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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

10月30日香港區議會選舉提名期結束，由於提名機制的設計不合理，以致泛民主派政黨成員沒有一人獲得提名，38年來香港首次沒有泛民成員參加區議會選舉。泛民最大政黨民主黨2016年在60個議席的立法會尚擁有七位立法議員，2019年選舉更擁有91位區議員，如今由於選舉制度扭曲，竟在立法會、區議會全部歸零。這種極不正常的政治生態，是近年來一連串“一左二窄”涉港錯誤傾向登峰造極的結果，導致一國兩制動搖、走樣，影響深遠。

“一左二窄”概念原是文革之後中共中央涉港系統針對1967年發生在香港的“反英抗暴”的教訓總結:“左”是指政治上的左傾、盲動，無視香港法律和港人心態，將內地文化大革命一套搬到香港;“窄”是指組織上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極端做法脫離香港廣大市民群眾，六親不認。隨著近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出現某些“左”的歷史倒退，香港一左二窄錯誤傾向有愈演愈烈之勢，值得警惕。

今日香港立法會、區議會的清一色狀況絕非偶然，這一傾向對香港和中國存在四個層面的危害。

一、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普及而平等”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乃是基本法“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應有之義。在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共產黨可以在日本自由參選且在參議院擁有10席，在眾議院擁有11席;法國共產黨也可透過參選在國民議會獲得10席，在參議院坐擁14席，在大區委員會占有60席。現在，香港卻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封殺得到52%到62%選民支持的政治派別參選，挖盡心思使人家“零議席”，大搞清一色的愛國者治港。

當今香港《港區國安法》凌駕《基本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自由、法治基石已遭釜底抽薪。近年來一波接一波的一左二窄沖擊，令港人哀莫大於心死，工商界對前景充滿疑惑和失落感，外資則陸續撤離，很多外資金融機構和盡職調查機構已搬去新加坡。香港全球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已被新加坡所取代;香港股市總市值和成交額大幅縮水，恆生指數只相當於歷史高位的一半，首次公開募股(IPO)金額竟然少過印度尼西亞。國際社會已越來越認定香港是一國一制的大陸普通城市，令人扼腕痛心!

二、損害中國改革開放大局。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過程中，某種程度上香港曾起到杠桿支點作用，扮演極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改開之初，美、歐、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中國長久以來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間等狀況心存疑懼。正是港商勇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率先到大陸設廠投資，引來美、歐、日乃至港、澳、台企業的萬馬奔騰，給大陸帶來了現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經濟理念、法治觀念、金融意識、知識產權概念、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協助深圳經濟特區乃至珠三角的經濟騰飛。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是立了頭功的!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可以成為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溝通、交流、合作的通道、橋梁、超級聯系人，有利於吸收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所需的美國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但近年將“黨領導一切”管治模式搬到香港，變成一座大陸普通城市，從根本上搞砸香港的杠桿支點作用，一國兩制受到危害，自然反噬大陸改革開放，從根本上禍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局。

三、拖垮對台和平統一大局。香港回歸之後的一國兩制實踐，客觀上成了台灣是否接納一國兩制的觀察點和參照物。單是近日香港區議會選舉前夕，得到過半選民支持的政治派別參選人，竟因提名受阻變成零議席的咄咄怪事，台灣各政黨及支持者肯定對一國兩制拒諸門外。

四、毀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根基，坐實中國威脅論。在香港這個只有700萬人的特別行政區，泛民代表被剝奪選舉權，在國際社會看來絕對不可接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令全世界信服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國際社會必定認為，剝奪泛民被選舉權，背後的根本價值觀及政治體制，無異對西方文明、國際秩序構成系統性挑戰，因而坐實中國威脅論。古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正是近年大陸改革開放的倒退，造成一國兩制的動搖。北京涉港系統和特區某些官員、建制派中人凡事左三分、以左表忠，過猶不及，想過後果嗎?

本文摘編自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內容，《中華時報》是全球華人媒體，致力於为大家提供客觀中立、多角度的評論分析文章和新聞報道。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與觀點，不代表《中華時報》。

作者：曾曉輝

香港，這座繁華的城市，今晚我在一家著名飯店舉辦了一場重要的聚會。桌上擺滿了美味的食物，賓主圍坐在一起，交流著彼此的觀點和看法。其中，出席的重量級人物包括新華社前高層、著名時事評論員、政協委員、企業界代表和我旗下的記者，他們各自代表著不同的背景和立場。

這個晚上，無論是新華社前高層還是著名時事評論員，他們都表達了對香港過去及至今天自由民主社會的看法。他們認為，香港之所以獨特而聞名，是因為它曾經是一個容納各種觀點的地方。在過去的歲月里，香港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和多元的政治環境，這為城市的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面對當下的局勢，人們開始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擔憂。我認為，如果香港失去了對不同觀點的包容性，它將變成一座死港。我相信，香港之所以獨特而美麗，是因為它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只有在包容各種觀點的基礎上，香港才能繼續繁榮發展。

自由是普世價值的靈魂，是香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如果失去了自由，香港將逐漸變成一座臭港，失去了吸引力和競爭力。自由並不僅僅意味著人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它為創新、創業和社會進步提供了土壤。只有在自由的氛圍中，人們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創造力，為社會的繁榮貢獻力量。

在這個聚會上，我看到了不同觀點的碰撞和交流。儘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觀念，但我們都能夠以理性和開放的態度對待彼此。這正是香港過去的輝煌，也是香港未來的希望所在。

作為一個新香港人，我希望我們能夠保持對不同觀點的包容性，並且堅守自由的原則。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香港才能繼續成為一個繁榮、充滿活力的城市，為我們所有人帶來更美好的未來。讓我們攜手努力，共同守護香港的自由和包容，讓它永遠成為一個閃耀的明珠。

2023.10.13夜

劉夢熊

今天是2023年9月23日！整整50年前的1973年9月17日我由東莞出發，經過6日6夜荒山野嶺晝伏夜行，在南頭深圳湾下水，歴9個小時與驚濤駭浪的生死搏鬥，歴盡艱險，終於在9月23日清晨穿着一條泳褲在尖鼻嘴踏上香港海岸，完成生命的轉折！回望50年前這一刻，「仰天長嘯，壯懹激烈」！

猶記1968年11月至1973年9月，將近5年智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光，自己踐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戰天鬥地專挑重担，舍己為人献血救人，不會游泳却縱身跳進缺口堵洪水保堤壩……不惜「献出鲜血與生命」又如何？到頭來竟然因父親在1957年「對照比例還差一個」無端被打成右派後雖摘帽仍禍延子孫而受到歧视；甚至連自己防洪搶險堵决口的「英雄事蹟」也被官方媒體弄虚作假移花接木三次分别「嫁接」到大隊黨支部書記、民兵營長、團支部書記頭上……加上1971年「9.13林彪事件」導致的信仰、信任、信心危機，令自己對「階级鬥争為綱」和付出與回報不成比例的匱乏經濟「哀莫大于心死」！基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信念，终於下定决心偷渡香港投奔自由，遂有了50年前「人生能有幾次搏？」的壯舉！

彈指一揮間半個世纪過去了！記得初到香港走過報攤的時候，看到既有和内地官媒口徑大同小異的左派《文滙報》、《大公報》；也有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右派《香港時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也有較為中立的《明報》、《信報》；還有介绍馬經、夜生活的各種小報，以及名目繁多的政論雜誌《七十年代》、《南北極》、《觀察家》、《展望》等等，名符其實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自由」作了最好的註脚！就𠙖站在報攤前，具體、形象、生動地體驗到「東方之珠」的言論、出版、新闻自由，我巳覺得自己投奔怒海「值回票價」！

整整半個世纪過去了，香港這個偉大的城市令我由一條泳褲起家而成家立業開枝散葉𠒇孫满堂；先後出任過三間上市公司主席；在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發表過數以千篇計報章專欄評論；出版過被評為「全國優秀𣈱銷書」的《期货决勝一0八篇》台湾版、内地版、香港版；成為全球给保釣愛國行動捐资最多的赞助者；出任過全國政协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策略發展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组非全職顧問；去過幾十個國家旅游、考察，會見過一些國家總统、總理……亦犯過「拍錯手掌，燒錯炮仗，投錯票箱，撑錯老梁」的錯誤；經歴過「擊鼓鳴寃，證實是寃。擊鼓有罪，千古奇冤」的寃獄！更有「生命的光輝不在於永不墜落，而在於墜落之後總能再度升起」的親身體會！

在香港生活整整50年，深刻感受到：香港處於社會主義與资本主義两種制度、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滙點。自由、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多元、包容是香港的生態優點。堅定不移恪守《中英聯合聲明》，完整地、準確地贯徹執行《基本法》，香港的一國两制才能不動摇、不走樣、不變形！其國際金融、贸易、航運中心地位才能鞏固而避免沉淪！鄧小平有言：「中國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一國两制何嘗不是如此！

50年了！香港這個城市给了我這麽多，感恩香港！唯有秉承「苟利國家生死以 ，岂因禍福避趨之」情懹，繼續「是其是，非其非」，講真話，道真相，為國建言，為民請命，捍衞一國两制，報答香港，回饋廣大市民！

劉夢熊

十四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7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舉行。會議經表决，决定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耳職務，任命王毅為外交部長，當中並無交代任何原因。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中共中央委員秦剛突然於6月25日開始消聲匿蹟，至今一個月，然後由人大常委会免去所兼外長一職，可謂風雲突變！由於中國政壇權力鬥爭素來缺乏公開性、透明度，所以秦剛失踪成了國際頭條新聞，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内地網络更是小道消息满天飛，真假难辨：什麼「男女緋聞私生子」呀，「女友是外國間諜」呀，「被外國收買」呀，「對火箭軍機密在美洩露事件知情不報」呀，「叛國罪」呀，罪名多得嚇人，大得嚇人！由於這類指控尚未得到官方證實，故此人們只能姑妄聽之。

大家知道，中共權力鬥爭歴史上太多寃、假、錯案。令人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7月蘆山會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致《萬言書》予毛澤東，痛陳大躍進、人民公社一系列「左」的錯誤，要求纠正，结果被毛澤東打成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遭撤職罷官，在文革浩劫惨受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寃假錯時才得以沉寃昭雪，恢復名譽，彭德懷「我為人民鼓與呼」的高風亮節終於受到後世景仰。

當然，目前尚未有充足證據顯示秦剛事件的真相、性質和下塲，秦剛是否另一個彭德懷事件目前也難以下結論。但是，秦剛忽然火箭式連升三級，去年底由副部長級的駐美大使突然升為外交部長，不到三個月又升到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以5 7歲之齡成為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之一；竟然三個月後又「人間蒸發」，如此「過山車」式大起大落的官塲奇遇，海內外輿論關注度「爆燈」是理所當然的。其實，要分析秦剛事件的性質並不太難，最重要者是千萬不要被那些「戱中有戱」的「桃色新聞」轉移了焦點，應該從中國外交戰略之争的高度去觀察秦剛在外交活動上的蛛絲馬跡，看他力圖實行的是戰狼外交還是意圖恢復理性務實外交，由此導致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秦剛因何落敗，以及秦剛下台、王毅崔護重來對中國外交路綫的外溢效應。這才是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最為關注的。

據筆者觀察，不用沉迷於各種傳聞，倒是有五件衆所周知的事情可以讓大家「順藤摸瓜」：

第一件：去年2月北京冬奥會開幕日，俄羅斯總统普京閃電訪問北京9個小時，俄方與中方签了15項合作协議。一時之間，中國輿論塲充斥了「中俄關係無上限，合作無禁區」，「不是盟友，勝似盟友」，「中俄友好只有加油站，没有终點站」之類宣傳。因此，當去年2月24日俄羅斯赤裸裸侵略烏克蘭之後，上述宣傳口徑给中國外交上带來很大被動和尷尬。去年3月24日，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接受香港鳳凰衞视訪問時作出表態，指「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區，但是也是有底綫的」。注意：這是中國外交系統官員首次作出這種「補鑊」，顯然是較為理性、務實的。

第二件：外交部前任發言人趙立堅是典型戰狼之一，不止一次出言不當，引起外交風波。其態度之嚣，氣熖之盛，完全失去「有理、有利、有節」的度數，嚴重損害中國國際形象。但在長時間不知是否有人撑腰，「笑駡由人，好官我自𤔡之」。结果，去年12月30日秦剛就任外長，十天之後即今年1月9日就將趙立堅調去邊界與海洋事務司當副司長，令他消失於屏幕，不少國人拍手叫好。新官上任這把火是否可以理解為秦剛對戰狼外交不以為然？

第三件：今年4月30日，中國在聯合國第77届大會就明确包含「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議题的决議投了赞成票，明白無誤的站到反對侵略、维護和平的正義立塲，獲得國際社會普遍贊揚。而此前王毅當外交部長時，聯合國大會三次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决議雖然每次都有140多國赞成，但中國代表都是投棄權票。「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

第四件：6月25日秦剛外長在北京會見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6月28日，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傳聰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時表示中國可以支持烏克蘭收回1991年完整领土的目標，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半島。顯而易見，這是向《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真正回歸，是否凸顯秦剛出任外長後對親俄反美外交路綫不予認同呢？

第五件：7月10日，就是中國外交部傳出秦剛「出事」消息當天，被打入冷宮的戰狼趙立堅的妻子在其微博上歡呼「今天真是好日子」！幸災樂禍之情洋溢於表。那麼，被戰狼太太詛咒的秦剛肯定是得罪了戰狼，是否恰恰證明秦剛與戰狼不是同一路人呢？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轉為「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當時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推動形成了黨內共識：「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要實行改革開放。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因此，改善和發展與美國的關係，是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也是在冷戰格局下確保國家安全的根本需要。」這一共識引领中國走上富起來、强起來之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過上了好日子。作為曾經的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如果是因為希望回到這個改革開放之初的黨內共識、反對戰狼外交而獲罪垮台的話，他無異就是另一個彭德懷！但目前秦剛事件真相我們不得而知。秦剛是對或是錯，是功臣還是罪人，一切讓事實、證據來說話吧！目前尚難下结論。不妨記住劉少奇名言：「好在歴史是人民寫的」。但願如此！

（本文作者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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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遭遇改革開放40多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投資、出口、消費「三頭馬車」巳是唐詩所云「無力漸艱行」；今年以来，青年人失業率超過20%（實際遠不止）；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20 ％以上；新建樓宇動工率下降超過20 ％；地方政府賣地財政收入减少20 ％以上；消费信心指標缺口大於20 ％。更令人憂心的是，單就各省市政府附屬的城市建設投资集團債務高達65萬億元人民幣以上，超過國民生產總值55 ％。而政府財赤和企業借贷及居民房貸車貸之類社會總負债更相當於GDP的2.4倍以上。中央表明地方債務「誰家的孩子誰抱」，绝不「兜底」，金融風險危如累卵。在私企大面積倒閉和外企大規模撤資及中美贸易戰、科技戰的三重衝擊下，中國的失業潮空前嚴峻，壓力山大，随時引爆社會危機以至政治危機，政府頭痛不巳！

常言：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當前中國經濟大滑坡當然是多種政策、多種因素合成謬誤的结果；而透過現象看本質，仔細觀察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73年經濟起伏的歴史經緯，不難發覺有一個規律：什麽時候執政黨强化意識形態，中國經濟就向下沉淪，就大倒退；什麽时候執政黨淡化意識形態，中國經濟就向上提昇，就大發展： 中共開國伊始，第一届全國政治恊商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领》較多採纳各民主黨派意見，颇有兼容並蓄、務實惠民之風，意識形態不算太濃厚，政府組成也具備「聯合政府」格局。结果第一個五年計劃顺利完成，國民經濟發展較快。但到了1957年，毛澤東推翻中共八大所訂「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决議，號召開展意識形態领域階級鬥爭，以「陽謀」發動「反右派鬥争」，鏟除了社會民主；1959年蘆山會議又錯誤地批判彭德懷所謂的「右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壓制了黨内民主，结果造成大饑荒餓死近四千萬人的歴史惨劇。之後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政治上採取對「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甄别；經濟上「工業要退夠，農業要退夠」，甚至允許農民「三自一包」；「七千人大會讓大家出氣」等措施，相對淡化了意識形態，中國經濟又恢復了發展；遺憾的是，1966年毛澤東號召「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正如中共中央決議所言「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正是1978年5月胡耀邦等牽頭展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令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果斷中止了「階級鬥爭為綱」，實質是淡化意識形態，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而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使中國經濟快速騰飛。1991年中，當時的主政者對北京政治風波心有餘悸，一度提出了「反和平演變為中心」，意圖強化意識形態鬥爭，令改革開放面臨半途夭折的危險。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洞若觀火，毅然於1992年春視察南方，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用心良苦淡化意識形態，指出「要害是姓『资』還是姓『社』的問題」，「空談誤國」。「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在談話中還為市場經濟正名，鳴鑼開道。鄧小平南巡講話扭轉了强化意識形態「反和平演變為中心」風向，促成中國經濟邁上市埸經濟和全球化快車道，在本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更獲得加速度，奇蹟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令人不解的是，近十年来中共「左」倾回潮，又强化意識形態。2018年中共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地高調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先是《求是》雜誌年初刋出《消滅私有制－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七十周年》一文；接着中央電視台播出《馬克思是對的》五集專輯；不久有「專家」公開鼓吹「私營經濟退塲論」，随後有高官撰文「私營企業職工共管共同享論」……這一系列極左意識形態的沉渣泛起，随着黨組織在私企、外企紛紛設立，令私營企業家恐懼「第二次公私合营」，成為驚弓之鳥，紛紛產生「潤（RUN）」的念頭。2022年10月，中共20大再度强調：「馬克思主義行！」鬥争哲學嚮徹雲霄。近期「國家安全」概念更是在內地和香港泛化濫用，令私企、外企感到「紅綫無所不在」，感觉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對中國和香港投资信心大失。

必须指出，外部世界和內地不少私營企業家近年來之所以認定中國巳终结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綫而向毛澤東「階级鬥争為綱」甚至文革時代倒退，其根據之一正是中共對意識形態由淡化改為強化。正是這種「左」的錯誤倾向造成對中國經濟的巨大破壞和對生產力的嚴重束縛！ 君不見：被視為共產黨「聖經」的《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因此，且不說前些年種種「左」沉渣泛起，單就中共2018年強調「馬克思是對的」到2022年宣揚「馬克思主義行」，這種「以暴力革命、世界革命為初心，以消滅私有制為使命」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强化，由此衍生的鼓吹「國進民退」種種謬論自然有了其「理論依據」；對私營企業「亂收费、亂攤派、亂罰欵」乃至「亂立案、亂抓人、亂没收」當然就有了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正當性」。正因如此，導致中國的私營企業家「看破紅塵」，發出「利用我們是你們（中共）無奈的選擇；消滅我们是你們（中共）崇高的理想」的绝望哀嚎。中共派什麼「两個『堅定不移』」、「自己人」之類「定心丸」都没有用！内地的大小私營企業經過這些年政策合成謬誤包括三年「封城清零」的反覆折腾下，投资意欲受到重創，可謂「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要知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私企在中國經濟上巳佔國家財税收入五成、GDP比重六成、科技創新七成、就業承載八成、新增企業九成。强化「消滅私有制」意識形態，只會令這一中國經濟主力軍「哀莫大於心死」，這不是對生產力的發展釜底抽薪又是什麽？

衆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先是香港、澳門、台灣私人投资者一馬當先，接着美、歐、日、韓、新加坡等资本主義國家外资企業萬馬奔腾向中國投资設厰開公司，提供先進科技、成套設備、電腦、芯片、軟件，傳播市塲經濟觀念、法治觀念、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知識產權、契约精神、股市及其監管制度；同時向中國開放市場，讓中國商品大量涌入，令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成為世界工厰，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工業和最齊全的制造業，為中國解决了天量就業崗位和注入了巨额財税收入；同時接納中國大量留學生為中國培養大量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然而，這些年來中共强化意識形態，宣揚鬥争哲學，推行戰狼外交，其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滅私有制、埋葬资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新世界」的價值觀，不言而喻令美國西方國家包括北约、歐盟乃至日本、韓國、澳大利亚、印度等以私有制為基石的世界资本主義體系感到是對他們的安全、價值觀和以規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造成「系統性威脇」。美國政客驚呼：「我們帮助中國發展經濟，换來的却是反美主義」，感到「中共滅資之心不死」，從而促使他們基於「國家安全」而「去風險化」對中國實行高端科技封鎖，甚至鼓勵將產業鏈、供應鏈由中國轉移到東盟、印度、墨西哥或回歸本國。如此中國的「世界工厰」地位终將不保，產業升级換代成為空話，原本生機旺盛的「两頭在外，大進大出」淪為所謂「内循環」回到閉關鎖國！强化以「消滅私有制」為旗幟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經濟究竟起建設性作用還是破壞性效果，巳是「事實勝於雄辯」！

要挽救中國經濟當然要綜合治理，對症下药。但從最深層次來說，則是問题在經濟，根子在政治。正如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所指出：「我们改革開放的成果，不是靠本本，是靠實踐，是靠實事求是」。這裏講的「本本」，就是意識形態！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也說過：「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寜被人們打得粉碎了」。既然强化意識形態只會令内资私企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之心，令外资企業懹「危邦不入」之意，一不利於發展生產力，二不利於增强综合國力，三不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句話，對中國經濟有害而無利！何不淡而化之？多研究些问题，少談些主義，不好嗎？

（作者是中國榮休全國政协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作者：劉夢熊

北京任命的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執政滿一年了。在過去12個月，“講好香港故事”成了港府官員口中頻率最高的呼喚。“香港已由亂入治，由治及興”也成為政要振振有詞的“結論”。
存在決定意識。是否“講好”屬於意識，要由是否“做好”這個存在來決定。只有“做好香港故事”，才能有依據、有底氣、有資格“講好香港故事”！
這幾年來，“香港故事”做好了嗎？香港到底正在“興”抑或正在“衰”？我們不妨擺事實，講道理。
香港過去百多年由一個偏僻小漁村轉型為自由港，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發展為遠東國際金融中心，制度上主要依靠自由和法治核心價值。所以，香港故事是否做好，第一項指標就是看“自由”狀況。對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第5條關於“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莊嚴規定，從公民社會的政黨、社團“黯然收”，到新聞自由寒蟬效應下諸多媒體消失，不少公眾意見領袖亡命海外；到集會游行幾近絕跡，到選委會、立法會組成失去“普及而平等選舉”的靈魂……顯而易見，香港自由指數已經斷崖式下跌。
香港故事是否做好的第二個指標是法治。《基本法》第11條明文規定香港特區的制度和政策“均以本法規定為依據”，但近年來上頭在香港推出的若乾“法”和“決定”，當中既有凌駕性的“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的條款，也有與《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循序漸進”不符合之處，更有將《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規定的“三部曲”徹底鏟除之舉！至於《基本法》第8條規定“予以保留”的《普通法》，單是其中的“無罪推定”原則，已被“初選案”眾多被告未審未判就關押兩年多的殘酷事實，擊得粉碎，遑論其他！

法治指標大幅倒退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去年7月公開指責《港區國安法》“概念含糊，程式不公”。不少外資企業因顧慮香港“紅線隨心劃，龍門任意搬”而撤離香港。故此，法治指標大幅倒退不容否認。
第三，人心回歸信心指標。俗話說人望高處走，近幾年來香港出現九七回歸之後最為洶涌澎湃的移民潮，數十萬港人連同資金流往海外。不久前香港稅務局驚呼“報稅表三年減少37萬份”！如果香港真的“由治及興”，應該出現海外港人回歸潮，而非港人移居海外潮才合邏輯。這只能說明港人的歸屬感跌至回歸以來的谷底。
第四是國際金融中心評分指標。香港在過去20多年一直被國際權威評估機構評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兩年來卻跌出三甲，被新加坡取而代之。有政要鼓吹香港“要和美國西方外部勢力作堅決鬥爭”，影響之下港府官員把香港當作反美前哨陣地，競相爭做反美鬥士，自然令國際金融持份者產生“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危邦不入”之感，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豈有不降之理？
第五是國際貿易中心指標。到今年5月份，香港出口已連跌12個月，其中2月份下降36.7%，是1953年以來70年之最慘淡；入口則連跌九個月，當中2月份下跌30.2%，令人失望。
第六是國際航運中心指標。回歸之初，香港國際機場曾被評為全球十佳第一位，去年已下滑到第20位，今年竟然慘跌至第33位！香港貨櫃碼頭也曾名列世界首位，如今已跌至第九！三年疫情期間，由於香港盲目硬搬內地的封關做法，致使47家國際航空公司取消香港航班。因此，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亦大為下降。
第七是房地產狀況。香港多年來叫喊經濟轉型流於打嘴炮，實際上依然靠房地產和金融“塘水滾塘魚”。不久前旺角一幅商業地王曾估值260億港元（約45億新元），公開招標拍賣結果卻以不到48億港元成交，連估值兩成都不到。地皮是“麵粉”，樓宇是“麵包”。地皮價錢大跌，樓宇價格肯定下瀉。君不見銅鑼灣旺地空置的舖位比比皆是，觸目驚心。香港興或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第八項指標可看股市。隨著冠病疫情成為過去，各發達國家和地區股票市場表現亮麗。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距歷史高位不遠。日經平均指數亦回升至33年來高位。印度股市連創歷史新高，市值一舉超越英、法兩國，升上全球第四位。然而香港股市卻斯人獨憔悴，在恆生指數1萬9000點上下沉浮，距離3萬3154.12歷史高位遙不可及。
事實勝於雄辯。綜上所述，香港故事並未做好！目前要講好香港故事，令人難以信服。
為今之計，北京和港府不必強求講好香港故事，首先要全力以赴做好香港故事，且應意識到：問題在香港，根子在北京！必須指出，當今世界遠非清一色，客觀上存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存在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及其他文明；存在以私有制為基石的市場經濟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香港恰好處於上述兩者的交匯點，正如陸地江河出口在近海鹹淡水交界，漁類資源特別豐富的道理一樣，應充分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多元、包容、融合優勢，由此孕育更高層次的共同文明，乃至獨特的香港社會學、香港政治學、香港經濟學，對“一（地）球兩制”的和平與發展作出獨特的歷史性貢獻，這才是正路。否則，令香港一國兩制變形走樣，成為內地又一個普通城市，只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存在價值。

如何做好香港故事？

至於如何做好香港故事？筆者從戰略高度層面冒昧向中南海主政者提出如下建言：第一，常言綱舉目張。從歷史經緯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綱，香港的一國兩制是目。深切期盼中國的改革開放堅定不移，令國際資本在“聽其言而觀其行”中恢復對中國投資信心，香港的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第二，中國應按照鄧小平“不爭論”原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論些主義，真真正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要再沉迷鬥爭哲學。因為強調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消滅私有制”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無論中國私營企業家還是外資企業，乃至香港投資者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都會產生“利用我們是你們（中共）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中共）崇高的理想”的感受，對中國市場投資信心和對香港一國兩制前景信心，必定被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巨大顧慮所沖擊。
唯有淡化意識形態，才能消除美國、西方國家和港人“中共滅資、赤化世界之心不死”的疑慮和恐懼，東方之珠才能重現光彩。
第三，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並非純屬中國國策，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所體現的國際條約、國際承諾；考慮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地位有賴於國際金融持份者、國際貿易利益攸關者、國際航運業的認同、認受，所以中國有必要向全世界鄭重表態：中國政府堅定不移恪守《中英聯合聲明》。以往有關於“成為歷史文件”的講法並不適當，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正式立場。如此一來，國際資本對香港的信心才可能逐漸恢復。
第四，著名愛國商人、前全國政恊副主席安子介先生生前說過：“港人治港，最主要是港法治港”。因此，必須完整地、準確地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90年4月4日通過頒布的《基本法》，重新審視三年來在香港推出的什麼“法”和“決定”。凡是不符合《基本法》條文、附件和立法原意的，一律改正或撤銷，撥亂反正，避免一國兩制變形走樣。
第五，近年香港反復強調維護國家安全，這當然必要。但是必須做到：維護國家安全必須與維護《基本法》賦予港人的自由、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必須與維護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之間取得平衡。須知國家安全其實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若將香港由活生生的一國兩制蛻變為一國一制，扼殺這只會生金蛋的鵝，不僅不會增強國家安全，實質只會從根基上打擊國家安全。
第六，俗語“人在做，天在看”。一國兩制是香港在做，台灣在看。北京對香港的提法敘事和出台的政策及採取的措施，必須考慮對臺海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產生正面影響還是負面效應。例如回歸17年後忽然提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不存在的“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法律概念，令很多香港市民覺得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規定有抵觸，大感困惑。台灣同胞也認為，如果“中央全面管治權”套到兩岸和平統一之後的台灣，會是什麼世界？由此增加了對一國兩制的抗拒感。故此2019年大選時，民進黨提出“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口號，具有巨大殺傷力，令蔡英文高票連任，就是深刻的教訓。
（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曾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

作者： 劉夢熊 

最近，在香港《明報》持續了40年的尊子漫畫惨遭停刋。

據悉因為有港府官員多番指責該漫畫專欄「無中生有」，「不符事實」，「抹黑中央和港府管治」云云。尊子漫畫停刋風波可謂「一石激起千重浪」，繼近年香港《蘋果日報》、《立塲新聞》、《衆新聞》等停刋事件後又一次掀起「寒蟬效應」，令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更加驚覺香港的一國兩制變形走樣，香港的新聞自由更受壓制，真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常言：「不怕不識貨 ，就怕貨比貨」一百多年前的北洋軍閥政府都允許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創辦《新青年》雜誌，宣揚「試看將來寰球，必是赤旗世界」；七十四年前，中國尚由「國民黨反動派」統治，那時候著名漫畫家張樂平仍可以出版連環漫畫 《三毛流浪記》，以諷剌、幽默手法描述窮人的苦難，揭露社會的不公。

張樂平的漫畫𣈱銷無阻！想不到今天號稱「一國两制」、「言論自由」的香港，竟然連一幅諷刺漫畫也容不下！其格局、其「自信」連當年的北洋軍閥、當年的國民黨政府都不如！ 《基本法》第五條莊嚴規定：「香港特别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尊子《明報》漫畫專欄，在回歸之前的港英统治下巳用幽默、誇張手法諷刺時政14年，為「原有的资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包容，為何現在又不可以？是否现在香港就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猛然想起，中國内地文革浩劫時期，因著名畫家黄永玉一幅「隻眼開，隻眼閉」的《猫頭鹰》，被上綱上綫為「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仇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而扣上「黑畫」帽子大加批判；然後在整個美術界「挖出」一百多幅所謂「黑畫」，陳列示衆，作者惨遭打成「牛鬼蛇神」横加批鬥！

今時今日的香港，腰斬尊子漫畫專欄，莫非文革妖霧又重來？回歸祖國後的香港，有特區政府在，有中聯辦在，有解放軍駐軍在，有民建聯、工聯會等廣大左派社團在，有《大公》、《文滙》、《商報》等系列傳媒在，論影響力還怕一個尊子漫畫專欄？真理越辯越明嘛！

香港曾是僅次於纽约、倫敦的國際金融、贸易、航運中心。在纽约、倫敦，報纸、雜誌的漫畫以美國政府乃至總统、英國政府乃至首相為諷刺、批評對象的漫畫專欄可謂無日無之，這是言論自由、新闻自由的表现，人家的政府有去打壓過迫其停刋嗎？那才是「资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俗語「人在做天在看」。一國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

如今的香港連一幅諷剌漫畫都不能容纳的「様版」示範，對實現台灣「和平统一，一國两制」究竟是增加了吸引力抑或增加了反感？？？對習近平主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究竟加分抑或减分？？？

香港當政者怎能孤立地、單獨地看待香港的一國两制管治？

31年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曾大敲警鐘：中國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一國兩制何嘗不是如此！

（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曾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

作者： 劉夢熊 

香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為亞洲四小龍，八九十年代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九七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近10年來一國兩制變形走樣，此時此刻的香港更是“金融王氣黯然收”。在香港現代史整個歷史經緯中，有一個標志性人物是繞不過的，那就是李嘉誠。
長期以來，李嘉誠作為香港成功的企業家、香港首富、亞洲首富，自然贏來許多推崇、贊美、榮譽；同時樹大招風，攻擊、抹黑時有發生。李嘉誠就快95歲了，相信他的財富多個零或少個零已經不是他所關心的，老人家註重的應該是自己的歷史定位。正如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所講的：“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我本人自1973年“一條泳褲闖香江”至今剛好50年，僅以半世紀以來的耳聞目睹，談談作為一個香港市民對李嘉誠歷史定位的粗淺看法。

晚清名臣林則徐有言“青史憑誰定是非”。我本人對李嘉誠的歷史定位概括為如下幾點：

第一，李嘉誠是開拓、進取、創新的世界級企業家：上世紀50年代，李嘉誠由塑膠實業起步，憑著敏銳觸覺，捷足先登，成為香港“塑膠花大王”；跟著由工廠大廈切入香港地產界；1972年率先上市，上市編號就是“001”！由“自己擁有多少資金”的“有限”，飛躍到“從市場集合到多少資金”的“無限”；繼而以“敢為天下先”精神收購大型英資企業和記黃埔，作為多元化發展的旗艦；接著又收購香港電燈，收購加拿大赫斯基油田，收購英國“橙”通訊系統……自此，李嘉誠掌控的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經營項目，涵蓋了房地產業、基建工程、供電、貨櫃碼頭、通訊網路、大數據、石油開採、超級市場、百貨連鎖店、酒店、生物科技、養生保健品、新能源、金融證券……等等等等。地域覆蓋東西半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
18年前，李嘉誠先生約見我的時候已強調，長和系大部分生意利潤是來自海外。其中2000年出售英國“橙”通訊系統一役，勁收1300億港元震驚世界！李嘉誠的生意從傳統的塑膠花製造業、房地產業起家，卻並不固步自封，也不墨守成規，而是與時俱進，緊扣第三次工業革命脈搏，不斷尋求新的突破，在通訊網路業、大數據研究、生物科技乃至包括氫能源在內的新能源領域，都迎頭趕上，走在產業發展前沿，成為時代弄潮兒，充分體現了開拓、進取、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是香港人勤勞拼搏，靈活應變，艱苦創業，勇闖高峰的一面旗幟；也是香港戰後成長為亞洲四小龍和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的標志人物！

第二，李嘉誠是愛國愛港愛家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傑出公益慈善家：他在商場上眼光獨到，前瞻性強，資本版圖得以不斷擴張。然而，財富對於他不是追求目的，而是造福社會、爭取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手段和工具。本著“取諸於民，用諸於民”理念，歷年來，李嘉誠在推動教育、醫療、公益扶貧、救災應急方面的捐款已超過300億港元。
就以教育而言，李嘉誠的捐資涵蓋面之廣令人驚訝：從潮州重建70所山區小學到全資捐建汕頭大學、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長江商學院，從中國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等，到香港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等，到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等，到美國的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等等，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渥太華大學等等，到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等等，到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到新加坡管理大學等等，橫跨四大洲多所著名學府。其中“李嘉誠講座”資助的兩位客座教授，還榮獲2020年諾貝爾醫學獎和化學獎。李嘉誠還特別給予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團隊中的兩位華裔教授每人38萬美元獎金，作為對“無名英雄”的嘉許，人情味令人感動。
李嘉誠對教育的鼎力支持就是人類文明、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的奉獻。在醫療方面，因為關乎生命健康，李嘉誠對眾多的醫院、醫學院在不同醫學領域的專科研究，都提供了經費支持。現代醫療科技的進步，也有李嘉誠的一份熱誠、好多心血。
至於救災應急，李嘉誠從來都是“及時雨”。從華東大水災到汶川大地震，從香港南丫島海難到日本地震海嘯，從2003年沙斯（又稱“非典”）疫情到過去三年冠病大流行，從對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資助到為香港中小企業解困，李嘉誠都顯示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助人為樂、急公好義的偉大情懷，在第一時間慷慨解囊，令需要救助者及時解困。他對家鄉建設的支援，令鄉親父老一度發出“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感謝李嘉誠”的由衷之言，說明公道自在人心。

第三，李嘉誠是最早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功臣。1979年改革開放伊始，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由榮毅仁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國家級視窗公司，當時的董事局就包括李嘉誠和霍英東兩位香港大企業家。
支持改革開放，李嘉誠可謂先知先覺。1990年1月，時值六四事件發生不久，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製裁的非常時期，國際資本乃至港、澳、台財團對前往大陸心存顧慮，採取觀望態度。李嘉誠卻以非凡的勇氣，冒著長和系可能招致西方國家懲罰的風險，毅然訪問北京，受到鄧小平接見，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向香港和全世界傳達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和對香港一國兩制“不會變”的重大信息。
李嘉誠當時的一馬當先，引領了港、澳、台、美、歐、日資本移向中國的萬馬奔騰，對中國跨過六四這道坎可謂雪中送炭，功不可沒。改革開放以來，長江實業、和記黃埔系列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一來遵守國家法律、政策，二來遵循市場經濟基於規則的秩序，對股東負責，“人望高處走，水向低處流”，資金進出依足規矩，在商言商無可厚非。

第四，李嘉誠不是那種只會賺錢、只顧數錢的有錢佬、暴發戶，他有著深厚的人文情懷，憂國憂民之情經常洋溢於表。2019年3月，中央經過多年醖釀出台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遺憾的是當時的特區政府沒有把握這個難得機遇，不抓經濟民生首務，不致力於經濟轉型，反而“正路不走走歪路”，搞什麼《逃犯條例》修訂，挑起政治火頭，激起港人極大擔憂和不滿。接著港府沒有積極考慮政治協商解決問題，只靠警力彈壓，令社會矛盾激化，導致警民沖突升級，沖擊經濟民生、社會治安。
在當時的情況下，對香港懷有深厚感情的李嘉誠感到深深不安。他在慈山寺對記者談話中，要求“年輕人要顧及大局”，而“當政者對社會未來主人翁亦要網開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旨是呼籲社會和諧，希望香港由亂入治，由治及興。與此同時，李嘉誠又以“一位香港普通市民”名義，在多份報章登出“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全版廣告，反映他憂心如焚，希望任何方面都不要再對香港造成傷害，期盼對東方之珠輓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
說實話，李嘉誠旗下在英國、加拿大等地有大把資產，他大可去歐美“嘆世界”，眼不見為凈；之所以留在香港大聲疾呼，正因為有顆愛國愛港的赤子之心，“我為人民鼓與呼”，說明他既有“為民請命”的良知，也有“為國建言”的使命感，實在難能可貴！
正如唐朝著名文學家韓愈所說“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李嘉誠盛名之下，多年來亦免不了招風惹雨。例如2005年他捐10億港元給香港大學醫學院，港大依照國際慣例冠名“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隨後有反對派政客污衊李嘉誠沽名釣譽。然則一句“李嘉誠捐幾十億在家鄉建大學，都只是叫‘汕頭大學’，何來沽名釣譽？”就將其駁得體無完膚。
2015年中國大陸忽然15天內發七篇文章批評李嘉誠，其中一篇代表作是《別讓李嘉誠跑了》。我當時路見不平，拍案而起，在香港報章刋登全版廣告《對李嘉誠的輿論圍剿必須立即剎止》，痛斥這完全是逆改革開放歷史潮流而動、破壞國家招商引資的一股逆流！接著批李歪風就偃旗息鼓了。
2019年，遠在北京的微信公眾號長安劍，又詆毀李嘉誠慈山寺談話主張“網開一面”是“縱容犯罪”雲雲。然而，正是中共領袖毛澤東指出“鑒於歷史上採取極端政策效果並不良好”，倡導“給出路”。其後中共特赦杜聿明將軍、宣統皇帝溥儀等“戰爭罪犯”，不單不是“縱容犯罪”，恰恰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統戰大手筆。
所以，對李嘉誠的好心好意，加以歪曲污衊是徒勞的。另外，長安劍公眾號又把香港高樓價、高租金的責任強加到李嘉誠頭上。其實，香港由於實行簡單低稅制，又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發放綜援和老人金，又建公屋、居屋，建設地下鐵、高速公路、高鐵、新機場、第三跑道……錢從何來？政府唯有靠賣地作為重要財政收入，公開招標，價高者得。地是“麵粉”，房產是“麵包”，地價越來越貴，房價、租金自然水漲船高，豈能歸咎李嘉誠？
因此，對李嘉誠歷史定位的討論，並非只關乎對李嘉誠的個人評價，而是關乎香港現代史的一面旗幟，關乎中國開放政策的歷史，關乎香港一國兩制會否變形走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一定要摒棄“一左二窄”的錯誤思維，才能對李嘉誠作出公正、客觀、科學的評價。我評論李嘉誠的時候，往往想起一道題：請問，樹上棲息著10只鳥，開槍打下其中一隻，樹上的鳥還剩下幾只？

（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曾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