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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金邊12月22日電　（楊強 項薪宇）柬埔寨成立最早的孔子學院——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當地時間22日舉行成立15周年慶典。中國駐柬埔寨大使汪文斌、柬埔寨王家研究院院長宋杜，當地孔子學院師生代表以及各界人士500余人在金邊參加活動。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成立於2009年12月22日，曾三次獲得“全球先進孔子學院”榮譽稱號，獲評為全球示範性孔子學院。截至目前，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的畢業生達9萬余人，他們已成為促進中柬友好的重要使者，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也成為培養柬埔寨中文人才的搖籃。

汪文斌指出，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蓬勃發展的15年，也是中柬互利合作不斷深化、兩國鐵桿友誼取得豐碩成果的15年。希望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以此為新起點，努力打造柬中文教育旗艦項目，為深化兩國人文交流，促進中柬民心相通，打造高質量、高水平、高標準的新時代中柬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宋杜表示，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不僅是中文教學的陣地，更是展示中國文化的窗口，是深化柬中人文交流、書寫兩國友誼新篇章的重要力量。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將繼續努力，為柬埔寨的中文教育事業注入更多活力，為柬中文化交流搭建更堅實的橋樑。

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郁雲峰、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趙靈山，通過視頻向柬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成立15周年錶示祝賀。當天，“慶祝國際中文教育志願者項目20周年國際中文教育研討會暨2024年赴柬志願者崗中培訓”在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舉行。（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成都11月5日電　題：孔子與蘇格拉底如何影響東西方哲學的“底色”？

——專訪四川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教授熊林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兩千多年前的“軸心時代”，孔子與蘇格拉底地處歐亞大陸兩端，共同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如果蘇格拉底遇見孔子，他們會有怎樣的對話？”是海外社交媒體上一個有趣的話題。希臘學者赫里斯托斯·卡夫德拉尼斯甚至著有《當蘇格拉底遇上孔子：希臘與中國思想家的跨時空對話》一書。

孔子與蘇格拉底有何共通之處？二者如何深遠影響了東西方哲學的“底色”？對古典學經典作品的翻譯、研究，如何促進東西方文明互鑒？受邀出席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四川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希漢對照《柏拉圖全集》譯者熊林教授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哲學起源於何時，其本質是什麼？在“哲學”一詞傳入中國前，中國有哲學嗎？

熊林：Philosophy（哲學）的前半部分“Philo”意為熱愛，後半部分“sophy”意為智慧。據說第一次使用這個詞語的人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畢達哥拉斯認為，唯有神才是智慧的，而人祗能是追求智慧，熱愛智慧。

在希臘，哲學經歷了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問“這個世界從哪裡來，我從哪裡來”，我們將其稱為宇宙論。另一個階段是由巴門尼德等發端，到蘇格拉底形成的一種思考和發問方式，即問“是什麼，是怎樣”，以及對這種思考和發問方式自身的思考。

漢語原本並無“哲學”一詞，祗有“哲”“學”二字。19世紀晚期，日本學者西周經過思考和取捨，最終將philosophy一詞譯為“哲學”。後來“哲學”一詞傳入中國，沿用至今。

哲學一詞傳入中國時，人們理所應當地認為中國也有哲學，並將中國傳統思想以一種哲學的方式進行梳理、解讀和討論，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等。但也有人質疑古代中國是否真的有哲學。一種觀念就認為，既然哲學一詞是舶來詞，那麼這一詞傳入中國前，中國無哲學。

事實上，一種觀念由誰提出來、來自哪裡，與這種觀念所具有的內容和蘊含的意義是兩回事。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擁抱這種觀念，它成不成為我們自身生活的一部分。

祗要今天中國人以一種哲學的方式進行思考，那中國就是有哲學的。祗要我們用一種哲學的方法和精神去看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那麼這些經典在我們的視野中就會以哲學的方式顯現。

中新社記者：同為“軸心時代”東西方偉大的思想家，孔子與蘇格拉底有何共通之處？

熊林：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了“軸心時代”這一說法，用以指稱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文化突破現象。

“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哲學三賢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人們也常常把他們同中國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進行類比。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蘇格拉底也沒有留下自己撰寫的作品。孔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孔子門人及再傳弟子集結成的《論語》中。蘇格拉底的思想也主要記載于柏拉圖筆下以蘇格拉底為主人公的對話中。

孔子與蘇格拉底都是自身思想的實踐者，而非單純的理論家。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形容自己“纍纍若（如）喪家之犬（狗）”，那是因為孔子希望能踐行自己的思想、實現自己的理想。蘇格拉底更是在實踐自己思想的過程中坦然赴死。

中新社記者：孔子與蘇格拉底如何影響東西方哲學的“底色”？

熊林：雖然亞裡士多德說蘇格拉底是第一個“尋求普遍”和“試圖下定義”的人，但羅馬的西塞羅則認為，蘇格拉底首先把哲學從天上召喚到人間，迫使哲學思考個人和城邦的善與惡。後一種評價，實際上是說蘇格拉底將早期哲學家對自然的關注，轉為了對人的生活和社會的關注，也可以理解為從早期的自然哲學轉向了實踐哲學。

而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進一步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思想。所以有觀點認為“整個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思想的註腳”。柏拉圖的弟子亞裡士多德更是在西方成了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們三人所開啟的理性主義的道路，深刻影響了後來的西方哲學。

中國哲學一開始就更偏重於倫理學和實踐哲學，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表示，先秦諸子百家雖然各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為了“治”，為了國家的治理、為了社會的治理，當然也包括對人的治理。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啟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定下了儒家的基調，注重對人精神層面的反思，以及對由人所構成的社會的反思。

中新社記者：您從2018年開始重譯《柏拉圖全集》，目前已進展到哪一步？對古典學經典作品的翻譯、研究，如何促進東西方文明互鑒？

熊林：從19世紀開始，德語世界、英語世界、法語世界等著手系統整理柏拉圖的古希臘文原著，並將之譯為相應的現代語言，出版了大量的單行本和全集本。早在清末民國初年，中國學者就開始譯介柏拉圖的作品。

2018年受中國商務印書館所邀，我計劃用十年時間，以權威精校的古希臘文本（牛津古典本）為底本，翻譯出版希漢對照的《柏拉圖全集》。希漢對照《柏拉圖全集》涵蓋柏拉圖現存所有作品，包括九個四聯劇（36部）和一部偽作。

6年過去，我已經完成並交稿23部柏拉圖的作品，出版了16部17册。但現在看來，要完成《柏拉圖全集》的翻譯，十年時間肯定不够。翻譯不祗是語言的轉換，而是攜帶自己的世界，與作者的世界進行相遇，是情感的投入和一定意義上的生命交付，體現著譯者的創造性。

翻譯《柏拉圖全集》不僅要看希臘文原文，還要參考、利用過去兩百多年來全世界多個語種對柏拉圖作品的翻譯、研究成果。除了西方對柏拉圖著作的編輯校勘在推進之外，東西方不同時代的譯者對柏拉圖作品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最後他們訴諸自己的文字、表達成的思想也有所不同。而這些作品本身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見證與縮影。

不僅西方的經典會不斷被翻譯為中文，中國的經典也會被一代又一代西方學者翻譯成不同語言的著作。因為經典是經歷了思想、時間洗禮過的作品，祗有瞭解文明的源頭，才能更好瞭解今天不同的文明。

從哲學的角度看，唯有人是有歷史的，因為唯有人是向著未來籌劃自己的生活的。人類要朝著未來走去，所以人類的過往才會成為一面鏡子。我們重視古典學，是因為我們重視世界文明的源頭。這也讓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一場讓東西方回到文明源頭進行互鑒的對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山東曲阜7月12日電　題：大學——個人與全球共同體何以成其大？
——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教授勞悅強
中新社記者　文龍傑　史元豐　王宗漢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凝聚於一篇《大學》之中，“大學之道”，千年流傳，為世界所共有。作為儒學的代表人物，孔子何以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象徵？儒學在世界文明對話進程中有何作用？“大學”之思想如何為個人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慧？在出席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教授勞悅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答以上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不同文明間對話交流的平台，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以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命名。孔子何以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象征人物？
勞悅強：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聖人，也可謂中國文化的象徵。有觀點認為，孔子的地位因歷代皇帝推崇而來，其實，這有誤解之嫌。孔子的弟子宰我說：“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另一個弟子有若又說：“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換言之，孔子的偉大在於他的為人，在於他的思想文化地位，不在於他的政治地位。
兩千多年來，中國人覺得孔子了不起，尊崇他為“聖人”。然孟子云：“聖人，人倫之至也。”所謂“聖人”，其實指的是做人的典範，聖人並不是神。自漢高祖始，皇帝認識到孔子為人的典範，加以尊崇，並沒有把孔子神化，孔子始終是“生民”。
孔子也是人，但他活出了“人”之為“人”的典範。作為做人的典範，孔子對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參考意義。而對於任何一種文化同樣如此。16世紀耶穌會教士來華，親身經驗了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這是他們跟中國士大夫和百姓接觸的經驗，而並非從皇帝那裡聽聞孔子之於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說法，認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其間世界各大文明中的宗教都先後在教義和信仰上出現哲學的突破，趨向理性化；而信仰者作為群體，也同時開始有鮮明的自覺意識，反省自身存在的意義。雅斯貝爾斯指出，這是哲學領域一個劃時代的轉向，其關鍵時刻在於公元前500年，而他也把孔子和先秦諸子代表的中國思想文化列入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講，孔子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象征人物，是西方人最先明確提出的。“軸心文明”的說法至今在世界上依然有廣泛影響。

中新社記者：海外儒學研究，當下較關注哪些議題？為什麼會關注這些議題？在當今世界意義如何？
勞悅強：“儒學”的研究範圍相當大，西方學者通常都是從史學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史學方面，一般都是關於思想史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目前主流比較關心儒家士大夫作為一個群體對於地方吏治和文化的影響。哲學方面則大多從比較哲學的立場，專注於儒家思想作為美德倫理的研究，學者的意圖似乎在於探討儒家思想作為一套倫理學，是否可以補救西方傳統倫理學如效益主義和康德的義務倫理學的流弊。由於中國哲學在西方學術界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正當性，海外的儒家思想研究在西方社會中恐怕影響有限，而儒學的社會文化史則可以增加學者對儒家地方吏治的認識，對認識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演變很有幫助。

中新社記者：今天，儒學在促進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何種作用？
勞悅強：狹義的儒學祗局限於哲學思想一隅。廣義的儒學包含歷史、文學、藝術、政治制度，乃至禮俗生活，可以稱為儒家文化，在中華文明中具體呈現。局限於哲學思想方面的儒學很容易流變為抽象的理論，在學術交流上固然有其方便和好處，但要領略儒家文化，觀察人與人之間在生活中的互動，則更為直接切當，更有質感和實際內涵。人情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但最簡單親切的人情味，很難用理論來體會。
儒學必須先建立本身的主體性，這項首要工作理所當然要由中國學者來承擔。正確恰當地瞭解儒家文化，才能稱職地擁有宣揚儒學的話語權。同時，中國學者也必須虛心學習其他文化，以求得到同情的理解，“知己知彼”，這樣才能真正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

中新社記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面對當下的全球挑戰，“大學”之思想如何為個人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慧？
勞悅強：“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大學”的三綱領，主要思想在於說明個體如何做到人之所以為人最好的模樣，同時照顧別人，共同成長。這是建立群體的基礎，以及發展群體的切實做法和道理。能够充分發展自己，與他人共同成長，持續不斷，就是“至善”。與他人共同成長即是擴大自己，共同活出人類最好的世界，講究這樣的道理的學問就是無以尚之的學問，儒家稱之為“大學”。
人之所以為人應有的模樣，中國古人稱之為“人樣”，這個說法今天仍然通用。儒家相信，人人天生都有“明德”，“明德”讓人能够超越人的生物性局限。人心好像一面明鏡，但人的生物性欲望會惹來局限自己的塵埃，如果不打掃，塵埃就會堆積在鏡面上，鏡子就不再明亮。要有“人樣”，關鍵在於保持自己天生的“明德”，讓它晶瑩發亮。“明德”好像燈泡的燈絲，生活中的修行猶如電能，可以讓燈絲發光，但燈泡的表面需要乾淨，否則燈泡還是不能產生照亮的作用。“明明德”是個體的人生使命，如同燈泡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它能够照明它的環境。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人與人必須和平相處，才能“做人”，才能生活，這是由家庭而至更大的群體組織的共同生活。在人與人相處時，各自互相扶持，幫助對方做人。這就是所謂“親民”。“親民”應該作“新民”更有道理。“新民”就是讓人煥然一新，提昇為更好的人，更有“人樣”，因此，《大學》又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之所以能够這樣過“日日新”的生活，因為上天賦予了他“明德”。
“明德”是一種天賦的明睿能力。一個人的心靈能够天天晶瑩發亮，“日日新”，又能够幫助跟自己有接觸的人同樣發亮，這就是所謂“平天下”。“平天下”就是人人都能够“明明德”，都能够互相幫助對方去一起“明明德”。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明明德”，天下豈不是就變成“人間天堂”了嗎？這是儒家的洞見，也是儒家博大包容的理想。《大學》所講的天下，即可視為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將“個人與全球共同體何以成其大”作為參加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發言題目？有何深意？
勞悅強：可以想象，戰國時代戰事頻仍，當時的儒家必然是從這個背景出發來提倡自身主張的。今天的世界也是硝煙屢起，貿易紛爭更是經年不斷。如果戰國時代的儒家來參加這次論壇，他們會說些什麼呢？我以此為題，目的就是要讓儒家自身來發言，用21世紀的語言來傳達古老儒家的觀念。
儒家認為，人與人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很多時候都由於個體不自覺地把一切都局限於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好比燈泡上蒙上了一層污垢，自身也不能發出最明亮的燈光。凡事都局限於自身的利益就是“小”。依《大學》的講法就是沒有能够“明明德”。忽視他人存在，自然也無法“親民”和“新民”，最終世界也不可能達到“平天下”的境界。
事實上，忽視他人存在，連一家人的生活都無法安寧。一家人要和諧生活，相親相愛，自己強調本人的需要和感受的同時，必須也要尊重家人的存在，考慮家人的需要，體諒他們的感受。這是推己及人。《大學》稱之為“絜矩之道”。孔子總結為“恕”。一旦能够推己及人，同一屋檐下的人就不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一個和諧一體的家。
“平天下”才是“大”。唐代吳道子所作孔子像，畫中固然祗有孔子一個人，但孔子是拱手作揖。這其實正是儒家思想具體而微的呈現——拱手作揖是行禮的動作，行禮是因為面前有他人存在，更重要的是，孔子心中有他人存在。中國為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就尊重他者的存在，加以禮敬。由此可見，儒家思想首先重視個人，但同時也尊敬他人。祗管個人是“小”，推己及人便是“大”。儒家講“仁”。仁字的字形就是“二人為仁”，“仁”就是“大”，不仁就是“小”。
“大學”之道，不需要預設任何超自然的存在，也不需要任何神來保證可行，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從自身做起，推己及人，實踐“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人人都能昂首踏上的康莊大道。人類自身能够正確認識自己，看清楚“人樣”的本真，人人能够活出這個本真，做個“真人”，世界就自然會有和平的一日，人類共同體可以變成“人間天堂”。（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