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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聖保羅10月17日電　題：巴西洛可可藝術為何帶有“中國風”？

——專訪巴西學者瑪麗斯黛拉·卡爾內羅

中新社記者　林春茵

巴西和中國各處地球彼端，山川異域，風情迥然。但在巴西東南部的小城中，遊客能邂逅“澳門街”，在巴西東北部巴洛克-洛可可風格的教堂裡，不乏龍、鳥獸的浮雕與繪畫作為裝飾，還能看到身著斜襟長衫的耶穌雕像。在巴西學者瑪麗斯黛拉·卡爾內羅（Maristela Carneiro）看來，這恰是葡據時期的巴西藝術浸染中國美學的審美潛流。就此，瑪麗斯黛拉·卡爾內羅於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暢談巴西洛可可藝術為什麼帶有“中國風”。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曾提出，葡據時期巴西藝術的巴洛克風格，最早來源於亞洲。為什麼認為巴西巴洛克、洛可可風格的形成，受到亞洲美學影響？

瑪麗斯黛拉·卡爾內羅：巴西藝術史研究普遍認為，葡據時期的巴西藝術是歐洲、美洲土著和非洲美學的結合，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其中也有亞洲美學的浸染。

作為葡萄牙曾經的殖民地，葡據時期的巴西藝術和建築深受歐洲影響。巴洛克藝術與洛可可藝術誕生於17到18世紀的歐洲，巴西亦深受這兩種藝術風格的影響。在巴西許多地方的教堂、住宅、公共建築，都可以看到巴洛克、洛可可風格恢弘、精緻的元素。

葡萄牙在美洲大陸的殖民與其帝國對非洲和亞洲的海上擴張，正好處於同一時期。儘管葡萄牙與其殖民地之間充斥著不平等互動和無數暴力行為，但毋庸置疑，葡萄牙乃至於歐洲人，面對的是新的語言、視角和世界觀。藝術，和其他所有知識領域交流一樣，都是流動的、雙向影響的。

葡萄牙統治下的地區也同樣如此，如巴西、安哥拉、印度果阿和中國澳門。舉例來說，在巴西的米納斯吉拉斯州的迪亞曼蒂納市，有三條重要的街道分別叫做“下澳門”“中澳門”和“上澳門”，都是以中國的澳門命名的。

這種雙向影響還可以在“Chinoiseries”（中國風）中看到，也就是歐洲人試圖在其藝術作品中模仿中國視覺藝術特徵的做法。16至20世紀，中國建築和其他藝術的美學深深吸引了歐洲人，這導致了歐洲及其殖民地對中國產品，尤其是瓷器的需求。中國的工藝品，成了富有歐洲收藏家的追求對象。

這種情況反過來又使得中國藝術融入歐洲藝術中，這在18世紀的洛可可風格中尤為明顯。在此期間，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家庭用品和建築裝飾都在強調、模仿中國的主題、裝飾圖案和風格。

隨著仿製品越來越多，中國式的叙事形式變成既定的表達主題，成為洛可可風格的“標配”。這種風格被稱為法語中的“Chinoiserie”，即“以中國風格的方式”。在葡萄牙語中，這個詞通常被翻譯為“Chinesice”，即“中式風格”。這些中式美學的流風在整個西歐留痕，而巴西在葡萄牙的影響下，也受到“中國風”吹拂。

 

中新社記者：你提到巴西洛可可風格受到“中國風”影響，有哪些典型案例？

瑪麗斯黛拉·卡爾內羅：歐洲、非洲和亞洲的影響通過跨大西洋貿易傳入巴西。因此，影響了伊比利亞半島的繪畫、浮雕和雕塑的中國藝術風格，也同樣出現在巴西，如巴伊亞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的宗教建築，就有著非常豐富的花卉和龍、燕子、獸等圖案。

 

又如，在巴伊亞州卡喬埃拉的聖卡爾莫第三會修道院博物館中有一組“中華基督像”。創作者是一位在澳門居住過的法國人——查爾斯·貝爾維爾。這個雕塑群由七個耶穌基督像組成，他們的頭髮剃到額頭上，其中一人身著長衫。這些雕塑顯然帶著巴洛克-洛可可的誇張風格，但同時又結合了中國風。

另一個顯著例子是聖保羅州聖保羅市耶穌會神聖藝術博物館裡有一個木棺轎子，飾有四隻雕刻獅子，它們非常類似於中國傳統建築中常見的神獸：守門獅、貔貅和麒麟。教堂的其他傢具，也可以找到類似風格的裝飾。

顯然，這些影響是通過歐洲的視角過濾得來。許多創作中國風的畫家和雕塑家可能從未見過來自中國的藝術真品，但他們接觸過模仿作品，並依此創作了自己的作品，深知這是當時大眾喜愛的表現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是雙向的。正如中國美學吸引了歐洲精英的注意力，歐洲的品位也對中國精英產生了吸引力。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乾隆皇帝在北京建造的歐洲風格的“大水法”西洋樓。

 

中新社記者：從巴西巴洛克和洛可可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巴西與中國的文化融合。這對今天有何啟發？

瑪麗斯黛拉·卡爾內羅：在歐洲王國權力鼎盛時期，里斯本是日本精美工藝品、印度傢具和中國瓷器進入歐洲的重要門戶。在巴西，殖民地的精英們試圖在大西洋彼岸盡可能地重現葡萄牙大都會中的奢華生活，而“東方風格”就成了偉大、奢華和視覺盛宴的代名詞，仿佛在觸覺和視覺上擁有了來自世界另一端的片段。

如今，我們會質疑這些模式，畢竟，這種企圖將非歐洲文化元素（無論是來自中國、中東、非洲大陸，還是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納為己有的行為，是一種異化，是對所代表文化的簡化，無法真實反映它們的複雜性。

我認為藝術能教給我們很多關於偏見、欲望、自我期望的知識以及我們對不同文化的期待。某種程度上，藝術是集體所珍視的象徵、價值觀、感知和期望的偉大綜合體。欣賞藝術始終是一個更好理解歷史、國家、文化以及生命如何尋找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方式。

因此，談論藝術和文化，就是在談論融合。一些融合是被迫的，從頭到尾都充滿了不對稱性和暴力，但並不一定總是如此。融合在許多意義上，是各民族文化生活得以成長、延續和多樣化的方式。對於藝術領域而言，不同世界的相遇可以產生獨特的視覺盛宴，將持續吸引我們的感官，代代相傳。（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昆明10月15日電　題：“City不City啊”？中文是如何與英文走到一起的？
——專訪雲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陳芳
中新社記者　韓帥南
今年以來，來華旅遊的外國人不斷增多，一句源自外國博主的“City不City啊”在國內外各大社交媒體持續走紅。這句話“魔性”且“洗腦”，成為人們爭相模仿的對象，並逐漸演變為一個指代“城市化、洋氣、新穎”，乃至“刺激”的形容詞。
“City不City”這樣中英混用的句式，為何同時受到中外網友喜愛？近年來，中文國際傳播發生了哪些變化？中文如何能更加走向國際化？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雲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陳芳，探討了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City不City”這樣中英混用的句式，為何同時受到中外網友喜愛？
陳芳：外國博主“保保熊”在短視頻平台以“City不City啊”的提問，以及“好City啊”的回答作為自己一系列短視頻的標誌，成為極具個性化的標籤。
我們可以把“City不City”理解為插入英語詞彙的中文句子。日常生活中，人們會說“開心不開心啊？”“你高不高興啊？”。這種“什麼不什麼”就是非常典型的中文句式。
“City不City”這種中英混用句式的出現，符合語言約定俗成的基礎特徵。City是“城市”的意思，詞性是名詞。但在“City不City”的句式中，其被當作形容詞使用，可以翻譯為“城市化的”，延伸為“具有城市特徵的”“時髦的”，甚至可以表達“讓人震驚的”等多種含義。外國博主借鑒了英語語言中部分名詞兼具形容詞的詞性特徵，套入中文句式，打造了中西合璧的“City不City”。
無論是中國網友還是外國友人，都能在該句式中找到熟悉的部分，雙方都能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City不City”的流行，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與認同。
這一句式的流行還有深層原因。一些人把City解釋為洋氣。“洋氣”一詞在清朝中後期被用來指西洋，後來意義擴展為現代氣息。當下的洋氣是屬於中國的“洋氣”，是外國友人對中國城市高速發展的由衷肯定。今年，“City不City”很可能成為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的代名詞，甚至成為年度流行詞彙。

中新社記者：還有哪些語言上中西合璧的典型案例？
陳芳：中西語言交流是常見的語言現象。藉詞通常採用音譯和意譯兩種方法。部分音譯藉詞，通過發音能直接對應其詞源。如中文的霸淩源自英文“bully”，烏托邦對應的是英文“utopia”，“tea”是閩南語“茶”的音譯詞，“silk”則是“絲”的音譯詞。今天，一大批漢語詞彙的音譯詞也在不斷進入當代英語世界，例如2018年《牛津英語詞典》收錄了餃子的音譯詞“jiaozi”。
當下，在互聯網和現代傳媒的推動下，“中西合璧”詞彙大量出現，體現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對這個時代的認識與理解、包容與接受，例如至今仍在使用的“AA制”，就是藉助電影、電視作品和網絡得以迅速傳播。
提到網絡，現在都在說“UP主”。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實際上是“uploader”（中譯為“上傳者”）的“up-”這一英文前綴巧妙地加上了後綴“-er”的中譯“主”。這些中西合璧的混搭詞就是這個時代的語言印記，未來的“語言化石”。

中新社記者：中文對於其他語言的演化起了哪些影響？
陳芳：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不同民族的語言既是該民族的獨特表達，也包含了人類的共同情感和認知。中文是中國的語言，也是世界語言中的一種。從漢朝到唐朝，大量梵語詞彙通過佛教進入中國，成為漢語詞彙，如人們常用的“刹那”一詞就是這樣被引入，並成為漢語日常用語。
中文的發展也是人類語言演化的歷史。歷史上，日語、韓語、越南語就大量吸收了中文詞彙，“漢越詞”就是其中的代表。近代，中文對外來詞彙乃至語法的吸納和融合，也促進了現代漢語的發展，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有大量英源詞和日源詞。如“經濟”一詞，一般認為是日本人在翻譯時將古代漢語詞彙賦予了新義，中國語言學家王力稱其為“來自西洋，路過日本”。
有些人也把“City不City”翻譯為“摩登不摩登”。“摩登”這個詞的現代含義對應英文單詞“modern”。從“modern”到“摩登”，再從“摩登”到“city”，就是一個循環，也是中外語言互動交流甚至融合的典型。
此外，中文包含多種方言，在悠久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不同文化傳播和融合的多重模式，甚至部分地方方言成為語言發展的“活化石”。西南官話就屬於北方方言，通行於中國西南地區的四川、重慶、貴州、雲南、廣西以及華中的湖南、湖北等地。這些方言特徵，為審視人口流動以及語言文化交融的複雜歷史提供了多重視角，為語言的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文的國際傳播發生了哪些變化？
陳芳：最大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多外國人在中文國際傳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外國人，特別是漢語非母語的中文學習者，已經成為中文國際傳播的新興主體。部分國家的中文教育已出現本土師資、本土教材，本土教師自己開辦中文學校，向本國民眾教授中文。
此外，國際短視頻平台上，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記錄中國旅遊經歷的短視頻經常登上熱搜榜，並引爆多個話題。外國人主動介紹中國文化，主動做中文國際傳播使者，就是最大的變化，也是最好的變化。

中新社記者：中文如何能更加走向國際化？
陳芳：中文的國際化是必然趨勢。不同文化群體需要通過語言交流實現相互理解和情感相通。中文作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以及歷史最悠久的語言之一，是人類共有的語言財富，也是極具國際化潛力的語言。中文不僅是中國人的中文，也是世界人民相互溝通和交流的工具之一。
中文的國際化，需要主動識變，積極應變。最好的語言學習時期是青少年時期。中國人有句古話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各國青少年走進中國，認識中國，形成自己的判斷，才能成為中文國際化的真正受益者和自覺傳播者，共同推動世界多元文明繁榮發展。
例如，自2002年起舉辦的“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已經成為文明互鑒的青年友誼之橋。多年來，雲南大學舉辦面向泰國中學生的漢語夏令營，也為泰國青少年學習中文、感受中國文化創造了機會。未來雲南大學還將根據需要繼續增加中文夏令營的舉辦次數，讓更多外國青少年瞭解中國。
“City不City”在今年夏天可謂“熱辣滾燙”，也給我們帶來了關於中文國際化的思考。可以說，現實的交往與交流是中文國際化的基石。
一方面，語言的使用需要有具體場景，需要把中文國際化融入旅遊和商貿兩大代表性應用場景，更好發揮中文的社會服務功能，不斷提升中文的社會應用價值，爭取更多國際組織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在更多國際場合使用中文，為更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中文服務。
另一方面，應自覺將中文視作全球語言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促進國際理解為目標，主動作為，積極參與，以語言場景應用為基石，深化中外語言交流合作，圍繞“中文國際化”開展更深入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