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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1月27日電　題：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永不完結的故事
——專訪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格澤高滋·科勒德克
中新社記者　崔白露 王宗漢

當今世界，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球共識，但如何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依舊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轉型、一體化和全球化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格澤高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於1994年至1997年、2002至2003年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任職期間帶領波蘭經濟走上快車道。近日，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永不完結的故事，中國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重要貢獻，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期間，您帶領波蘭經濟快速發展。在您看來，成功得益於什麼？

格澤高滋·科勒德克：我是一名經濟學教授，研究興趣為宏觀經濟學、經濟政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我的研究領域偏政策導向，因此多次受邀從政，擔任波蘭中間偏左政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波蘭的成功，來自基於知識的政策和參與全球化。

波蘭經濟自由開放，與世界共享全球化成果。決定加入歐盟後，波蘭通過結構性改革和制度建設達到歐盟規則和法律框架要求。這些改革使波蘭取得了成功，在中東歐經濟體中表現優異，成為歐盟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但這已是歷史了。當前波蘭有了新挑戰，如通脹壓力、移民問題等。作為一名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我希望有更多基於知識的政策出台。這並不容易。要成為先進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社會市場經濟，波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

格澤高滋·科勒德克：首先應理解什麼是現代化。過去，人們談論改革、結構性變革和制度建設，現在有了“現代化”這一全面術語，它包含了技術、制度和經濟政策的現代化。

此外，還應理解什麼是現代化的目標。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全球化下保持甚至提高中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力，二是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意味著既要使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又要讓國內社會感到滿意，兩者缺一不可。中國的現代化可能在某些方面啟動得較晚，比如討論環境保護議題。但現在也正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重要的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協同作用，能使中國更好地協調政策應對挑戰。

中國式現代化與我提出的新實用主義理論契合，即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相結合。經濟、社會和生態相互聯系，如果三者動態平衡，現代化將更成功。

中新社記者：當前，不少學者認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落實情況不甚理想。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哪些困難？各國應該怎麼做？

格澤高滋·科勒德克：2000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啟動，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2015年，聯合國又更進一步，提出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一目標更全面，擺脫了狹隘的生產最大化思想，著眼於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平衡和持續發展。

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中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中國完成了很多工作，甚至超過西歐、北美的一些富裕國家。

這些全球目標促使我們關注到那些可能被忽視的問題，如性別平等、清潔水源、衛生健康等。不幸的是，當前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比幾年前更多。因此，各國應在聯合國和地區性框架中協調行動，如在金磚國家、歐盟、南方共同市場、東盟等機制中討論這些議題。

到2030年，也許聯合國會宣佈205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我也是一名馬拉松運動員，馬拉松會有終點，但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永不完結的故事。譬如，人類一邊污染環境，一邊改善環境；一邊面臨老齡化和疾病，一邊推動醫療發展。中國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重要貢獻，其他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借鑒中國的經驗。

中新社記者：您怎麼看待綠色轉型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

格澤高滋·科勒德克：如果沒有矛盾，就不需要經濟學家了。綠色轉型、保護環境代價高昂，會對收入分配、稅收和失業率造成影響。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要考慮如何為政策制定者管理和協調政策提供支持。所有人都知道應向可再生能源過渡，但其費用不菲。我認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是促進經濟向綠色轉型的有效工具，即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公共項目建設和運營。

中國在綠色經濟方面取得了顯著發展。在上海、西安或北京街頭，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綠色車牌的電動車，以及許多花、灌木和樹。

很多國家討論了綠色能源的必要性，包括一些國家決定2030年或2035年不再生產新的燃油車，但現在也在試圖推遲這個日期。由於中國在電動車製造業方面取得了驚人發展，一些西方工業製造國無法與其競爭，因此便出現一些“脫鈎”“去風險”“產能過剩”等言論。這些國家應與中國進行積極而有建設性的互動與合作，而不是搞貿易戰和“去風險”。

如果西方國家要與中國公平、誠實地展開競爭，唯一方法是加速現代化進程。從更長遠角度看，過去25年全球化進程裡中國發展迅速，也給富裕的西方國家帶來好處。但政治邏輯不同於經濟邏輯。這也是我為什麼呼籲以知識為基礎的政策，提出以政策為導向的新實用主義經濟理論。

中新社記者：中歐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如何推動中歐之間更好務實合作？

格澤高滋·科勒德克：歐中合作雙方互有利，這種合作也將繼續下去。但這並非一條坦途，大多數時候有好消息，有時也會出現問題，或來自誤解，或來自利益衝突。

如果存在利益衝突，正確的解決方式是談判。談判實際上是誠實地說出各自想法，並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而不是使用關稅、制裁或貿易戰，因為這些行為會引發連鎖反應，貿易戰中沒有贏家。

而媒體、學界需要向民眾解釋為什麼事情會如此發展，因為事情遠比單純說誰對誰錯複雜得多。歐中間的正常利益衝突是可解決的。從長遠看，歐中關係將得到改善。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您怎麼看文化的力量？如何促進國家間的文化交流？

格澤高滋·科勒德克：文化交流是基礎，不僅因為文化本身是一種價值，還因為它能為經濟發展創造和平環境。

以共建“一帶一路”為例，它不僅包括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投資，還包括人力資本投入。我現在也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教授經濟發展中的地緣政治變化相關課程，課堂的90名學生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也是一種文化交流方式。此外，我最近在波蘭的中國電影節上看了中國電影，也欣賞了中國樂團的音樂表演。

中國進一步放寬了簽證政策，人們能更便捷地前往中國。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樣性，進而實現經濟合作，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合理政策。

不過，如果你去紐約、柏林或華沙的書店，會發現並沒有很多中國當代文學譯著，西方社會翻譯的中國作品不够多，聽的當代中國音樂不够多。在學生培養方面，歐中之間取得很大進展，在波蘭也有一些中國學生，但我希望能有更多。如果人們祗看某些媒體呈現的畫面，很容易產生偏見。有時理解彼此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對方國家旅行、觀察、接觸和討論。因此，我們應更加重視文化交流。

我個人非常關註文化交流，它有助於人們相互瞭解。作為一名教師，我想教大家尊重差異。人們有不同的訴求、想法和行為習慣，而差異大多數時候是一種創造性力量。文化交流，是觀察、理解和欣賞差異的重要途徑。（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杭州9月26日電　題：世界通力推動綠色、低碳、可持續之我見
——專訪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約翰·勞赫德
作者 鮑夢妮
2015年9月，聯合國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等目標。在此進程中，中國能為世界帶來什麼？全球如何通力合作打造綠色、清潔、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日前，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澳大利亞工程院院士約翰·勞赫德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全球為什麼要通力合作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世界遇到了哪些挑戰？
約翰·勞赫德：在過去十年裡，人類認識到挑戰遠比想象的棘手。目前全球已達成科學共識，即人類比之前任何時候都需要更快地採取行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縮小全球氣候變暖的規模。
人類命運與共，某國向大氣超額排放溫室氣體，將波及其他國家。如英國的一句諺語所說，“兩個頭腦總比一個強（人多力量大）”。減碳需要國際合作，研究更多解決方案以快速應對更大規模的問題。這並非要求各國單獨開發同樣的應用，而是相互交流、彌補各自在相應進程中所需的知識和技術。
在全球範圍內，經濟競爭、政治分歧仍然存在，各國步調無法完全一致。雖然許多國家宣佈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謀求在雙贏領域達成合作，但在現實操作層面許多問題仍需要解決。
其一是各國的創新和研究資助系統各不相同，包括資助結構、審批流程、時間跨度等，這需要尋得兼容各系統、同步合作的方法。例如在核聚變領域，一些國家聯合發起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發展核演示系統，難題在於要建立何種框架，讓不同國家共同建設和運營。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英國在成功合作多個科研項目後，已逐漸研究出如何通過通用協作程序統一步調。
其二是收益的公平性，合作方需確定股權利益並達成一致後才願意開展合作，否則可能出現一國認為信息涉及敏感問題而拒絕開放等問題。
必須承認的是，在任何國家的努力中，國際合作祗是一小部分，各國更關注於本國的發展。最大的挑戰是找到契合各方利益、實現雙贏的領域。難的不是想做什麼，而是做出能够落地的務實規劃。

中新社記者：在能源領域，各國應如何建立更高效的國際合作多邊機制？
約翰·勞赫德：世界上現有的能源轉型方案大同小異，祗是在滿足各國特定需求的應用中各有千秋。雖然橫空出世的新發現、新發明少見，但很多人在完善、開發和改進解決方案這一維度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比如現在研究人員考慮將AI應用於能源系統優化與規劃，讓用戶行為關聯控制系統。
每一小步的進展對全人類而言都有價值，交流為“放大進步”提供了可能。國際合作多邊機制無疑是各國齊心發力的平台。
為構建更有效的國際合作多邊機制，我認為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一方面在於溝通推廣，既要向外宣傳已搭建的合作平台，也要開誠佈公所做之事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建立合理的准入機制，允許更多有識之士加入其中。同時，合作的目標需要精準、有重點，而非過於寬泛。

中新社記者：12年前您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曾表示，中國和英國可加強能源領域的深度合作。如今兩國在能源領域取得了哪些成果？兩國未來的合作方向是什麼？
約翰·勞赫德：2012年，我受英國駐重慶總領事館邀請前往貴州與當地能源企業交流。此行中，我發現英國與中國在新舊能源利用方面有很多共同點和合作空間。
事實證明確實如此。2013年，中英（廣東）CCUS（CCUC即碳捕集、利用與封存）中心成立，這家機構以英方提出理論指導和規劃、中方建設示範項目的模式開展合作。
疫情暴發後，人員走動變得困難，兩國面對面洽談一度中止。但兩國在政府層面和學者個體層面的交流仍在繼續，主要關注基於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未來能源系統。這些可再生能源對控制系統、儲能系統以及能源系統控制中的用戶集成提出了新要求。如今在英中雙方合力下，越來越多的成果公開。
就今年而言，英中交流十分密切。年初，兩國使館曾邀請英國的科研人員和企業訪問中國並參加研討會，分享與能源相關、切實可行的有益經驗。不久後，我在北京參加工業減碳交流活動，幫助中國的三個省份制定減碳的解決方案。此外，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正在研究珠三角地區的工業脫碳，我主要為其提供碳捕獲和封存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相關戰略制定的建議。
現在中國明確提出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目標，英國也提出在2050年前實現淨零排放。兩國能源合作的需求更為迫切。如我12年前所說，中國和英國都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相互學習。比如中國光伏產業化促使光伏價格降低，進而促使全世界的光伏應用成本下降。中國也是英國在低碳轉型時期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的來源。而在政策、管理、分析和目標設定等方面，英國擁有許多適用於中國的經驗。中國的經濟規模尤其是能源領域的體量龐大，能更大規模地部署項目。
未來我們能做的遠不止於此。雖然身為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在科研領域的表現並不遜色，尤其在支持具有顛覆性和創造性的科研活動方面。我相信中國有能力開發新能源技術並將其提供給其他國家，而英國科技創新能力顯著且擁有低碳轉型管理的直接經驗，可以為其補充。在學術領域，可以從國家層面提供某種授權框架，允許科研人員個人尋找有共同利益的（他國）研究者，加強交流。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英國的工業化道路是“先污染、後治理”。而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逐步探索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之路。您如何評價這兩種理念和路徑？
約翰·勞赫德：兩百多年前，英國沒有意識到工業發展會損害環境。直到50多年前人們才明白，粗放式發展對二氧化碳排放、生物多樣性、人口健康等造成了影響。起初大家認為，發展產生污染無可避免。但隨著新技術出現，人們的環保意識不斷提高，知道應當採取不同做法處理發展與環保的關係。所以英國正在開發新能源發電應用，盡可能減少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
這一過程並不僅是把燃煤電廠改為風電廠那麼簡單。在英國，公共參與是任何變革的關鍵。改變人們固有的思維是困難的。無論是家庭供熱方式，還是對油車或電車的選擇，這都取決於個人意願。
基於不同國情與社會文化，中國人表現得十分主動，也願意改變。比如中國電動汽車的普及率和推廣速度令人驚訝，與英國截然不同。
在思想領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就說明良好的生態環境既是自然財富，也是經濟財富，為發展經濟而損害環境是短視的。
明年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浙江湖州是這一理念的發源地。今年我在湖州參加2024綠色低碳創新大會時，就感受到這座城市十分重視綠色減碳問題，當地政府期望通過大會獲得頂尖專家的智力支持，以制定更為符合低碳發展目標的戰略規劃。很高興在這裡看到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動寫照。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評價中國低碳能源發展模式？
約翰·勞赫德：不論是10年或15年前中國更關注經濟和工業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還是在當下基於碳中和目標制定的計劃，這些都符合國情。
國際能源署《2024世界能源投資》顯示，中國佔據了全球清潔能源投資的三分之一。同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電能力。論發展清潔能源的規模，中國位列全球前列。
中國幅員遼闊，國內地區差異巨大。針對“雙碳”目標，中國構建“1+N”的政策體系，有國家層面的全球氣候治理政策，也有代表各地區、各行業的政策。全面開展多領域多層次協同創新，鼓勵各地區定製化設計解決方案，這一戰略可圈可點。
雖然中國對問題和挑戰都有清晰的理解，但在明晰碳中和“路線圖”方面仍有進步空間。由於碳中和涉及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轉變，需要讓社會理解此舉的益處，因此中國應該有更詳細的規劃，研究在特定時間和領域，以何種速度減少碳排放，這將為工業技術發展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9月4日電　（尹倩芸）肯尼亞加里薩光伏電站，是東非最大的光伏電站，可滿足肯尼亞七萬戶家庭的用電需求。

發電站修建前，這一地區深受頻繁停電的困擾，穩定的電力供應不僅改變了當地人的生產生活，也讓周邊地區得以更好地發展工商業。

在非洲，包括電力在內的能源短缺是普遍性問題。聯合國有關機構數據顯示，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5.7億人生活在無電狀態，佔全球無電人口的80%以上。

但非洲擁有巨大的能源潛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紅指出，非洲清潔能源蘊藏量豐富，加之目前資源開發程度較低，綠色能源發展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解決能源短缺問題也變為可能。

“能源供應關係國計民生，涉及到非洲能否實現工業化和快速發展。”中國非洲研究院經濟研究室主任楊寶榮認為，通過綠色低碳轉型解決基礎能源需要，將進一步提昇非洲民眾的生產生活水平，也為實現非洲自己所規劃的現代化注入信心。

目前非洲各國已顯露出能源轉型的決心，不少國家相繼出台促進能源結構多元化以及清潔能源發展的政策規劃。

中國現已成為非洲清潔能源開發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除了肯尼亞加里薩光伏電站，近年來中企在非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環境友好的能源項目，遍布非洲40餘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光伏、風電、水電、生物質等多個領域。

在烏干達，卡魯瑪水電站將烏干達全國電力裝機總量提昇近50%，實現每年348萬噸碳減排；在肯尼亞，索西安地熱電站為民眾供應穩定電力的同時，加快當地地熱資源開發；在南非，德阿風電項目每年為南非供應約7.6億千瓦時清潔電力，相當於節約20多萬噸標準煤。

楊寶榮說，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快速發展，讓非洲看到更具便利性和經濟性的解決能源困境的方法，雙方合作也讓非洲可持續能源發展需求從願景變為現實。

“向可持續、清潔能源解決方案轉型對非洲來說是一個巨大機遇。”肯尼亞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執行主任丹尼斯·穆內內發文稱，中國正採取正確的方式幫助非洲充分發揮其潛力，實現到2030年生產至少300千兆瓦（GW）清潔能源的目標。

肯尼亞廣播公司（KBC）此前刊文稱，中非綠色能源合作既考慮到城市用電，還考慮到相當比例的非洲人仍生活在供應不足的農村地區，推出應對農村社區電力需求的“小而美”項目，切實為當地民眾謀福祉。

迄今為止，中非已有數百個清潔能源和綠色發展合作項目，還形成近2000萬千瓦的清潔能源規劃、投資和建設合作意向。

雙方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也不僅限於技術轉讓和基礎設施建設。塞拉利昂馬可尼大學中非研究院院長阿爾法·穆罕默德·賈洛提到，越來越多中企開始投資非洲當地新能源汽車裝配廠，促進產業發展，不僅創造了就業機會，還提昇當地勞動者能力，促進技能轉移。

他表示，非中新能源合作前景光明。通過合作，雙方可引領全世界向可再生能源轉型，開闢經濟發展的新領域，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繁榮未來的共同願景。（完）

來源中新社

(中華新聞通訊社/中華時報8月15日訊)為助力深圳加速實現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目標，深圳市龍華區攜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打造可持續發展創新示範現實樣板。8月13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可持續發展創新示範專案（深圳龍華）啟動儀式在深順利舉辦。專案將對標深圳作為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的目標與任務，立足深圳和龍華，鏈接全球創新網路資源，助力探索超大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創新政策、路徑和在地解決方案，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構建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未來。

據介紹，這次活動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駐華代表處、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深圳市龍華區人民政府聯合主辦，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新加坡全球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中心、深圳市國際交流合作基金會、深圳（龍華）國際合作中心協辦，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支持。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可持續發展創新實驗室”啟動

會議現場，全國首個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可持續發展創新實驗室”——HUA HUB也同步啟動。該實驗室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可持續發展創新示範專案裏的下設專案之一。

“HUA HUB將作為一座超大城市中的試驗高地，致力於推動並實施前沿的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以實踐引領未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駐華代表白雅婷在致辭中表示。未來該實驗室將重點關注數字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發展，彙集聯合國系統與各級政府、企業、學界的多方合作夥伴，搭建國際化中小微企業和青年創新創業者可持續發展網路，促進知識共用與資訊交流，服務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打造龍華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名片”。

據瞭解，實驗室落地的深圳（龍華）國際合作中心，是目前深圳市最大的區級國際綜合交流服務平臺。中心以“鏈接國際，共創未來”為理念，自2023年10月27日啟用以來，已累計辦理涉外業務4000餘件，舉辦“i·CITY”對外交流系列活動140餘場，儲備國際合作專案120餘個，接待1800多家企業和機構，並與150家涉外商協會建立聯絡機制，引進芬蘭、葡萄牙、澳大利亞、法國等涉外協會入駐，廣泛搭建了全球合作夥伴網路。HUA HUB將依託國際合作中心服務優勢，打造獨具龍華特色的機制性國際創新合作平臺，為城市提供創新驅動的本地化可持續發展政策和路徑的思想領導力。

探索創新驅動超大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經驗

城市治理的現代化、國際化成為支撐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指標。提升大型城市治理能力，有效解決“大城市病”，已經成為我國進一步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儀式現場，國內外可持續領域專家、科研學者、戰略投資人等代表作主旨演講，並以“創新驅動超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新加坡與深圳雙城對話”為題，開展圓桌討論。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新加坡全球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Joe Hooper在演講中表示，城市是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引擎，要以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來促進數以十億計人生活的改善。從全球視角看以人為本的智慧創新型城市發展，需要評估如何利用技術來促進可持續發展，通過促進試驗性文化的形成來賦能創新者，探索數位化解決方案。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用好數位化、智慧化、國際化的資源優勢，是深圳探索超大城市可持續治理與發展的重要實踐。“一個超大城市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指導委員會委員馬蔚華在主旨演講中講道，“深圳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深圳目前全社會科研投入將近2千億元左右，創新技術企業達到2.47萬家，科技創新是深圳一張名片；同時，深圳致力於加快綠色轉型，推動可持續發展，2023年，深圳萬元GDP能耗、水耗、碳排放強度分別降至全國平均水準的1/3、1/8、1/5，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綠色轉型。

在隨後的圓桌討論環節，針對創新驅動可持續發展這一議題，會議探討了科學、技術和創新在促進包容、有韌性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關鍵作用，圍繞創新生態環境、可持續融資，促進轉型策略、人才能力建設、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內容展開，為促進高質量城市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提供全球見解。

攜手打造可持續發展創新示範現實樣板

就城市發展和企業而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這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巨大壓力。近年來，深圳穩步推進“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國土空間集約高效利用，社會治理智能化水準穩步提升，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道路，已取得一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和做法。

作為深圳的產業大區和外貿大區，龍華始終堅持創新引領的發展思路，緊抓數位化趨勢，構建“1+2+3”現代化產業體系，國產ECMO、5.0T醫學磁共振等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湧現，3700餘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在龍華蓬勃發展，全市僅有的兩座“燈塔工廠”也坐落龍華。

據悉，此次啟動的UNDP專案，將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駐華代表處、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深圳市國際交流合作基金會共同合作落地。該專案將圍繞搭建國際合作機制平臺、服務“1+2+3”現代化產業體系綠色發展、服務中小微企業創新創業和國際化發展、組織國際青年參與國際化街區營造、促進國際交流合作，講好高質量發展故事等方面開展工作，聚焦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借助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分佈在近170個國家和地區的加速器創新實驗室網路，以輸出一批可持續發展經驗、構建一批可持續發展網路、形成一批可持續發展落地成果為路徑，為深圳打造國家級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貢獻龍華力量。

接下來，龍華區將以此專案為契機，廣泛鏈接和引進國際優質資源要素，加強綠色轉型國際合作，加快打造更高水準的開放格局和創新環境，進一步賦能龍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孫露佳 黃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