合理性也就不复存在，合法性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在司马迁精心安排的文本结构下面暗含着他详尽阐述的理想官制，他极力称赞的官员晋升的理想原则，还有他对现实官员任用升迁制度的强烈批判。”（76页）

这一传统——儒生仅仅通过儒家学识就能获得仕途晋升——在班固那里得到了延续，只不过班固采取的手段是“师法”，通过“师法”（人为）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儒学知识谱系，“‘师法’是《史记》之后的时代儒生和经学传承体系发展成熟的产物”（115页），“相对晚出的经学阐释学派与司马迁著作中出现的学术谱系之间的联系本就是后来学者追溯添加的，一些人……不愿承认经学学派的创始人学术渊源模糊，于是虚构了一些师徒关系，将西汉后半期的经学学派与《史记》中赫赫有名的大儒联系起来。”（119页）“昭宣元时代盛极一时的经学学派大量涌现后，人们便努力将这些派别和司马迁记载的儒生群体建立某种联系，从而填补五经传承中留下的断裂，班固的《儒林传》是这种重塑历史努力的集大成者。”（119页）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清晰的逻辑线索：即便在号称崇奉儒学的武帝时期，儒生官员的数量也极少，远非主流。儒生官员的大量出现是在昭宣元时期特别是宣帝朝，之所以如此，跟武帝利用长达5年的巫蛊之祸消灭传统权贵家族、留下权力真空直接相关，正是这样的权力真空使儒生群体在官场乘势而起。儒生官员之所以得到如此重用，是因为儒学的一些义理可以为皇权（包括权臣）提供合法性依据。

留给我们的问题有三个：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叙事？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非常可取。一直以来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存在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双重抽离，哲学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变得抽象空泛，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不知它何以产生，不知它对当时发生过什么样的作用，更不知我们现在研究那些有啥意义……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是将哲学融入历史的了不起的探索，这本书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奠定了其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走向和面相。朱维铮先生将这一事件解读为一场宫廷政变，主要是汉武帝向窦太后夺权。事实上的确如此，武帝“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就展现了这种夺权动向，那就是将以窦太后为主脑的黄老之术抛在一边，而另外寻找新的话语系统，这里面的权力争斗意味再明显不过。董仲舒以“天人三策”打动了武帝，“览其对而异”，“复册之”，一问再问，于是才有了后面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武帝，这只不过是向窦太后及传统权贵阶层夺权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奠定了皇权专制的政治合法性，从此以后，以“为民”的道德而不再是君权世袭作为皇权的合法性依据就此成型并一直延续到如今，后果就是只要时机合适，谁都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斫木为兵、揭竿而起，以攘夺天下为最高且唯一目的，并在夺取天下后披上“圣人”的道德外衣。至于作者因为武帝朝的儒生官员很少而质疑“武帝所谓奖掖儒学是否有事实的基础”，这可以说是本书最大也可能是唯一的逻辑缺憾：“奖掖儒学”并不意味着会立即涌现很多儒生官员，因为夺权毕竟是一个缓慢复杂甚至血腥的过程，绝不会像一个小单位那样可以随时任意安插自己的亲信。事实上昭宣元朝儒生官员大量涌现，正是滥觞于武帝的“黜黄老刑名、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天下学士靡然乡风”，而王莽篡汉更是将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与皇权直接挂上了钩，那时距武帝去世已经近百年了。

这就提示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读历史？前不久看到一个网络段子：“为什么古代小说里的富贵小姐和狐女都会看上穷书生？那是因为这些话本都是穷书生写的。”历史书写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中国的史书最爱写帝王，可是对于帝王（的心性）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帝王从来不会有性情表达——不会说人话，少有的那几个都会被视若珍宝反复拿来说事，比如宣帝斥责元帝（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家（汉朝）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儒学）、用周政（儒家的理想）乎”。相反，帝王说出来的都是家国天下、黎元众庶、宵衣旰食这样的道德大话，但你能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这些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表达和权力宣示，话说得有多大，背后的权力意志就有多强、权力诉求就有多大。我们必须要透过表面的历史书写，直达隐藏在悠远深处的历史真实，而这完全来自于当下的个体生命体验。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蔡亮 著，付强 译，北京师范大学2020年12月第一版。）

2022年3月3日星期四

作者：曾德雄（现为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作者：曾德雄

（《明夷待访录校释》，黄宗羲著，孙卫华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5月出版）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早就想读的，没想到现在才看完。之所以想读，是因为他对“君”的抨击和揭露毫不留情：“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多年前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上看到这句话，禁不住击节赞叹，说的太对了！

黄宗羲（别号梨洲老人）1610年9月24日生于浙江余姚，那时还是明朝，万历皇帝当政，父亲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1644年黄宗羲三十四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他成了明遗民，参与组织过反清复明运动。1695年8月12日去世，那时已经是康熙三十四年了，不折不扣跨越了两个朝代。反清复明无望以后他潜心学术四十多年，也就是说入清以后他基本上都在做学问。成就巨大，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他的学行主要在宁波，所以宁波建有“黄梨洲纪念馆”，据说宁波招考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一道“黄宗羲属于哪个朝代”的考题，引发网上一片议论。其实这道题即便是大学教授恐怕也难以说得明白，但江浙文风之盛倒可见一斑。

《明夷待访录》完成于1663年冬天，那时是康熙二年。“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个卦象，指太阳被遮蔽、光明被埋没隐藏。“明夷待访”语出“箕子明夷”的典故。箕子是纣的叔父，殷人，在今河南安阳，与微子、比干并称“殷末三仁”。“箕子明夷”指的是箕子遭遇无道昏君纣王，无法逃避，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隐藏起来，佯狂以自晦其明，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殷纣覆灭后，武王访箕子，箕子才再度显现其才智，授武王以《洪范·九畴》，这就像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把光明藏起来，等到白天再显光明一样，故曰“箕子明夷”。黄宗羲取书名“明夷待访”，显然是以箕子自况，希望等到自己的圣君“武王”。等到没有呢？这本书成书之后两百多年湮没无闻，一直到清末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借此书维新变法才渐为世人所知，而孙中山先生更是“秘散此书”鼓吹革命，才使这本书广为人知。

说《明夷待访录》达到了中国古人批判揭露君主专制的最高水平应该是不为过的，主要体现在篇首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篇章中，一些说法现在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后之所谓人主，……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法乎？”“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kuāng qiè，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qiān wǎn，牵扯）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这样的深刻揭露比比皆是。

之所以如此，黄宗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君为主，天下为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一切为了维护君权独尊，一切人和事，都是维护君权独尊的手段和工具：“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zuò，帝位）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黄宗羲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正是因为“天下为主”，天下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同一个目的，在这个共同的目的面前，君和臣其实是平等的：“截然无等级也。”“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对我声色俱厉、威逼强迫），未之敢从也。”“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这种摒弃家奴人臣的思想主张和人格追求，即便放在今天也殊为难得。

因为天下是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人共同的目的，黄宗羲甚至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主张，很显然黄宗羲心目中的学校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的议会了。他还对学校的具体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总体而言就是“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养士”之外还要“议政”：“政有缺失，祭酒（学校的主官）直言无讳。”

后面的篇章则是一些制度设计，涉及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xū lì，旧时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官吏）、奄（yān，阉）宦，其间也不乏思想闪光，比如谈到取士，他说：“答者亦必摭（zhí，拾取，摘取）事实而辨是非。若事实不详，或牵连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这就是“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这样的现代理性即便在当今中国也殊为稀缺。谈到财计，他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这就是今人秦晖概括出来的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积累莫返”。“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则是罔（欺骗）民而收其利也，其谁信之！”“其谁信之”越来越成为时代强音。“今之吏胥，……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制定的意思）之科条（法令、制度），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这不就是一直以来广受诟病的“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么？

指出了病症，黄宗羲也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就像他反复念叨的“上古三代”那样：“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仔细掂量）而不欲入者（不想当君王），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当了君王又辞去），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意思是以前的人做君王是为天下百姓服务，很辛苦，以致有人根本不愿意做（许由、务光），有人做了也要辞去（尧、舜），有人不得不做（禹）。后世刚好相反，“君为主，天下为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如果真能像君王所期望的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也就罢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任何朝代都免不了灭亡一途，后果往往很悲惨：“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崇祯皇帝）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 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沮丧）乎?”之所以这样，黄宗羲认为都是因为君王没有明确做君王的职责（职分）：“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辞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如果明白了君王的职责是为天下百姓服务，那么每个人都不会想要做君王（“人人可让”）；正因为没有明白君王的这个“职分”，以为做君王是为了贪图享受荣华富贵，那么就“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了，最后不免身死名灭的悲剧，就像崇祯皇帝那样。

如何使君王“明乎为君之职分”、做到“天下为主君为客”呢？黄宗羲遵循的还是儒家一贯的套路，那就是劝喻人君“向善”，一是事实，包括“上古三代”的至治盛景（其实都来自于儒生的臆造）、“后之人君”的悲惨结局。二是道理，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有学者说黄宗羲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从民本到民主的第一人”，其实“天下为主”并不就是“民主”，而是希望君王不要“以权谋权”，真正将天下而不是自己的权力作为施政的目的，其前提还是不脱君王天下的传统政治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之内要想君王做到“天下为主君为客”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黄宗羲的理性水平还是令人惊叹，比如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已经非常接近个体的有限性、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权利让渡这样的现代理性，“摭事实而辨是非”更是“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尽管已经无限接近了，但他依然没有开出“民主”的药方，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实在是没有任何“民主”的思想资源和传统，以黄宗羲这样的超前理性也断难在当时的“天下格局”中想到天下居然可以、应该、必须由民来作主，“民主”药方只有待他去世二百五十年以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才开出。

有趣的是这本书后面附有一篇《<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一驳斥了黄宗羲的观点，说黄宗羲“立言宗旨主于废弃纲纪，不专指斥圣朝（清朝）”，“宗羲乃谓君与臣名异而实同，是即后世逞逆谋者谓天下以民为主，人君与臣皆国民之代表之悖论也”，“后世创言欲废君臣之等级而贵于平权，皆宗羲此言阶之厉也”，“后世尊社会而废纲纪者流，公然开会演说，目君为代表，侪君于雇工，拟父以同胞，非圣无法，实宗羲此言有以倡之也。”这篇文章写于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革命风起云涌，西方民主思潮涌入，被革命党人大量传播，作者一股脑地将责任都推到了黄宗羲的这本书。准确地说，黄宗羲并没有提出民主主张，却松动了皇权政治的根基土壤，为民主思潮的播种、生根发芽准备了一点前提条件。

(作者简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作者:  曾德雄

贾谊是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公元前200年生于洛阳，也就是刘邦称帝后的第三年。文帝时任博士，李商隐那句著名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文帝向贾谊问策的事。《新书》是贾谊的政论文集，“过秦论”是其中的名篇。我原先一直以为“过秦论”是他经过秦国旧址时发的感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论秦之过”的意思，总结、反思秦二世而亡的过失，主要是说秦严刑峻法，不够爱民（“仁心不施而攻守异势”）。

《新书》可谓是一本儒家人治教科书。这包含几层意思：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终极关心的都是政治；他们心目中的政治都是人治，区别只在于方法手段不同（法家其实也是人治，以后有机会再说）；《新书》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治。因为贾谊做过长沙王和梁怀王的太傅（辅弼官，君王年幼时充当老师），所以可以看作是一本儒家人治教科书。

儒家的人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度的集权，二是最高的德行，在儒家的思想逻辑中这两者缺一不可且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德行就是儒家心心念念的“仁”，在人君或皇帝身上就是“爱民”，德是爱民之心，行是爱民之行。有了这样的德行，就会达到如贾谊所说的“帝之威德，内行外信（伸），四方悦服”的天下大治。

集权在贾谊生活的年代依然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严重问题。秦始皇开创了“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但二世而亡，仅仅存续了十五六年。项羽分封天下显示了历史的强大惯性，虽然项羽个人魅力千古闪耀，但毕竟与时代潮流不符，很快就灭亡了。刘邦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历史的惯性，一方面自己当皇帝，同时还分封了很多诸侯王（可参看李开元先生的《秦崩》《楚亡》《汉兴》）。经过高祖刘邦、惠帝、吕后的不断剿灭杀戮，到文帝时期诸侯王势力虽然较之从前削弱了很多，但依然尾大不掉，成为帝国的巨大隐患。

贾谊花了很多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基本上《新书》第一卷说的都是这，最典型的是“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等篇章，“陛下何不一令臣熟数（一一详细分析说明）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陛下试择焉？”贾谊的基本观点，首先是人主之尊，应该做到“尊不可及”，如此才能号令指使天下百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领袖挥手人民前进的意思。但当时的情形却是诸侯王势力依旧强大，“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以致贾谊反复说这样的形势如“倒悬”，非常危险，令人“痛惜”、“流涕”、“长太息”。贾谊的建议是“众建诸侯”：“其有子，以国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须（系？）之，子生而立。……子子孙孙与汉相须，皆如长沙可以久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义，国小则无邪心。”也就是将诸侯国的封地不断地分封给诸侯王的子孙，子孙越来越多，封国也就越来越小了，这样就不至于对汉帝国造成威胁了。为什么不干脆一劳永逸地废除这种分封制呢？我们只能说在当时，历史的惯性遗绪仍然留存，整个社会还没有想到这一步，连贾谊这样有超前眼光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脑洞大开到废除分封制的程度。

集权之后是爱民。爱民是儒家一贯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如孔子所说：“古之为政，爱人（民）为大。”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贾谊也反复劝喻君王要爱民，主要集中在《大政》、《修政》等篇章中。按他的说法，“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这是典型的先秦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他还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这显然是他当诸侯王太傅时说的。贾谊将爱民提到为政之要的高度：“德莫高于博爱人（民），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民）。”“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如何爱民呢？“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身处地、急群众之所急的意思。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做到“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恩德广博，教化鸿富）。”“故不赏而民劝（忠心、服从），不罚而民治。”显然这是典型的儒家人治思路。

为什么要爱民？贾谊当然不可能有“权利让渡”这样的现代法治理念（政府的全部权力来自公众的授权，成立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公众服务），也还没有像后来的董仲舒等人那样，以爱民为道德核心构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目的是论证刘邦布衣君相的正当性）。贾谊更多地是从巩固权力的角度来说明必须爱民：“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似乎在他看来民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民多力而不可适（敌）。”“民不可不畏。”这跟一千多年以后的载舟覆舟之说一脉相通。

在他心目中，民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原来既不是“爱民如子”的亲族家人，也不是诸如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勤劳勇敢、创造历史啥的人，而是至贱至愚：“夫民之为言也，暝（昏暗）也；萌（氓，指老百姓）之为言也，盲也。”“故民者，积愚也（人民就是汇集在一起的愚人）。”这样的观点被后来的经学家、纬学家全盘接受，比如董仲舒就说：“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觉，天所为也。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纬书《孝经援神契》也说：“民者，冥也。” 冥、暝、瞑，都指昏暗无光、目盲无知，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思潮，事实上在专制极权眼中，民就是至贱至愚的。

面对这样的民，应该怎么管治呢？贾谊的观点是教化：“民至贱不可简（怠慢），至愚不可欺。”“虽有不肖民，化而则之（教化使他们守规矩）。”“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上率下。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上下通顺、天下大治：“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人君发令如同发声，民众学习响应如同回声），曲折而从君，其如景（影）矣。”这显然是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进一步深入阐释。这也是儒家跟法家最大的不同：两家都认为民众至贱至愚，儒家主张教化，而法家采取的手段是威逼利诱、严刑峻法，而在实际政治中，则是如汉宣帝所说“霸王道杂之”，也就是所谓“儒表法里”，按董仲舒的说法就是：“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我一直认为这才是儒家人治（德治）的精髓。

总之，在贾谊看来，民至贱至愚（“积愚”），但因为人多力量大（“民多力不可敌”），“不可不畏”，必须爱民：“民者，弗爱则弗附（不爱就不拥护你）。”“民之不善，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这一切都有赖于君主圣明选择良吏：“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正因为民、吏、君的关系如此密切，贾谊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建的思想：“吏以爱民为忠。”也就是说，对皇帝的忠诚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通过爱民来体现的，如果不爱民，导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就是不忠君，就是不维护皇帝的权威地位。

贾谊甚至提出皇帝应该以民的好恶为标准来决定吏的去留：“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称赞）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归附）而举（提拔）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见非（过错）而去（免职）之。”“故王者取吏不妄（随意），必使民唱（同意），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标准）也，察吏于民，然后随（顺应）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归附），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也就是说有多少人爱并且归附于他，他就当多少人的官。

贾谊的这种美好愿望当然是“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它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经不起人性针尖的轻轻一戳，实际政治发生的无不是“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当然我们决不能苛责贾谊没有民主觉悟，民主传入中国也才一两百年而已，其精义现在都还没有被我们真正理解、接受，何况两千多年前的贾谊呢。

《新书》里面有一篇“容经”，专门讲视听言动、坐卧起行的各种姿势，其中的“跪容”特别有意思：“跪以微磐之容，揄右而下，进左而起，手有抑扬，各尊其纪（跪下时身体微微前倾，右脚滑地跪下，左脚向前起身，两手各有高低，手脚各自遵守动作的规定）。”这实际上讲的是古人跪坐（正坐）的姿势。我们现在的这种坐在凳子上双脚垂直着地的坐法（胡坐）是南北朝以后才从西域传入的，到宋代才正式取代了跪坐（正坐）。贾谊的这篇“跪容”并不是在教奴才怎样下跪，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从商鞅变法到刘邦称帝

——读《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

曾德雄

这是在网上搜来的一本书，作者是台湾的杜正胜先生。之所以搜来这本书，是因为读了李开元先生的《秦迷》、《秦崩》、《楚亡》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秦始皇灭六国以后是如何处置六国原来的王室和贵族的？像熊心、项羽这些六国王室贵族又是如何流落民间、泯然众人的？（还有一个疑问：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他们的活动情状以及他们的灭亡过程却完全失载。）结果一搜就搜到了这本书。

这本书当然没有解答我的疑问，但是却以丰富的史料、详尽的考证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通过编户齐民的社会变革打破原有的封建贵族等级秩序，“民”摆脱对贵族的依附，作为一个整体登上历史舞台，传统的贵族阶层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的官、民二元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其背后的价值支撑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也许只有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才开始慢慢松动。

按杜先生的说法，所谓“编户”，就是“政府按户登录人口”，“凡编户之民皆脱离封建时代各级贵族特权的束缚或压迫，是国君统治下的平等人民，古曰‘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

“编户齐民”一词虽然习见于汉人著述，但其历史其实早已开始，几乎持续了几百年。在编户齐民之前，有所谓“名籍”和“户籍”。单一个人的身份资料叫“名籍”，合户多人的身份资料叫“户籍”。籍是竹简，也就是写在竹简上的人名和户名，衍生为我们现在熟知的籍贯。杜先生认为名籍可能很早就存在，但户籍则不会早于春秋时代，“更准确地说，春秋中叶以前。”但从杜先生的前后文来看，我疑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户籍，而不是名籍。先前史料中的名籍并不是指普通民众，而是“公务人员”，正如周先生所说：“周代的名籍以宫廷宿卫和军队士卒为主。”一般的普通民众应该是没有资格列入名籍的。后面的一则史料可资佐证：周宣王南征失利，“乃料民于太原。”“料民”就是进行人口统计以便征兵，但遭到了仲山父的批评，认为君王不必“料民”，这样的事自有百官有司各施其职，其背后则是希望君王不要对民众求索无度，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可见那时还没有针对普通民众的“名籍”，否则就不用劳烦君王“料民”了。

杜先生认为国家设置户籍的目的在于更广泛、更有效地掌握人力资源，“它应当是周宣王‘料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由正夫而及余子。”周宣王“料民”遭到批评，但大约两百年以后楚国之“料民”却被肯定了，大抵到公元前六世纪，楚、齐、晋等国普遍建立了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一旦建立，“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着削。”举凡天地之大，几无漏网之鱼，“在封建制转化为郡县制的过程中，新政府有了新的社会基础，那就是编户齐民。” 所有人的法律身份一律平等，故谓之“齐民”。

编户齐民最早在山东（崤山以东）列国展开，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子产治郑，“公元前543年郑子产整顿户籍和田籍，……这些措施皆以全民作对象，形成编户齐民。”除了整顿户籍和田籍，子产治郑另一个编户齐民的措施是“铸刑书”，也就是将法律公告天下。这一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应当必须如此的事在当时却是“破天荒的大事件”，主要是因为当时是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度，法律只能施之于贵族，庶民犯法则采用“决事比”，略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判例法”：“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但“铸刑书”却打破了这样的身份等级制，它一方面彻底消弭了贵族（诸侯、卿大夫）与庶民的身份界限，而且也使贵族失去了制约庶民的最重要手段——充满自由裁量权的“决事比”：“民知有辟（刑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公之于众的刑书）而侥幸以成之。……如是，何辟之有（刑法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可见在当时的保守贵族心目中，制定刑法但不公布、由统治者采取“决事比”使“庶民”动辄得咎摇手触禁、从而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这种手段更合理、更有效：“君子在位可威，施舍可爱，进退可度（有规可循），周旋可则（遵循），容止可观，作事可法（效法），德行可象（仿效、模仿、示范），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用现在的评判标准来看，可谓人治的极致。

毫无疑问那位“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孔子也在反对“铸刑书”之列：“郑铸刑书而叔向责之，晋铸刑鼎而仲尼讥之，彼铸之于鼎以示下民，故讥其使民知也。”孔子那句有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知之”应该是指（“庶民”）知晓刑法，从而“将弃礼而征于书（铸于鼎公之于众的刑书），锥刀之末（很小的争端）将尽争之，乱狱兹丰，贿赂并行”，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愚民。

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贵族等级秩序土崩瓦解的历史趋势势不可挡，孔子也只能哀叹“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到了韩非就直接提出了“法者，编诸图籍（写在书本上），设诸官府（存放在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时就不会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了。

韩非的法家思想大成于秦国。虽然“秦国的社会演进与政治改革都比东方落后，山东（崤山以东）列国之建立户籍当更早”，但毫无疑问编户齐民做的最彻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是秦国。秦国的编户齐民始于商鞅变法，商鞅本来是山东（崤山以东）的卫国人，“西入秦干求孝公”，在孝公的支持下发动商鞅变法，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并随秦始皇的“六合毕四海一”推广到全中国。

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内容是平民军功授爵：打破传统的贵族世袭等级制度，重建二十等爵制向所有民人开放（“齐民”），而授爵的唯一依据是军功。较之山东（崤山以东）列国还保留了“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天爵”“人爵”的传统旧礼，商鞅的“虽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毫无疑问将一种新型的功利实用主义发挥到极端，彻底打破了贵族等级制度，其最显明、直接的效果当然就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的一统天下了。杜先生说：“秦国爵制虽仍有阶级身份的残余，但爵位之获得唯凭军功，不靠出身，绝大多数的人民亦兵亦农，整体来说还是一个编户齐民的社会。”“耕战合一的编户齐民始于山东（崤山以东），而收成于西秦，让深具戎狄性的秦人来完成统一天下的历史任务，恐怕不是数百年前山东（崤山以东）新政推行者所能逆料的，其关键，我们认为在于秦国建立严格的军功授爵制度。”

商鞅变法表面上促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但从大历史的角度，其最核心最持久的效应应该是刘邦称帝和所谓西汉“军功受益阶层”的兴起，按照李开元先生的分析，这一阶层是西汉初年按照军功的高低重新分配包括等级身份、土地财产、政治权力在内的社会总资源，“夺取了天下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利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对社会总资源进行了彻底的再分配，……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政治权力、尊宣的社会身份和大部分经济财富。”包括刘邦在内的所谓“军功受益阶层”全部出身“庶民”，这无疑得益于一百多年前商鞅变法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平民军功授爵制，从此平民登上历史舞台，到刘邦而终至于大成，平民打江山坐江山成为中国历史几千年不变的主旋律，夺取政权也成为世上最宏伟的产业 ：“高祖（刘邦）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2021年9月3日星期五

作者：曾德雄

 

这篇文章想写很久了，不知为何一直拖到现在。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网络舆情风暴，其中一波是针对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持续很久，火力也很猛。她最有名的“事迹”是对艾芬医生劈头盖脸的“排比句”训斥，再就是疫情快控制住了她才到病房巡视摆胜利pose拍照、在上级勒令她必须常驻医院后让人给她装浴霸，“洗澡怕冷。”其他一些事比如将最初的感染人数“慎重上报”演变为“最好不报”、批评江学庆医生戴口罩、拒绝接受红会以外的捐赠导致医护人员防护服严重短缺等等，没有直接证据是她，但因为她是医院一把手，所以也都归结到她的头上。如果深入了解，类似不合常理不近人情的反智荒唐“事迹”肯定罄竹难书。

蔡书记的这些做派我非常熟悉——事实上每一个体制内的人都很熟悉：常常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等等这些“大词”挂在嘴边，但每言每行甚至她的存在本身都让人周身不舒服，让人恐惧、害怕，生怕什么时候会遭到来自她的这些道德大棒，因此在她面前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有时候哪怕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不到位都怕得不得了，要寻思掂量半天前因后果，像极了《一个文官之死》中那个可怜的切尔维亚科夫。

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验，我完全不相信她对那些“大词”有哪怕丝毫的信仰，她的一切言行都来自于并且为了满足她的人性。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样的人性？为什么这样的人性可以披上这些“大词”的外衣？

一、蔡书记的隐秘人性：自卑、善妒

这样的人跟他第一次接触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善妒：嫉妒之心通过语气甚至眼神掩饰不住地扑面而来，使你在他面前不自觉地要自矮身段，连说话的底气和声音都弱了几份，情不自禁地去扮傻、装蠢，表现得像个白痴，什么都不懂，最好像古代宫廷中专门负责装疯卖傻搞笑的优伶，如此才能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哪怕你多说几句、声音稍大一点都是对他的大不敬，从而破坏关系的平衡。

嫉妒源于自卑。按说蔡书记这样的人身份地位更高、收入也不会低，看上去事业更成功、人生更亮丽，为何还会自卑呢？根据我的经验，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天生自卑——也许只有皇帝除外。这种自卑型人格正是皇权专制精心塑造、压制出来的，是维持一种平衡且安全的关系所必须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才会自卑，后来发现不是，是所有人，因为相对于唯我独尊天下一人的皇帝，所有人其实都是匍匐在底层的。当然蔡书记的自卑还有另外的因素，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她的学历十有八九不如江学庆主任李文亮医生等人那么显赫，专业技能更是天上地下。这加重了她的自卑感，在内心里总觉得江学庆李文亮这些专业人士瞧不起她，因而变得更加敏感甚至神经质。

克服自卑唯一的途径是靠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惟有如此才能建构稳定坚强的自我认同，所谓“有恃于内，无待于外”。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坚毅人格、德性修为、理性学识、专业技能等等缺一不可，对于蔡书记这样的人来说真比登天还难。于是他们着力于寻求权力一途，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一直被认为是克服自卑最有效的途径。

蔡书记们正是这么做的，也取得了成功。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握权力的人不经意间总会流露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自卑，虽然无法判定所有追逐权力的人都是因为自卑，但很多人为了克服内心的自卑而去追逐权力是一定的。麻烦的是自卑并没有被克服掉，因为从心理学上讲，自卑是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克服不了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卑成为心智的主宰，否则就会演化为嫉妒。

嫉妒是因为自卑，自卑来源于比较。我们中国人缺乏彼岸的神祗信仰和此岸的权利主体观念，无法建构稳定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基本上来自于跟他人的比较，通过跟他人对比获得的优越感来战胜自卑。比如蔡书记，如果有人屈从于自己，在自己面前表现得更卑微，这时候就可以不再自卑，反而表现得非常自大，有时候甚至很跋扈——其实这也是一种自卑，是自卑的另一种表现，很多官员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自己面前从不屈从，那么自己的优越感就无从体现，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就克服不了，这时候就会妒恨这个不屈从的人，从而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进行羞辱、打压，蔡书记对江学庆医生、艾芬医生的态度就是典型。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屈从呢？因为他们始终坚守着人之为人的底线，某些时候某些事上也许会有妥协，但人格尊严的底线是绝不会放弃的。这样的人在蔡书记那里绝对就是眼中钉，横看竖看不顺眼，“一看就知道不是自己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除之则利用手中的权力羞之辱之、打之压之。

二、体制之恶：消解、打压权利

蔡书记对江学庆医生等人的羞辱当然不会像街头恶棍霸凌弱小那样进行，而是借助于体制的力量，在一整套宏大叙事的“大词”的名义下进行。为什么她可以借助体制的力量呢？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有一个最大最根本的恶，那就是以消解、打压人的权利为职志——消灭权利既是这个体制存在的前提，也是它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是它存在的过程本身。这种体制是一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追求“天下无外、人心无外”的绝对统一和同一。而权利的本质特征是个体性、差异化，与追求一律的这种专制体制天然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因此被其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在思想上消解权利、在行动上打压、彻底消灭权利成为这种体制的“政治正确”，其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无一不是用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等等这些集合概念去消解、打压作为权利基石的个人。深谙其道的人无不是宁左勿右，以凶神恶煞的党棍面目出现。

蔡书记就是这样的人，她借助于这种体制之恶对江学庆、李文亮、艾芬这样的专业人士尽情打压、羞辱，她这么做的时候一定是搬出一些“大词”，这些“大词”一定是一些集合概念，除了前面说的那些，还有诸如组织、大局、单位等等。因为背后有体制力量支撑，她一定是振振有词、滔滔不绝、盛气凌人。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她对这些“大词”毫不信仰，也丝毫不感兴趣，促使她这么做的唯一动机和动力就来自于她内心深处的隐秘人性：自卑、嫉妒。

人性之恶与体制之恶就是这样几乎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的。1949年以后的一切恶行，比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四清、反右、文革，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件上面，很多都是这样的机理，都是人性之恶的动机和动力，借助体制之恶的力量来加以满足、实现。面对这样的局面和环境，最功利最现实的选择是放弃人格尊严匍匐在地，最低限度可以保证安全，否则的话就面临人性灾难，极端的时候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远的比如无数右派和所谓反革命的悲惨遭遇，近的比如这次疫情中不幸离世的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等人，他们不是死于病毒，而是死于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合谋，“以势驭道”在他们身上是活生生的现实，只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三、官僚主义：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结合

官僚主义其实是个很抽象的词，它背后是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结合。江学庆、李文亮、艾芬等人的遭遇与其说是官僚主义，毋宁说是人性，是隐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借助于体制之恶的力量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感同身受，是因为这样的戏码在中国这样的体制内日日无之。

现在老在提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者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我觉得这跟号召人们说真话一样，是中国的又一个大笑话。怎么可能反得了呢？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人怎么可能走得出自己的皮肤？只要这样的体制还在，就会催生蔡书记这样的人性，就会善妒、专权、跋扈、独尊，并且一切都会是在体制赋予的名义下冠冕堂皇地进行。

一切外在表现的背后都是人性，一切遭遇、冲突都是人性的遭遇、冲突，所有那些动听的“大词”都是披在人性之恶上的外衣，是随时挥舞的道德大棒。手握这条道德大棒的人，比如蔡书记，既充当着道德法庭的裁判官，又充当着道德法庭的执法者。在这样的淫威下面，个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如同风中之烛，扑闪欲灭，随时不保。

代价是惨痛的，活着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凄怆的——除非你彻底屈服，或者同流合污。我们必须反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催生、放任、纵容了这样的人性之恶？这种局面还要延续下去吗？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

作者：曾德雄

​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已蔓延至全球，目前还处于上升势头。这场疫情是转型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定会被写入历史，被后人不断提及，要么是学术研究，要么是艺术缅怀。这场疫情也让60、70、80、90、00后这整整几代人见证了从没见过的人间惨剧，对世道人心的冲击和影响不可估量。

​这场疫情也深刻折射出转型中国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那就是：权利早已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但权利却没有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权利不仅没有受到体制性的保障，反而时时受到来自体制的压制和侵害，透过冷漠、生硬、僵化表现出来的“反权利”、“不权利”成为体制内的“政治正确”，浸润到体制的每一寸肌理，所有体制中人在这点上心照不宣地合谋。在这次疫情中，说好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不仅没有得到丝毫保障，反而被一再褫夺、打压，李文亮大夫就是典型的例子。

​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权利的传统，有的是绵延不绝根深蒂固的“反权利”、“不权利”。中国是将残暴皇权专制发展到极致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前提和维持就是“反权利”和“不权利”，要么在思想上消解、否定权利，要么通过暴力手段剥夺权利。皇权专制是集权的、大一统的、整体的，否则就无法做到“人心无外”、“天下无外”、至德至尊的逻辑自洽，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挑战。而权利则恰恰相反，它的重要特性是个体、差异、自由，它与大一统、强求一律的皇权专制完全势不两立、争锋相对。

​鸦片战争带来的西学东渐动摇了中国的皇权专制，使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权利观念传入中国，人的意识慢慢觉醒，近200年来权利成为中国社会文明的脚步、进步的标尺，筚路蓝缕，艰难曲折，血迹斑斑。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人再一次走上追求权利、维护权利的艰辛道路。改革开放主张追求富裕，其思想史意义在于威权政治承认了财产权，否决了从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这种对财产权的否定、剥夺，回到了人类历史的正轨。财产权是权利清单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自由迁徙、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参政议政等等各项权利，人的一切权利都可以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财产权。

​正是有了近200年的追求权利之路，特别是有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权利，而不再是从前虚幻的“反权利”、“不权利”的道德，成为国人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涌现出无数的当代英豪，创造出无数的经济、社会、文化奇迹，为世人瞩目。

​但与此同时权利却并没有成为社会特别是政治的组织原则，我们的政治体制依然是为权力的体制，其合法性依据依然还是皇权时代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不过将具体内容从“天地君亲师”的皇权道德换成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并且还是通过这些表示整体、全体的集合概念消解作为权利基石的个体，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定于一尊”的专制权力。70多年以来程度或许大小有异，其实质则一，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因此才会有近几年如此轻而易举的逆势回潮。

​正是这种体制与社会、权力思维与权利思维的严重脱节、错位，导致了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种冲突。随着经济活动的加剧、传统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解体、公权力的公信力和控制效能进一步下降，这样的冲突只会越来越频繁、剧烈。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社会这种潜藏已久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放大、彻底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付出了惨痛代价。这次疫情有一个分水岭、三个关键词。分水岭是120（1月20号），三个关键词是“瞒”、“封”、“救”。120之前是“瞒”，120之后是“封”、“救”：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家；抢救、补救、救援、救助。前面的“瞒”导致了后面的“封”和“救”。现在官方的所有宣传机器都着力在“救”上面，但对前面两样，尤其是“瞒”，则付之阙如，只有如财新等少量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深挖，但也只能点到为止。再就是自媒体的争相表述和官方忙不迭的封口删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戏码愈演愈烈。在这个波谲云诡复杂变幻的场景中，体制性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全不见踪影。试想一下，如果一开始李文亮等八人不是受到训诫，或者更早一些就由官方公开透明，怎么还会有后面那么多的人间惨剧？有网友说：“知情权就是生命权！”信然！

体制与社会、权力思维与权利思维的这种脱节、错位、对立的状况如果不改变，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料，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事件以后一定还会重演，就像十七年前有SARS、十七年后有新冠肺炎一样。随着社会生活更加复杂、人员往来更加频密，后果肯定会更严重，代价也会更大。

在中国这样一个完全缺乏内生性权利资源的国度，如何完成从权力到权利、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课题。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深的嵌入、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游走生活于世界各地、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形成全球人文生态，这个课题已然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课题，而绝不仅仅还像从前一样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次疫情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发源于中国武汉，短短一个多月就蔓延到全世界。

与那些具有内生性权利资源的社会相反，中国社会从权力到权利、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必须是自上而下地进行。首先，“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必须转变到“一切以权利建设为中心”。前者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对于之前虚幻的、“反权利”“不权利”的、“文革”时登峰造极的革命道德（本质是对人的全部权利的粗暴褫夺）具有矫枉之功，但其实质是思维肤浅、鼠目寸光、小农意识的钱财结果论，与现代理性大相径庭，没有看到经济活动背后的财产权，以及附著在财产权上面的其他一系列天赋权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GDP主义”盛行，涌现大量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其成果的取得往往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即所谓“低人权制度优势”，导致一系列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经此一疫，这种“制度优势”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代价也极为惨重。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一切以权利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加以保障，否则又会沦为纸上谈兵。制度必须是基于权利、为了权利，其合法性在于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的授权，而不再是任何其他。多数人的同意、授权如何体现？只能通过选票。中国人惯于用脚投票，惯于逃难，“邦无道乘桴浮于海”，并在这个过程中培植了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这种状况必须扭转，我们必须要有选票，并通过选票行使自己的权利，使公众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匍匐在威权面前。

​就像中国搞垃圾分类必须要“站桶”、手把手地督促、引导一样，这种制度的执行也必须要有人“站桶”、手把手地督促、引导。以前我们曾有过“土改工作队”，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成立“民主工作队”来教会大家通过制度行使、捍卫自己的神圣权利。

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完成这个使命的只能是执政党，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力量：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庞大的政治资源和行政资源。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国内民意汹汹，国际呼声日炽。惟有顺应潮流，才能真正完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型，既挽救自己，也有益于中国和世界。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体制的表现可谓左支右绌、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毫无应对之力，造成无数人间惨剧。虽说后期举国动员，展现了举国体制的力量，但正如网上有人所说：“举国致之，举国治之。”我们不要这样的所谓举国优势，因为任何一次这样的举国动员，必定意味着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可以说，举国动员的力度有多大，就意味着先前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你是欢呼于举国体制的巨大力量呢还是哀恸于先前代价的无比惨痛？这既是一个德性与否的灵魂拷问，也是一个理性与否的时代之问。数千亡灵飘荡在死寂的武汉上空，无数人身心俱裂肝肠寸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不思悔改、不洗心革面变革进取，反而去欢庆胜利甚至要武汉市民跪地谢恩，冀图重树威权、强化日益虚弱不堪的政治合法性，那就愧对亡灵，愧对举头三尺，愧对子孙后代，愧对遭此痛创的国内民众、世界人民，也愧对这个时代。

2020年3月5日星期四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

作者:曾德雄

题记

       楚：楚国的“楚”，荆楚大地的“楚”。

       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疫”。

       是为记。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一

       我最早知道新冠肺炎是在医学同学群（我1982年初中毕业入读武汉市卫生学校学放射），哪一天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是李文亮医生的那个说有SARS的微信聊天截图还是武汉市公安局发布的训诫图，因为完全没有在意。后来听到专家说“可防可控”、“人不传人”，而且一月份开始好多天每天都没有新增病例，就基本上将这件事抛到脑后了。

       真正开始关注是在1月18号，一天新增病例136例，这个数字让我吃惊。而且武汉以外也陆续出现了病例，尤其是每一个病例都跟武汉有关，这让我有点不安。朋友圈里这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也开始只关注这方面的消息。看着每一个病例都有武汉旅居史让我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恐慌。

       那几天正在列席广州市白云区的人代会，新冠肺炎完全没有成为代表讨论的话题，甚至私下都没提起过。20号中午到天河赛马场的一个卡拉OK跟一些卫校的老同事聚会，去之前就很想向他们打听一下新冠肺炎的事，毕竟都跟武汉医疗行业很熟，有一个本身还是医生，另外也想问问他们回不回去（我早已买好了23号上午到武汉、下午到仙桃的高铁动车票）。

       没想到这根本没有成为话题，大家热议的是一个同事退休办证武汉广州佛山跑断腿的烦心事，还说要在人大呼吁一下。最后好不容易问了一下一个刚刚在广州医科大学退休的同事（他一直在研究钟南山，主持编写了很多钟南山的传记和文章），才提到钟南山18号晚上去了武汉，说钟南山早就想去，被劝止了，说湖北又没有邀请我们，“这几天湖北提出了邀请，于是钟院士就去了。”好像也没有提及钟南山说的“人传人”、“医护人员感染”，可能消息还没有发出来。他们也都不回去，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是根本就没计划回去。

       从18号开始朋友劝我“真的要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回去”，19、20号两天又接连劝。我不置可否但心里想着不至于这么严重，完全没有取消行程的打算。20号朋友发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院）“关于全院职工取消外出休假并在广州原地待命的紧急通知”，开始觉得风声有点紧了，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而这时广东、广州也开始出现了输入性病例。20号晚上跟在上海工作的儿子讨论要不要回去（他计划23号高铁到武汉，正月初三到仙桃，正月初七从仙桃直接到上海），“武汉疫情看似越来越严重，还回去吗？”“春节后很可能大爆发。”他很快回复“回去”、“戴好口罩。”于是我决定只要他回去我就回去。

       22号（年二十八）中午去文德路姨父那里拿他给我们写的春联，他们一家准备当晚开车回仙桃，说虽然辛苦但还是想回去过年，言谈当中看不出任何担忧，甚至新冠肺炎都没有成为主要话题。晚上9点多朋友发来一篇人民日报的“湖北请求国家紧急支援”的报道，我发到了家庭群，儿子很快从上海打来电话，商议了一下决定不回去了，赶紧让弟弟将买好的火车票全部退了。

       第二天天不亮就醒了，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说实话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像现在这么严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不回去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后面的故事就跟大家一样了，每天除了关注疫情别的啥都不关心了。春晚也看了，但是完全不知演了些啥，只记得谢娜那个羞赧的击掌，几个主持人临时拼凑起来的激情朗诵在汹汹疫情面前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天天基本锁定中央新闻台，但还是觉得报道不够多，别的一些无关的东西占据了太多版面。想看看湖北卫视（以前从来不看地方卫视，除了去年8月追天津卫视的《破冰行动》），结果还在播个破电视剧《急诊室》，真是急死人。天天刷微信，朋友圈铺天盖地全是这，偶尔出现一两个不相干的内容都会觉得很怪异、突兀，不合时宜。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二

       我最担心家人朋友的安全。弟弟在广州一所学校工作，很早就放了寒假。他坐1月12号晚上的火车，13号上午到武昌火车站，然后到隔壁的宏基汽车站转车回仙桃。虽然经过武汉，我其实从来没有担心过他，想着毕竟还早，加上武昌离汉口又远。后来看南都对他的采访，才知道他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想想的确有点后怕，尽管武汉那段时间说每日无新增病例，其实那时候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很多人就是在那段时间路过武汉被传染了。

再就是妹妹，她在仙桃一家医院当护士，春节后大年初三开始上班。那时也是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一是担心她“院感”，再就是担心她辛苦受累。好在仙桃作了分工，发热病人一律到别的医院，他们医院只收确诊病人，极大地分流了人群。尽管如此，起初病人还是很多，人满为患，直到山西医疗队来支援，发热定点医院也越设越多，情况才稍微好一点。而且她在门诊，情况比病房又好一些。

妹夫在一个政府接待中心工作，非常时期接待任务也很繁重，从中央到省的督导组都在他们那里驻扎，更是不能掉以轻心。好在他们很早就开始严格的防护措施，戴口罩、进门量体温，非常严格。倒是他们两人春节期间回乡跟一些武汉回来的亲友聚了几天，惹得在日本读书的女儿经常在群里暴跳如雷，所幸没发生什么事。

母亲去年10月份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做了个膝关节置换手术，11月份出院回家，本来就处于康复期，因此很少出门，倒令人不太担心。仙桃1月24号封城以后，父亲也基本不出门了，出门就是买菜、倒垃圾，当然都做好防护措施。最近管得越来越严，出去的就更少了。

随着各地人员管控加剧，又多了另一层担心，就是怕他们遭遇暴力执法。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视频，没戴口罩的、闲逛的，受到相当粗暴的对待，很多甚至是妇女老人，经常忍不住会“代入”，不敢想象，不忍卒睹，反复叮嘱他们不要出门。

最近看网上说很多武汉人在家呆久了吃的东西都快没有了，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又有点担心这。昨天晚上给弟弟打了个电话，说还好，各种网购都很方便，东西都送到门口。他也给父母网购过东西，同样送到门口。想着还有妹妹妹夫，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送过来（他们有出行通行证），稍微放点心。

因为他们的女儿在日本，所以也很关注日本的情况，叮嘱她少出门、少跟人接触。又想到日本社会比较文明发达，也就不再那么紧张了。大外甥女一家远在阿根廷，倒不担心他们染疫，倒是担心他们因为中国人甚至东方人面孔受到歧视（网上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传闻），专门问了她，还好没遇到。其他亲友也都各自安好，不管是在城镇还是乡村，迄今为止没听到不好的消息。

卫校的同学都在放射科，身处抗疫第一线，特别是几个武汉的同学更是如此。有一次他们在群里发了几张身着防护服的照片，虽然裹得严严实实，但眉宇间还是熟悉的模样，大家纷纷要他们多保重、祝福他们平安。一个同学所在的医院新大楼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好在都还没事，但辛劳是一定的。

但是一个老师遭致了不幸。2月16号同学群发布消息：“我们敬爱的殷老师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于今天上午10点30分在金银潭医院去世。”这个消息让人震惊、悲哀，毕竟是非常熟悉的人。殷老师教放射诊断学，是专业老师，关系更加亲密。他是武汉人，高大帅气、温文尔雅，对人对事从没一句重话，尤其对一个洪湖的同学关爱有加（这个同学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后来读了医学影像学的硕士和博士）。卫校同事说殷老师今年应该65岁，如此算来当年教我们的时候大约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谁能想到他竟会殁于三十多年后的这一场瘟疫，令人悲伤唏嘘不已。据说殷老师的女儿在协和医院工作，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将父亲收治入院，才导致如今的不幸，可想而知武汉的形势有多严峻。那位洪湖同学从北京打来电话说13号给殷老师打了个电话但没人接，“当时就有不详的预感。”没想到一感成谶。

殷老师一路走好。

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

三

疫情突如其来，舆情也随之而至。作为一个密切关注者，或者说，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无数围观者之一，我也算是亲身见证了每一次舆情风暴。

最早的舆情风暴指向湖北、武汉的一众公权力机构，特别是省市政府以及红十字会。看着他们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对数据的一再口误，脑海里立即蹦出“颟顸”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不在焉而且充满权力的傲慢。我在武汉学习工作近10年，对这种表现也算是有切身体会。以前工作的那个单位领导，永远是嗯嗯啊啊拿腔拿调、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唯一的一次听到他说句人话，是无意中听他在教训儿子“不要像个跟屁虫”。尽管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但当时居然感到很亲切，过后分析，可能是因为好歹是句人话，而人话总是有温度让人感到温暖的，以致过了这么久还记得这么清楚。这次疫情，我很同意著名作家方方的一个观点：“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这的确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问题，投身其中的人从里到外与这样的政治文化高度契合。

2月6号晚上，睡前刷微信，第一条就是一个朋友发的“好人不长命”，下面是李文亮医生的头像。吓了一跳，赶忙点开一看才发现是财新杂志之前对李文亮医生的一个专访，暗骂了一声这个朋友净乱说吓人。但下面就是铺天盖地的不幸消息了，原来李文亮医生真的已经在晚上9点多钟去世了，震惊悲愤无由言表，柳絮的一句话代表了我的心声，马上转发了：“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啊！！！口罩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和自由言说有关，和病毒肆虐有关。”屏着呼吸刷微信，全是关于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接近凌晨一个佛山本地的企业家发来微信说还没有去世，还在抢救，赶紧双手合十祈祷奇迹发生，有朋友一连说了几个“南无阿弥陀佛”。那一夜真的是“你不醒来我们不睡”，无数人在为李文亮医生祈祷。可惜奇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谣言”没有到来。后来听说李文亮医生其实真的是在晚上9点多去世了，后来的抢救只是放出来的假消息，目的是将人们的情绪从“愤怒”引导到“失望”。我承认这一招在我身上取得了成功，我的确被“引导”了，忘记了愤怒，一整天内心被深深的失望和悲伤充盈。

国家卫健委和武汉病毒所一再被置于风口浪尖，前者是“可防可控、人不传人”的公众误导，以及不救人却抢发所谓学术论文的生意伎俩；后者是有关这次新冠病毒的起源、抢注瑞德西韦、双黄连，当然还有男女情事、裙带勾连以及内部的人事纷争。整个过程犹如一出荒诞大戏，魔幻、反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无数条线索无数个伏笔，不加以深入探究根本不明所以，而且还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才行。有人以时间为纵轴，将每一个时间节点一一罗列，梳理出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总算厘清点头绪。

钟南山院士再次成为国民英雄，一举一动牵动全国人的心，每一句话都被奉为圭臬，网上也出现了很多段子，比如“疫情不走我不动，南山说动我才动”。广州的一个电台甚至将他说的“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作为片头语，再配上“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的激昂音乐反复播放。钟院士术有专攻、造诣深湛，但我觉得最可贵的还不是这，而是他不说谎。尽管我们知道他一定还有很多事情不便告诉我们，但他告诉我们的一定是真话，一定是他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不是精心编排欺骗民众的假话、鬼话。这一点最可贵，也最重要，事实上不说谎从古到今都是中国公共话语中的稀缺品质，我们周遭充满了太多谎言，尤其是制度性的谎言——有组织地说谎，强迫你相信。

同样成为英雄的还有一线医护人员，不管是湖北、武汉本地的还是外地驰援的，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的关辉，也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济世情怀。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尤其是已经有好几位医护人员殉职了，令人扼腕。最近很多地方出台了对前线医护人员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补贴多少钱、子女中考降多少分等等，诸如此类。我不怀疑他们的初衷，但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政策，且不论社会治理水平的小农意识，单只“袖手谈心性”，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甚至拐点都还没有到来的这个时间点出台这些合适吗？你们就不会等这件事结束以后再这样么？这点区区利诱如何可以跟医护人员以命相托以命相搏的大医精诚匹配？……相信医护人员对这些所谓的优惠只有一声苦笑，而我们这些芸芸大众也惟愿这些可敬可亲可爱的人齐齐整整地出征、齐齐整整地凯旋。

舆情每天都在涌现，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有自己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有的是短篇小说，有的是中篇、长篇。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读到他们的记录了，有个武汉同学放射科的一位护士同事在染疫痊愈后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忆”，文章中写到领导坚定而心疼地叫她脱掉防护服，她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描述令人动容；而同学被她称为“自带正能量的老胡”又让人倍感亲切……多么可爱的人！祝你们都安好，祝所有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叹蹉跎”。

 

                        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

四

这次疫情触碰到了什么？会改变什么？

触碰到了人治的天花板：说瞒就瞒，瞒不了，说封就封

根据哪一条法律瞒？根据哪一条法律封？

不知道，说不出，因为没有

因为不是法治

代价巨大，比如血泪呼喊，比如绝望自戕，比如生离死别……

比如人性冷漠、丧失，只看得到“捐献遗体”，看不到临终前对妻子的深情挂念

中国是将人治发展到极致的文明

人治有两个前提

一是范围小、人数少，“小国寡民”

二是乖乖听话，“风吹草偃”

于是才能人治，“如臂使指”

这两个前提现在都在慢慢消失

人多，到处是走出了村落的人

不听话，到处是“刁民”

加上互联网的赋能

人治越来越难

这么难还要继续，于是而有现如今的惨剧

绝对是历史事件

但改变不了什么

好的人继续好，坏的人继续坏

上一次舆情热点是故宫炫富女，再上一个是北京杀医

疫情过后，一切都会照旧

就像17年前有SARS，17年后有新冠

或许唯一改变的是人心：人心继续散，队伍更难带

需要更多的瞒和骗，更多的刀和剑

中国古代的治术是愚民、弱民、卑民……

封城、封小区、封家、封网，一样

处处反智，处处反讽，处处魔幻

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

五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心和人性，甚至认为任何社会科学如果达不到人心人性的层面就难言“知识的彻底性”，因此特别推崇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一直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才是最值得驻足观赏反复品味的风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他，身为中国人，完全零距离，熟悉。

疫情发生以后，朋友圈铺天盖地，几乎每一条我都觉得有价值，都恨不得转发给人看，家人、亲戚、老乡、在武汉的卫校同学同事、朋友，以致有朋友戏称我成了个“消息树”。我的确是希望我们可以心中有数，对这个疫情有个明确的预期，以缓解焦虑和恐惧。再就是广州这边的一些跟疫情有关的政策、法律规章，希望对困守老家的老乡们有个指引，比如用工政策，比如众多老乡聚集的中大布料市场开工时间，还有广州对返穗人员特别是“重点疫区”返穗人员的诸多规定。甚至希望我的转发可以让困在家里的亲友们有个消遣。有些则是希望得到求证，比如病患的数量、一线的情形、病毒的源头、一些药物的疗效等等。

我转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1月19号的“武汉病毒纪事——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文章是1月17号发布的，主要写华南海鲜市场里面的商户，文章最后一句话引用了一个商户的话：“贷款也要回家过年。”那时谁也想不到短短几天后武汉就封城了。有个朋友留言说“像小说，像天方夜谭”。如果让他前后对照后面几天发生的事，估计就会说“魔幻现实”了。

2月1号我转发了一篇“重磅！美国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康复全记录”。之所以转发，是因为对这个病例的发病、症状、治疗等等记录的非常详细，觉得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病例也这样记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了瑞德西韦，立即“敏锐”地看到了希望（后来有人将这个药名音译为“人民的希望”），就一直持续关注这个药。（方方昨天<2月25日>的封城日记说一位教授告诉她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说 “目前可能唯一真实有效的药物就是瑞德西韦。”朋友说世卫组织的原文是Only one drug with real efficacy，remdesivir。可惜这个结论在中文翻译稿中“被漏掉”了。）没想到2月1号的这个转发引起了一个朋友（广州市直机关）的极大不满：“怎么不报道国内的？国内治愈了那么多例，就没人报道？美帝国主义还是首例就急着报道？啥玩意！”后来这个朋友发了一条“远离垃圾信息，专心抗疫”的朋友圈，我赶忙使用了微信的最新功能“仅限聊天”，以免成为他口中的垃圾信息。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使用这个功能。

2月9号，我转发了一篇“武汉一线医护人员自述：是李文亮救了我们”，一位初中同学（湖北省直群团机关）留言：“老同学，我不反对仗义执言，但湖北尤其武汉人的情绪不能再被撩拨了。”这让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像个做错了事被示众的小学生，甚至现在都不太敢直视这个留言。是因为武汉已经如此悲惨而我还在一旁冷嘲热讽？（我引用了文中的一段话：“洗漱完来到单位，大家的眼神里都带着心照不宣，似乎有话要说又不说破，只用一句‘知道了吧’互相提点，对方就足以心知肚明。”后面加了一句评点：“21世纪的‘道路以目’”）仗义执言是不会的，一是不敢，二是无能，最重要的是一直警惕、抗拒任何自我圣化的救世主，因为这种道德自恋如影随形的一定是不可掩饰的强烈的权力意志，总让人倍感威慑、压抑，极不舒服，极不自在，避之不及，真的如孔子所说“近之不逊，远之则怨”。

2月10号晚上临睡前我转发了一条“【快讯】美国宣布向全球运送32万份新冠试剂盒！4小时出结果！”，一个朋友（广州某社科机构）留言：“没看到中国官方数据。”我心里笑了一下没理会，没想到他很快又来了一句：“值得这么急转发吗？”这让我有点不淡定了，前者尚属言论的价值立场范畴，后面就直接质疑言论的权利了，一气之下干脆将他删了（刚刚因为别的事加的他）。我一直以为伏尔泰那句著名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原本只是一个常识，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很多人完全不具备这个常识。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暗想或许可以从武汉的卫校同学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毕竟都在真正的第一线。没想到同学群很沉默，印象中只有三次交流，第一次是两位同学发了身着防护服的照片，第二次是殷老师不幸染疫离世，再一次就是一个同学所在的医院新大楼被征用。那天晚上热闹了好一会，但也都是湖北各地医院床位、放射科机器的交流，没有任何“内幕”消息。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我“弱弱”地问了一句“瑞德西韦的疗效究竟如何？”一位武汉的同学说正在进行双盲试验、目前没有统计数据、试验结果要4月份才能出来，“现在不能告诉你。”有没有个例？结果另一位武汉的同学说“祖国医学”一定能够“扶正祛邪”、战胜疫情，搞得我又像个做错了事、考试也不及格的后进生。我其实很理解他们——套用一句广西话，很“懂”他们，所以除了这一次从来没问过他们什么。后来在网上看到武汉市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保护信源，也不受访。想想前面的“训诫”以及央视铿锵有力的全国“示众”，如果是我也会吓得不敢说话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衷心认同。

除此以外就没有武汉的任何现场消息了，在武汉的朋友们似乎从来没有发过有关疫情的朋友圈（他们以前发的也少），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方方的封城日记时如获至宝，虽然跟她完全不在一个生活圈、没有任何交集，但好歹来自现场，具有真正的现场感，且她在我心目中极具公信力，因此每一篇都很仔细地看，事实上从那以后她的封城日记成了我每天的晨早“第一读”。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无论战争、运动还是瘟疫，所有故事其实是人性故事。”

完全同意。

                             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

六

武汉封城，方方的封城日记火遍全国，朋友圈中转发的人越来越多。

方方当然是早就“久仰”的，看过她的一些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风景》，也听说过《埋伏》、《万箭穿心》、《软埋》。但真正对她产生“感性认识”是几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官司，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朋友之间的谈资。南都曾对另一方当事人有过一个长长的专访，不禁对他很好奇，没想到身边好几位朋友居然认识他，有的还很熟，立即央求他们一定带我认识一下。机缘巧合，大约是2015年11月吧，广州刚刚开始变冷，有一天另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电话邀我参加五羊新村的一个饭局，主角居然就是这位当事人，兴冲冲地“慕名前往”，其神其态果然一如南都所写。当时正是新浪发起的网络投票如火如荼的时候。后来跟这位当事人也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交集、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故事。可惜他盛年早殁，令人叹息，我现在还记得那天从朋友圈看到消息是2017年的10月27号午睡后。

这场官司让我第一次从律师朋友那里知道了“法律事实”这个概念，知道了“法律事实”跟“客观事实”居然可以完全不相干，受到了一次难忘的法学启蒙教育。再就是感觉方方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率真，率直，的确就像有人说的，“真话不全说，说的全是真话。”从此就很留意她的文字和消息。

这次就更是如此了。第一次转发方方的文字是1月28号，内容是中新社对她的一个专访。后面1月31号、2月1号也都有转发，好像都是专访什么的，因为都被404了，所以不知道具体内容，看标题一个是谈湖北官员的表现是中国官员的缩影，再一个是“虽然我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了……”但都没有特别在意，以为只是媒体惯常的对一个身处重大历史事件现场的文化名人的关注。

真正开始留意她的日记是2月6号，可惜那篇日记后来也被删了，只看得到标题是“我看到的只是表面……”因此也不知道是哪天写的。我转发的时候加了个按语：“很有现场感，希望多点这种有现场感的文字。”也正是从那天起开始追看方方的日记。日记下面有两个粉丝群的二维码，乙群和丙群。考虑到乙群可能已经有很多人了，于是加入了丙群，目的是可以第一时间读到。

方方的日记很感性，观察感受细致入微，文字鲜活生动直白，最关键的是在我心目中有公信力，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真话并不是正确的话，而是她真正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较之官方媒体和网络自媒体更有说服力——这两样不能说不是事实，但因为都不是事实的全部，都有所编排裁剪，从另一个角度看就近乎撒谎，远远比不上方方的日常来得真实。

加上她也的确敢说，比如昨天（2月27号）的日记就说：“无论如何，有些过程必须深究。比如，武汉来过三批专家，每一批来的是什么人，领导者是谁，来汉后什么人接待，领去了哪家医院，走访几个科室，开了几次会，什么人发言，询问了哪些医生，得到了什么回答，看到过什么材料，了解到什么情况，最终得出什么结论，谁拍板的这个结论。诸如此类。毕竟‘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将武汉人害得惨不忍睹。细查到这一步，不信拎不出说谎人。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无论官方，还是专家，逐条逐条地梳理，应该都能查明。这样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一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册上的人）‘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这真的是灵魂拷问，相信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现在“回应社会关切”已然成为政治正确，且看这次如何回应、回不回应。

她昨天的日记还说：“官场很多人，一辈子没学会什么，但做假动作从来是高手，他们会用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对付你。”一句话点破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现在越来越发现这更多其实只是一种心态或态度，跟是不是“治人者”没啥关系），只怕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要么心领神会要么心有戚戚。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七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绝对是转型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多年以后都必将被人反复提起：研究、探究、缅怀……120是个分水岭，之前是“瞒”，之后是“封”，是“救”：抢救、补救、救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人治：想瞒就瞒、想封就封，当然也想救就救，人治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法治踪影全无：凭什么瞒？凭什么封？凭什么短短几天建设两山和那么多的方舱医院、调动全国那么多人力物力？法律依据是什么？预算怎么安排？通过了什么程序……什么都没有。当然很多人一定认为这是迂阔之论：迫在眉睫、间不容发、万分危急，哪有那么多闲功夫扯犊子。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迫在眉睫间不容发万分危急是怎么来的？按这样的套路，会不会有下一次的万分危急？

人治是基于权力为了权力，法治是基于权利为了权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起点，导致完全不同的路向和结果。

中国完全没有权利的传统，但经过近200年的艰难转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洗礼，权利早已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但权利却没有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中国现如今的一切社会矛盾、冲突，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包括这次的疫情——说好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呢？人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是相反，才导致整整几代人从没见识过的人间惨剧。

反思必须进行。现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热词，我们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能是、只应是“以人为本”，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以人的什么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为本，这是一切的最高价值，没有什么高于甚至等于这个价值，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在这次疫情当中，显然有别的东西高于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血淋淋的现实让我们看到：当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低人一等”的时候，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随时不保，正如有网友所说：“知情权就是生命权。”

这次疫情触碰到了人治的天花板，但不会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变，改变的或许只是人心：对一切更不信、更没有安全感，人心更散，队伍更难带。

无数的警句妙语迭出，我记得的或许只有两句：“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好人是真的好，坏人是真的坏。”“专业的事很操蛋，操蛋的事很专业。”

当然还有方方的日记。

2020年3月2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