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二戰紀念建築 Wikimédia/Berichard 作者： 桑雨|桑雨
这两天，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后院起火，美国向该馆发出最后通牒，限全体员工72小时内离境的新闻刷屏华文社交平台，如此决绝的逐客姿态，也令党媒错愕。要知道休斯顿是1979年邓小平首次访美时造访过的城市，一位微友发帖说：邓小平从美国牛仔手里接过牛仔帽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象征，休斯顿成为第一个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邓小平也是在此次破冰之旅的飞机上，说出了那句被后人反复咀嚼的话： 回头看看，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人民没有不幸福不自由的，国家没有不富裕的。
然而本周，就在中国外长王毅揭牌“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的次日，美国就对中国休斯顿领事馆发出逐客令，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当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当天跳出来惊呼美国是疯了，毫无底线,这到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些中共党媒宣传员们似乎真的没料到贯彻习近平伟大思想会结出怎样的硕果。
历史是何其相似，一篇题为《走向珍珠港的前夜：中美如何避免战争？》的网文这样写道：
从去年开始，我就常常推荐很多体制内涉及外交部门的朋友，多多阅读《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长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和《中日战争中的日英关系》这四本书，目标不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与西方一战的话。这四本书，集中阐述了外交工作的细节。即一个在远东无可置疑的霸权国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遥远的英美不远万里与之决裂，并走向战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这些外交细节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华盛顿最亲日的商人、政客如何一步步从维持对日贸易变成了力主对日禁运的强硬派，伦敦那些最亲日的外交官如何从日英亲善的拥护者，最终变成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的鹰派？
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切外交灾难的源头归结于日本精英的无能和傲慢，实际上，日本精英并不愚蠢，无论是他的军部领袖，还是他的外交官，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精英，放在今天，都是清华北大哈佛耶鲁最顶级的人才。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们的领导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对美战争的边缘，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珍珠港。
我们也绝不能将英美政客视为战争疯子，蓄意挑起战争，以毁灭日本，实际上，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极端害怕与日本的战争，他们恐惧对日战争，但他们依然走向了战争。所以，双方对战争的恐惧并不足以避免战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是真心想在东亚跟日本做生意的。然而，历史的渊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将超出任何人的主观祈愿。
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讨论日本远东问题的会议上，美国是最不愿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当武汉会战胜利后，日本近卫内阁宣布在中国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美国向蒋介石政府发出第一笔贷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对立面；1939年，当日军占领海南和南海岛屿的时候，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40年6月，当日本外长广田宣布对南洋享有天然权利时，美国发动了对日本第一次禁运；1941年7月，当日军进入印度支那时，英美对日本发动了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当对美谈判无法成功之后，日本最终发现，他只能走向战争。
从1937年11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暧昧，到1941年11月，南云舰队驶向珍珠港，历史洪流的改变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
这些年来，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时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终迫使日美走向决裂的那个节点——譬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杀日本的ABCD联盟的？以及哪项事件促成了这个原本只有对话机制的架构变成了实际军事外交协调？更重要的是，哪个事件促使英美下定决心不惜巨大代价发起对日本的毁灭性禁运？——要知道，英美对日石油禁运后，英国远东油企、荷兰印尼油企、美国西海岸油企几乎全部濒临破产，并面临着日本海军的攻击，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经济自杀。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贸易谈判，绝不同于20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谈判，当前的中美交涉，实际上类似于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说，当中美关系越过某个节点后，就必然会面临类似于1941年7月的日美间巨大制裁风险，即双方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方，最终不得不走向战争。中国必须有这个危机意识，绝不能像当年昭和精英那样妄以为不可能发生，那是和平人在准战争时代里极端幼稚的认知。
1938年8月24日，日本顶级经济外交智库专门在《日本经济年报》撰文中，分析了美国对日本大规模禁运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此的乐观预期，这篇文章认为：日本进口乃是美国加州原油企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日禁运将严重伤害当地经营者的收入； 至于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丝，美国也无力禁运，因为其国内企业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国。在日方看来，这些禁运都会对选举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日本智库还认为，即便美国禁运，日本还可以找到第三国转运。
当年的日美谈判实际上也分为两次，1939年7月到1940年，双方主要进行的是经贸谈判；从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全面禁运封锁和冻结资产后，日美进行的主要是政治、军事、经贸谈判，此时经贸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贸问题，而是与政治、军事问题挂钩，美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经贸问题与政治军事捆绑。
这与中美交涉其实是很相似的，未来，无论美国政府谁上台，我相信中国都会与美国进行新的谈判，但这次新的谈判将与2018-2019年的谈判完全不同，经贸问题将会与政治、军事问题挂钩，谈判的艰难必将倍增，谈判失败的后果必将更严重。
日军1941年7月进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对日本进行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日本不得不在屈服与战争中抉择，这就是所谓的“南印度支那外交节点”，当然，我并不认为，当前中国一定越过了这个节点，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离这个风险点并不遥远。冻结中国资产这个选项，在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建议并被讨论，这就证明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威慑。
1940年2月，英美荷三国对日本发起海上石油禁运，在当时来看，曾有三个难题：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将会破产，商界强烈反对；
第二，荷兰人不愿意参与，恐惧日本攻击；
第三，英美不想与日本开战。
这三个选项在当时日本社会广为熟知，并极大阻滞了英美荷采取行动。但是，到了1941年7月，这些阻碍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国驻美大使法里 汉克斯的回忆录，集中记录了当时英美对日毁灭性制裁是如何决定的。说来令人讽刺，美国财长摩根索和法里 汉克斯吃饭，席间，摩根索嘲讽英国人对日本的妥协，并哀叹蒋介石的困难，法里汉克斯反讽道，你们美国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吗？摩根索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们将切断日本人的动脉”。两天后，当英美施压荷兰人参与后，列强石油制裁令颁布，同时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产。
由于这条法令是突然袭击，而且此前罗斯福还专门强调美国不会对日本进行海上石油断绝，结果却是如此令人意外，整个日本社会陷入恐惧，每天前来求情的日本军政官员几乎踏破了美国驻日大使馆的门槛，某位日本海军将领甚至害怕得当场颤抖哭泣，是啊，一个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将不得不在耻辱与灭亡中做出选择，军人的哭泣又能改变什么呢？
当历史走到这个节点，昭和男儿如果不愿放弃大国雄心，那么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 四年，改变世界足够了。说起来，从2016年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日本不幸的教训是什么呢？当从2018年到今天，这么多事情发生后，就绝不要太天真，绝不要以为不可能，绝不要认为英美很仁慈，绝不要认为英美很胆怯——历史将会无情地嘲讽并打脸这种想法，1941年7月，当英美禁令传来之后，面对全民的绝望，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切腹自尽，因为他曾向自己的国家保证，英美绝不会这样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们必须意识到战争是可以爆发的，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而是我们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个空洞的历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现实中的某个节点，她必须寄存在我们的头顶，如同一柄悬剑。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和平，她都能带给我们无尽的帮助。那一次，大和民族选择了拔剑奋起，然而他们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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