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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林毅夫: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打了個樣”

中新社北京2月18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打了個樣”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作者 龐無忌 尹倩芸

從1979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近9%,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居世界首位。但在解釋中國經濟的問題上,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一再失利。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奇跡的產生恰恰是因為中國沒有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

這些年來,他一直致力於研究解決經濟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國經濟問題,併力圖通過中國經驗為發展中國家探索一條經濟發展新路。

不選擇複製西方的路,中國為什麼行?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對其他國家意味著什麼?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提到,中國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新範本,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立足於自身的條件和優秀傳統文化,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民為同胞,物為同類。”他在採訪中數次提到宋代理學家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在他看來,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特徵,有利於民族復興,亦有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中國式道路的生命力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學者將中國的落後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走上西方的道路。

不可否認,18世紀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國家掌握了新技術和新型生產方式,由此帶來工業化現代化,世界出現大分流。

但林毅夫認為,中國的創新能力絲毫不遜於西方。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就曾領先於世界,儘管此後未能趕上那輪工業革命,並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但現在中國正逐漸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特別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以“新三樣”為代表的多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還處於領跑狀態。

“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創造性都是與生俱來的,我們沒有任何的劣勢。”林毅夫提到,中華文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從未間斷的文明,我們曾領先於世界,也面對過挑戰,應當對直面困難、抓住機遇的能力更有信心。

他在近期出版的新書《解讀中國經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民族復興之路》中談到,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不僅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且會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過去,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實際上,林毅夫說,二戰以後,許多走上西方道路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陷於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鮮少有國家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他認為,中國在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賦予其新的生命力,從而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也將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新的啟示。

也就是,每個國家都應該結合自身特性,充分利用本國文化所蘊含的生命力,推動屬於自己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中國的這條路為什麼行?

在探索、開闢和發展中,中國所走的道路一直伴隨著質疑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制改革,一度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糟糕的轉型方式。因為當時所奉行的主流觀點是,實現經濟轉型需要全面取消政府干預,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但中國經濟維持穩定並快速發展,而真正實施“休剋療法”的國家卻未有成功案例。

林毅夫認為,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於資本密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給予保護補貼,維持穩定;對於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放開准入,在調動企業家積極性的同時,建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將其變成競爭優勢。

在穩定和快速發展過程中,資本快速增加,原先的產業逐漸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從而擁有自生能力,也就無需保護補貼,中國因而完成了向完善市場制度的過渡,得以同時發揮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說,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這種改革模式是中國維持經濟穩定和取得相對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經濟處於下滑周期時,中國還能保持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約30%的原因。

既要有效市場,也要有為政府

地方政府作為有為政府的重要體現,是過去幾十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近年來,地方面臨債務壓力增大等諸多問題。

他談到,實際上,與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總體負債水平並不高。地方投資平台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短債長投:基礎設施建設時間長,而銀行借款主要是短期貸款,導致期限不配套。

針對當前的情形,中央已進行了不少改革,比如由中央政府發行專項債、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債等。地方政府債務減輕,就能够發揮更多作用。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林毅夫說,我們既需要有效市場來調動企業家積極性,也需要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家解決在技術創新、產業昇級過程中出現的,來自基礎設施或制度方面的瓶頸限制,從而讓市場真正有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新階段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為中國提供了更多機遇。

林毅夫提到,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汽車以燃油引擎為技術核心的階段,中國在追趕過程中存在不小差距,但電動汽車、自動駕駛技術的出現,讓我們得以實現“換道超車”。

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源自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在傳統產業上有後來者優勢,在新興產業上,則有人才多、市場大、產業配套集成優勢,因此可以保持更快的發展。

“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美國的50%甚至更高。”林毅夫直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會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對此,他解釋稱,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我們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且絕大部分高科技領域將與之並駕齊驅,美國也可以在與我們的貿易中得到更多好處。

“當中美兩個大國之間處理好雙方的關係,就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一個穩定的錨。”林毅夫認為,世界格局變化會從不確定走向確定,進入一個更加穩定、和平和繁榮的局面。(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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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決定》釋重要信息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電 (作者  謝雁冰  吳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決定》)近日公布。在這份逾2萬字的改革新藍圖中,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相關部署引人關注。《決定》鮮明提出,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

《決定》強調,必須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體制機制,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在內容擺布上,《決定》彰顯“五個注重”,其中之一便是“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國家安全,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國家安全工作進行專章部署。此番《決定》把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放到突出位置,將在更寬領域、更高水平上夯實社會穩定之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朱安東說。

在受訪專家看來,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也反映出對現實形勢的深刻洞察。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會遇到各種風險挑戰。”朱安東分析稱,特別是當前世界局部衝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打壓遏制不斷昇級,“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實現各領域安全統籌治理具有緊迫性”。

《決定》圍繞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機制、健全社會治理體系、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提出多項改革舉措,同時強調健全提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建設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完善國家生態安全工作協調機制等。

“隨著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決定》體現大安全理念,注重協同高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表示,相關部署既要求加強傳統安全,又要防控好生態、金融、資源等非傳統安全風險,體現出把國家安全同經濟社會發展一體謀劃、一體部署的系統思維。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統籌全局,又抓住重點。《決定》著重強調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將其單列一條,要求“建立健全周邊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強化海外利益和投資風險預警、防控、保護體制機制,深化安全領域國際執法合作”“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機制”。

王義桅表示,中國海外投資規模在擴大,但個別國家和地區對中國企業和機構濫用制裁措施,加劇了相關企業和機構的海外風險。“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決定》作出有針對性的部署,緊扣現實需要,也是在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必要保障。”

近年來,中國不斷強化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打造防範化解風險的銳利武器。例如,2021年施行的反外國制裁法,為依法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撐。“而此次《決定》將涉外國家安全機制上昇到了更高層面,相關部署更細化、優化,料將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工作提供行動指南。”朱安東說。

專家認為,建立健全周邊安全工作協調機制、深化安全領域國際執法合作等則有利於為各國民眾創造持久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統籌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決定》中“推進國家安全科技賦能”“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度”“提昇數據安全治理監管能力”等部署也備受關注。

王義桅分析稱,一方面,科技手段愈發成為保障各領域安全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新興科技的潛在效應也伴生著安全風險,必須未雨綢繆,織密防範和管控風險的網絡。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決定》多項改革舉措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對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朱安東說。(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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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特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履行責任、貢獻力量

中新社香港7月18日電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於18日發佈公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分別熱烈祝賀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並表示會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履行責任、貢獻力量。

李家超表示,國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上不斷拓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快速提高;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二十屆三中全會則重點研究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對香港以至全世界都有深刻影響。

李家超表示,香港應牢牢把握國家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帶來的重大機遇,繼續發揮好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以及對國家深化改革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好“愛國者治港”的力量和價值,在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中履行香港責任、把握香港機遇、作出香港貢獻。

賀一誠表示,澳門特區政府將帶領澳門各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澳門力量。二十屆三中全會為國家的高質量發展和戰略佈局指明了方向,對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賀一誠強調,澳門特區政府將積極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昇級,加快推進“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進一步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和國際合作平台作用,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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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楊開煌:從台灣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

中新社北京7月8日電 題:從台灣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
——專訪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
中新社記者 劉舒淩
從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共產黨研究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差異?如何就此開展中外對話?中新社“東西問”近期就此在台北專訪了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台灣研究兩岸關係、研究中國共產黨數十年,如何觀察、理解中共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
楊開煌:大陸方面強調,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我看來,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走過艱辛的歷程,總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要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人與自然等關係平衡發展,是符合現當代中國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所需的一種係統性現代化。所謂係統性現代化,如同中醫治病一樣不僅僅是隻關心“肺”“胃”“腸”局部器官功能的改善,而是全身整個“免疫係統”都健康。
歷史上,孫中山先生曾努力推動係統性的現代化,這是他比同一時代中國知識分子高明的地方。孫中山當年被同時代的人評價為“不切實際”的《實業計劃》,如今中國大陸實踐而且已遠遠超越,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國式現代化是值得今天中華民族為之奮鬥、犧牲的新的長征。
並且,中國大陸已經從“迎頭趕上”發展到“帶頭應變”,中國正在領導世界趨勢,開創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路徑。對於非西方國家和人民,究竟何種現代化符合自己的需求,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是可供參考、檢驗的。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不同?
楊開煌: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重要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辯證式的現代化。現代化不是否定傳統、不是否定對方,所以習近平主席提出“兩個結合”,一是結合中國具體實際,一是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如同馬克思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者辯論政治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最終完整寫出一套《資本論》。中國大陸有現代化實踐經驗,又有“一帶一路”的探索,現階段理應歸納出宏觀現代化理論,並持續充實、發展。
同時,現代化的實踐也是在傳統上創新、發展,才能獲得持久的泉源。
其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動力來自:自我挖潛、自我創新、自我革命,故而可以表現為人民的現代化、和諧的現代化、可持續的現代化。最後大陸並不是和西方作比較,而是跟昨天的自己比,要自我超越,這當中蘊含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哲理。
其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共二十大報告概括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中共認為人類的未來應該是要共同富裕、共同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就是告訴我們,人類的前途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航天領域有“全景效應”一詞,即宇航員從太空看向地球時所產生“世界如此之大,而人類紛爭及邊界之狹小”的感慨或想法。以宇宙之大,人類卻在如同星河一粟的地球上爭到頭破血流,是狹隘的。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論述要高於西方現代化理論,高於他們祗為自己國家利益出發,可以損害他人、他國的現代化。西方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利於己就“脫鈎”“去風險”、大搞保護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是著眼全人類的追求。

中新社記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大陸可以如何加強與世界的溝通、增進相互理解?
楊開煌:外部世界尤其西方沒有耐心、沒有責任感去認真理解中國大陸、去理解歷經艱辛而摸索到一條康莊大道的中國式現代化。
今天,中國大陸要改變外部對自己的認識,當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例如,經濟方面不再是過去憑勞力的代工,而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方面已經取得成果。中國人之所以能够艱苦卓絕、歷久彌新地奮鬥,5000多年的歷史、不服輸的精神是基因,今後還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更有特色。
我也注意到,中共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提出“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第二個結合”,致力於從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中產生現代化的推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次就是要整理、建構一套國家發展理論。中國式現代化不能祗有實踐正確,必須要有一套能够對應西方思維方式的理論論述。這套理論如實叙述,讓外界知道中華文化是相容並包的、欣賞並學習差異,她傳播、推廣自己的價值從不武力強迫,祗有“近悅遠來”的王道精神。
西方世界有其文化脈絡和體系,要讓西方人完全跟著中國人的思維來思考現代化道路,是不切實際的。但中國大陸提倡尊重、開放、包容、互鑒的認知價值,以挑戰西方人的傲慢、自大,隨著中國的和平發展,他們終將調整。過程中更需要大陸學者能建構一套能引起好奇、引發探索的現代化理論系統,讓西方學者一看就懂。祗要他願意跟大陸談,西方世界就不得不逐步與他們的傲慢、自大“脫鈎”。
5月初,大陸的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和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發佈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應該要做的就是這種事情。要取得話語權,必須讓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精英分子對你所做的事情從排斥到好奇,從好奇到願意思考研究。
這樣,中國大陸與世界對話的時候就可分為兩個層次,實踐與實踐對比,理論和理論對話,才有更長遠的未來性。

中新社記者:您曾呼籲台灣知識分子應參與建構中國式現代化論述。不過,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邱坤玄近期刊文談兩岸交流時提及,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逐漸淪為政治工具。此氛圍有無改變的可能?
楊開煌:簡略地說,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本應有其先天優勢,同文、同史、同文化。但從20世紀中期以來,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一直是服從於“反共”,並為此政治目的服務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末以後,研究需求曾經從“服從反共”轉為服務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後來隨政權輪替、轉變,在“反中去中”“和平發展”之間擺蕩。近年來,更成為一套相對封閉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見或成見,“自廢武功”,這是到今天為止,台灣的大陸研究最大一個損失。
過去中國大陸尚未開放或開放初期,西方陣營不太能理解中國文化。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曾在其中作為“接頭”,協助西方世界理解大陸。但是,從反共、反中到現在崇洋,既有的政治偏見在“去中國化”氛圍下進一步加深,以至於如今看不懂或者不願意看到今天中國大陸變化的情況,它正變得缺少價值。
要轉變氛圍,破解方法是交流。讓事實來印證許多研究者認知裡的中國大陸已被嚴重扭曲、醜化。事實上,深受西方影響的台灣知識分子可更好地反省西方的問題,並觀察中國大陸政策實踐的闕遺,以利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發展。
但不管台灣情況如何,整個世界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已經“起風了”,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外國人所拍攝的介紹真實中國的短影音(視頻),他們看到中國實實在在的表現就在那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西方有其辯論的傳統、對事不對人的傳統。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論述的探討、辯論,引導其開放心胸,是最好的選項。(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