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9日電 題：作為懂中文的學者，想把中國的新詞介紹到日本
——專訪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東亞藝文書院院長石井剛
中新社記者 崔白露
今天，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越來越多國際學者將目光投向中國，追溯中國歷史，譯介中國經典，研究中國文化，架起知識交流與文化溝通的橋樑。
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東亞藝文書院院長石井剛從事中國哲學與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多年，他日前在參加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期間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經典譯介、數字化時代經典保存等問題進行解讀。他表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從日本吸收的現代詞彙，現已成為中文的一部分，隨著中文在當代的不斷發展，自己也想把中國的新詞介紹到日本。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從何時開始研究中國哲學？當時在什麼契機下選擇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
石井剛：我進入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時間比較晚，已經過了30歲，中國的思想史對我非常有吸引力，我想深入研究中國的思想及其背後的哲學關懷，所以決定攻讀這方面的博士和做相關研究，那時大概是2000年左右。
我剛開始想做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梁啟超是我當時最感興趣的一個人物，他有一本書叫做《清代學術概論》，我想梳理梁啟超如何看待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轉型。但如果不懂中國科學的發展脈絡，就很難深入到清代考據學，僅用近代的眼光看清代的學術是完全不够的。所以研究室給我安排了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川原秀城教授，我便開始了對以戴震為代表人物的清代考據學的研究，以及對章太炎、梁啟超等晚清人物如何繼承發揚清代學術的研究。
中新社記者：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歷史悠久、成果豐碩，不僅在世界範圍內率先確立了中國哲學學科，還湧現出一批中國哲學研究的知名學者和權威著作，日本為何能形成如此深厚的學術傳統？
石井剛：哲學其實是西方的概念，東方傳統中沒有哲學這一概念。19世紀末，日本學者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並在日本率先設立了中國哲學這一學科，中國哲學史的教科書最早也是日本人寫的。形成這種學術傳統的原因，來自於江戶時期的積累，當時的武士需要學習朱子學等儒家傳統、儒家思想，這為明治時期中國哲學研究的產生奠定了知識條件。明治時期，東京大學率先設立文學部，下設中國哲學專業和中國文學專業。現代日本也繼承了這套傳統，形成今天的研究規模和成果同樣得益於此。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哲學之間有很大區別，但隨著比較研究的深入，人們也開始更多尋找對話和共通之處。您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中哲學思想的獨特性和共通性？
石井剛：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哲學是一個尋求真理的學問。真理不可能有東西之分，真理永遠是一個真理，但因為語言、哲學論述側重不同的緣故，就出現了各種各樣地域性的哲學論述。
中國哲學也好，希臘、法國、德國哲學也好，完全可以相互交流，我相信各地的哲學論述可以在普遍性的維度上達到一種共通的境界，問題是如何把這些哲學論述翻譯好。因為語言不同，人們描述的世界意象不同，中間就需要很多翻譯的工作。
中新社記者：關於古代經典的翻譯，音譯和意譯的選擇是一個難題，您也提到許多特有的漢字概念很難譯成其他語言。如何通過更好的翻譯方式，讓外國人更好理解中國哲學思想？
石井剛：從本質上講，知識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翻譯的過程。即使我們認識漢字、使用漢字，也不一定懂得漢字背後複雜豐富的內涵，還是需要藉助解釋和翻譯。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仁”就是如此，即使懂漢字，有時候我們也需要解釋，而且可能還有不同的解讀，如《論語》中涉及很多“仁是什麼”的問題，孔子的回答每每也不太一樣。
在西方的語境下，西方人對漢字完全陌生，也需要一個解釋、詮釋的過程，祗是解釋的形式和程度同我們有差別，但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現在大概有兩種翻譯方式，一是更接近於我們思維方式的翻譯方式，二是對我們來說完全陌生化的翻譯方式。兩者各有利弊，很難說哪一個更對。從不同側面嘗試各種不同的翻譯方式，可能對文本的理解會更深入。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和梁實秋之間就有一場關於翻譯的論戰，魯迅提倡硬譯，意思是盡量做到原汁原味翻譯，中國人看這種翻譯是生硬的，但魯迅的想法是這種表達有助於改變中國人既有的思維方式和語言邏輯關係。所以，翻譯是改變以往知識體系、思維方式的一個過程。
西方人閱讀中國哲學，我覺得首先最好還是音譯，“仁”就是“Ren”，“理”就是“Li”，因為這在別的語言系統中無法找到對等字詞，即使翻譯了，意思可能會限定在狹窄範圍內，失去一些其他複雜的內涵。當然，意譯也是重要的，根據文章脈絡和語境解釋一個詞在句子裡的意思，讓不懂漢字的人也可以走進中文經典。
中新社記者：您在翻譯中傾向於哪種方式？
石井剛：這是我做翻譯最頭疼的問題。現在我經常從事翻譯工作，還是希望盡量做到折中，不能太意譯，但也不能太直譯。
日文和中文之間有一個共同點，漢字的共通性，這對於翻譯來說非常方便。但現在很多中文詞彙，日文裡是沒有的。沒有怎麼辦？我最近的一個做法是把陌生的中文詞彙直接挪用到日文裡，有時候需要解釋，但很大一部分不需要解釋，因為日本人看漢字還是會明白大概意思。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從日本吸收了大量現代詞彙，比如哲學、社會、化學等，當時的這些新詞都被放到了中文語境裡，到今天已經完全變成了現代中文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可以做相反的工作，中文有當代的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方面，出現很多新概念、新創造，日本人反而不知道，我覺得太可惜了。作為一個懂中文的學者，我想盡量把中國新的詞彙介紹到日本。
日語的文字系統起源於漢字，後來日本人自主創設了表音文字，即平假名和片假名，形成了現在的漢字假名混合的書寫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大部分實詞都可以用漢字表達，假名用於書寫日語語法特有的虛詞。但隨著現代化的深入，把英語詞彙直接用假名來音譯的現象越來越多，有關當代科技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新詞彙很多隻能用假名來表達。和具有表意功能的漢字不同，祗看表音的假名，無法想象某個詞彙是什麼，而這些新詞彙大多代表著先進和發達，很容易被賦予權威性和時髦性。讓我憂慮的是，日語大量引進音譯過來的假名新詞，這樣一來，本身的造詞功能受損，反而失去語言的創造性和想象力。
中新社記者：當前，隨著人類社會加速進入數字時代，先進技術為古代經典的傳承和創造提供了支持，但很多學者呼籲重視紙質載體的價值，對此您怎麼看？
石井剛：我其實也對數字時代的信息儲存方式提出了一定質疑。今天人們越來越依靠數字化信息，這跟紙質載體或其他傳統載體完全不一樣，如果用物質做文字載體，就可以直觀地去看，而不需要通過外部能源的啟動和加載來閱讀數字化的內容。
現在網絡上的信息，一千年以後還有沒有辦法看到？可能很難保證。看到這些電子化信息的前提，是要確保電力能源以及一套相關的龐大技術和工具系統永遠持續下去。步入電力化時代，實際上意味著人類做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集體決策：就是永遠依賴這種技術方式。我覺得這是一次徹底改變人類文明形式的巨大轉變。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存和創造新的經典，是一項艱巨的課題。好在電子化發達之後，政府、圖書館、學校、圖書市場還在努力保留紙質版的文字，且妥善保存並管理物質形式的各種古代經典。但紙的數量和賽博空間的信息數量嚴重不對等，還需要對紙質媒介承載的內容進行篩選。而如何篩選，也是值得當代人思考的問題。（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