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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2月4日電　題：故宮博物院中外合作考古如何擦亮“宮”字號？
——專訪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館員徐海峰
中新社記者　應妮

有著近百年歷史的故宮博物院，不僅有獨特藏品和特色展陳，近年來還持續推動考古“走出去”，在海外引發持續關注。印度帕特南遺址、阿聯酋朱爾法遺址區、肯尼亞東部沿海斯瓦希裡文化遺址……這些著名遺址的考古現場，都留下了故宮人的足跡。

2014年以來，故宮博物院考古學者以環印度洋貿易的視角，以中國外銷瓷為切入點，在多國開展中外合作考古。以考古為橋，故宮博物院如何體現自身特色，擦亮“宮”字號？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館員徐海峰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故宮博物院進行中外考古的出發點是什麼？

徐海峰：作為體現國家意志的力量，宮廷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內直接推動了中西交通開闢，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皇權對御用瓷器的控制與管理，主導和影響著外銷瓷的生產、運輸、流通、使用、傳播等全產業鏈。因此，深入研究御用瓷器，方可更好地理解和闡明以瓷器為主要交流實證的作用和意義。

故宮博物院將海上絲綢之路考古作為中外合作考古的一大重點。2014年以來，我們以環印度洋貿易的視角，以中國外銷瓷為切入點，從中國外銷瓷對世界經濟社會的影響、國際貿易經濟對中國瓷器產地的拓展及生產方式之影響角度，確立研究思路與工作目標。

故宮博物院在印度、阿聯酋、肯尼亞等國開展合作考古，以比較的視野、融合的路徑，促進各自文化遺產保護的創新與發展，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視角，提昇絲綢之路考古的國際表達能力，同時也在積極參與中亞合作考古。

中新社記者：故宮博物院近年來開展了哪些中外合作考古項目？

徐海峰：例如，印度帕特南遺址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區開展考古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古代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時代集中於明萬曆時期至清末期，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種為主，反映出這一時期是以中國瓷器產品為主的貿易高峰期。

從中國瓷器的出土狀況及帕特南遺址的規模來看，該遺址並非主要港口，卻是深入認識科欽地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航線和節點的重要材料。

另一個合作考古地點是印度奎隆港口遺址，出水的中國文物有瓷器和銅錢兩大類。經我們初步整理，瓷器殘片有五百餘件，可分為青瓷、青釉釉下褐彩、褐釉、白釉、黑釉及青白瓷等品種，瓷器年代約在公元10世紀至14世紀間，以龍泉青瓷、福建磁灶窑產品最多，體現了宋元時期浙江、福建在對外經濟貿易中所佔的重要位置。

2019年和2024年，我們在阿聯酋朱爾法遺址區的阿爾努杜德和阿爾馬塔夫遺址分別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還對朱爾法遺址區進行了地面踏查，採集大量瓷器標本，經科技檢測和數據分析，對該遺址區的中國陶瓷特點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考古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陶瓷器輸入該地區的時間，可分為元代至明早期、明中晚期至清早期兩個大的階段。無論是遺址出土還是地面採集的中國陶瓷器，器型器類都與時代特徵相符，尤其是地面採集的明早期龍泉官樣青瓷和明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御窑青花瓷，是明朝官方與該地區交往的珍貴實物證據。

此外，我們還與肯尼亞基西大學合作，對該國東部沿海斯瓦希裡文化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並對拉穆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瓷器標本進行了初步整理。由清真寺建築及進口陶瓷器的特點，可大致勾勒出斯瓦希裡文化貿易的階段性發展歷程。而斯瓦希裡文化的形成、發展與衰落的過程，以及在環印度洋貿易視野下斯瓦希裡文化的歷時性演進等，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也是今後合作開展肯尼亞考古的重要方向。

中新社記者：2014年，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共同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故宮近年來也在吉爾吉斯斯坦進行過相關考古，取得了怎樣的進展？

徐海峰：故宮考古學者與國內多家考古機構組成聯合考古調查隊，對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相關遺產地點進行了實地踏查和詳細記錄。

這次調查的遺存中，最具特色的是岩畫和銘刻遺跡，時代較為集中。這些岩畫和銘刻不但標識出絲路上的交通節點和城市，也反映不同時期絲路沿線各文明宗教信仰的變化。個別岩畫還表現出明顯的打破、叠繪現象，圖案風格與繪製工藝也有明顯差別，表現了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岩畫傳統，展現出中亞地區文明的多樣性。

我們在“一帶一路”考古中關注宮廷與地方、宮廷與海外關聯等不同層級的研究，旨在進一步揭示國家政治文化，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的表現形式和性質內涵。同時，重視外來文化因素對中國經濟、技術、生活等的促進和變革。

中新社記者：“走出去”的同時，故宮博物院的考古工作在“請進來”方面有什麼合作？如何看待“走出去”與“請進來”的關係？

徐海峰：在故宮博物院開放、交流、合作的學術大背景下，我們邀請國（境）外相關學者參與紫禁城、陶瓷窑址、明代都城等田野考古、文物保護等工作，促進外國考古人員對中國田野考古方法與科技考古手段的理解和運用，同時以國際學術活動、互辦展覽等形式，及時分享與傳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

交流永遠是雙向的，“請進來”和“走出去”共同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進程。

中外合作考古，是充分展現中國科技考古日新月異發展的良機。我們在與印度、阿聯酋的合作考古中充分運用科技手段，建立了遺存標本的數據庫，有力促進了當地考古資料信息的採集、提取、解析和研究水平，成為“走出去”考古初顯成效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與外方深入交流的一個重要契合點。

我們計劃進一步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積極運用多學科方法與手段，對中國文化遺存、當地文化遺存及其他國家或地區不同文化遺存展開分析、研究與保護工作，共同促進各自文化遺產保護的創新與發展。

作為明清兩代之宮城，紫禁城空間形態、功能配置、禮儀陳設等，是國家禮儀制度形成與發展的物化載體；而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典藏，則是中華文化“器以藏禮”“器以載道”的集中體現。

在我看來，以考古為橋樑，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與基因，不斷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對當今中國的認知和理解，同時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在世界文明體系下更有助於反觀和理解我們自身的文明。在中外合作考古的進程中，作出故宮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擦亮“宮”字號。（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成都12月3日電　題：法中文博如何互補，攜手開新？

——專訪法國國立考古博物館館長魯斯·瑪麗·慕索

作者　王利文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法兩國開始了聯合考古項目。雙方不僅在技術上相互借鑒，還在交流實踐中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理解。文化遺產修復和保護工作為何離不開國際交流？中法兩國在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方面如何互補？博物館如何發揮跨文化交流中的橋樑作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對於世界理解青銅文明有何意義？為深入探討這一議題，法國國立考古博物館館長魯斯·瑪麗·慕索（Rose-Marie MOUSSEAUX）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國際交流對文化遺產修復和保護工作有何重要性，它如何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

魯斯·瑪麗·慕索：每個國家對考古工作的理解和詮釋不盡相同，規定也各有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將遺跡匯集起來傳承給後代。

我們通常從單一文化角度思考文化遺產修復，而國際交流深化了我們對文物發掘和保護的理解。例如，法國的一些經驗表明，某些技術應用需要被批判性審視。

通過經驗交流，各國能跨越單一思維邏輯、採取綜合方法，不僅可以實現文物修復的協作互補，還能通過不同的技術應用實踐識別不利於文化遺產保護的技術。

中新社記者：中法兩國在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方面有哪些互補之處，如何攜手更好發揮博物館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橋樑作用？

魯斯·瑪麗·慕索：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字技術在法國的考古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隨著技術的發展，獲取更多維度資料變得可能，現代科學技術在文物保護工作中顯示出其必要性。它可以超越肉眼觀察範圍，生成文物的數字孿生體，展示文物的年代、尺寸及時間推移的特徵變化。

如今，博物館的保護工作不僅僅局限於物質層面，還需要進行數據化保護。然而在實踐中，數字技術面臨數據保存、資源互通和公眾理解三大難題。例如，每個國家的數字技術都運用不同方法和技術，即使在法國本土範圍內，不同參與者獲取和使用數字資源的方式也可能非常不同。

因此，在數據保存、資源互通和公眾理解三方面的合作，將使法中兩國在數據化保護上取得長足進步，並推動考古和博物館工作開展。雙方可以攜手保護數據資源，將信息準確地傳達給公眾，使我們在傳承文化遺產方面走得更遠。

中新社記者：圖像和視覺材料對公眾理解和欣賞考古學有何作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對於世界理解青銅文明有何意義？法國和四川如何進一步攜手推進考古交流與合作？

魯斯·瑪麗·慕索：圖像和視覺材料對文物詮釋至關重要，這一文化符號如何被利用和解讀意味著這一民族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並與全人類建立聯系。

法國國立考古博物館擁有約300萬件古文物資源，建館一百餘年來不斷在思考視覺材料的價值並深入挖掘它們的作用。為了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感受到文物的魅力，博物館在展出時不斷研究和詮釋它們，包括呈現文物出土時的發掘環境，以及提取文物的圖文生成新圖像。

四川和法國一樣都擁有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以三星堆和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對於青銅時代的研究非常重要，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一些歐亞大陸的視角和觀點，而非局限於一個“歐洲中心論”的視角。

三星堆博物館和金沙遺址博物館通過各種性質的視覺呈現，幫助參觀者更好地理解文物的文化背景和發掘過程。在古代冶金以及青銅合成技術上，法國在許多方面也可向四川學習。

為促進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和學術交流方面的合作，法國國立考古博物館與四川考古研究院簽署了合作協議。其中，學術交流是我們首先提出的問題之一，因為共享專業知識不僅與專業技術領域相關，更關鍵的是雙方能就文化遺產建立共同視野。

此外，由於國際觀眾的文化背景和理解方式往往不同，公眾宣傳問題同樣值得關注，這涉及旅遊接待和文化接待等多方面。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具有推廣意義的考古共同價值基礎，共同探索人類歷史的多樣性和共通性，更好地迎接世界各地的觀眾。（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呼和浩特11月30日電　題：紅山文化為何頻現龍文物？
——專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郭明
中新社記者　李愛平

1906年，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曾在中國紅山地區發現大量文物標本，並發表文章向世界傳遞該地區的史前文化信息；1919年法國人桑志華（Emile Licent）、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亦踏足紅山，並撰寫文章；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遼寧沙鍋屯洞穴發掘發現的彩陶器，被確認為屬於紅山文化及稍晚的小河沿文化，使得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一道，成為中國最早被考古工作者揭示出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考古專家認為，近期在內蒙古元寶山積石冢進行的考古工作，側面證實了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之間聯繫的緊密性。積石冢內大墓出土的玉龍，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土中體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餘件紅山文化玉器，基本涵蓋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類型，填補了內蒙古地區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

紅山文化為何頻頻出現與龍有關的文物？龍對中國人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郭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何為“紅山文化”？紅山文化中蘊含怎樣的龍文化？

郭明：紅山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遼寧省西部和河北省北部區域，延續發展了1600年至1700年。紅山文化在繼承本地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納融合了其他地區的文化元素，實現了紅山文化的連續、創新、繁榮、發展。

龍是誕生於北方地區的想象生物，在紅山文化時期被賦予明確的文化內涵。自此，“龍文化”逐漸形成。這種兼具不同生物特徵的混合型生物形象，其發展與變化應當是多種文化元素不斷融合發展的縮影。龍對中國人具有特別的意義，“龍的傳人”是中國人的另外一種自稱，很多代表美好寓意與期許的詞語也多與龍相關。在紅山文化時期，龍開始以玉器為載體加以表現，而這類玉器也是分布面積近30萬平方公里的紅山文化分布區內造型變化最小、構成最為一致的一類玉器。紅山文化中的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紅山社會的顯著特徵。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包容與融合發展，多元一體的特性。

中新社記者：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和近期出土的玉豬龍有怎樣的史學價值？

郭明：目前內蒙古地區出土的玉龍，根據造型差異可分為C形龍和玦形龍兩種。前者個體較大、造型較為纖細；後者器形較為厚重，新近元寶山積石冢出土的玉龍即屬於玦形龍。C形龍的形象可向前追溯至趙寶溝文化時期，這也是紅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繼承區域文化傳統的一個例證；玦形龍則是紅山文化廣泛區域內發現的基本造型特徵最為一致的一類器物，在後世的墓葬中有所發現，是紅山文化所創造的文化因素不斷延續發展的重要見證。

龍是紅山文化時期統一社會信仰與秩序的重要標誌，而玉禮器是紅山文化禮制的重要載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紅山文化的玉器造型變化多樣，以仿生造型器物為主，這是因為紅山文化正處於社會整合發展的初級階段，其重點是將區域內流行的多種造型的玉器（信仰）整合成為一個體系，因此特徵較為多樣，規律性並不明顯。而玉龍作為玉禮器之一，則是紅山文化繁複玉禮制的縮影和簡化，其在紅山文化區內的普遍出現則是玉禮制被廣泛接受的象徵。

“龍”的造型是不同種類生物的組合，後世的“龍”雖然其總體仍以蜷曲的身體為主要特徵，卻融合了更多生物的特徵要素，是社會和文化不斷融合發展的物質表徵。紅山文化的“龍”也是認識紅山文化時期社會由多元向一體融合發展的重要內容。

中新社記者：紅山文化出土的有關龍的文物，對於中華文明有何特殊含義？

郭明：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與龍相關的詞彙也通常與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密切相關，這些都表明龍及其背後所體現的文化屬性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

從具體的形象來看，中國的龍是選取多種生物不同部位的形象組合而成的一類虛幻的生物，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和統一性的集中體現，紅山文化時期龍的形象相對簡單，卻也顯示出了明顯的“復合”生物的屬性。不同來源特徵組合而成的龍也是紅山文化複雜玉禮制的簡化，因此也是紅山文化中重要的玉禮器，其在紅山文化乃至其他文化區域內的流傳是紅山文化禮制被廣為接受的重要標誌。

龍形象從簡單到複雜的連續變化，是中華五千多年不間斷文化傳統的一種體現。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而言，玉龍的發現也提示著制度和社會信仰在社會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的重要意義，除了對物質文明的認識之外，對制度文明（禮製文明）的認識將為全面認識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認識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提供更為豐富的信息。（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太原11月21日電　（記者　胡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1日對外公佈山西武鄉石窑會石窟和磨裡石窟調查資料，兩處石窟均無開窟造像的紀年題記，文獻中也未有相關記載。考古人員通過洞窟形制、造像特點等認為，兩處石窟的開鑿年代均為北齊，對推動構建當地石窟演變序列具有重要意義。

石窑會石窟位於山西省長治市武鄉縣分水嶺鄉石窑會村東南約400米處，石窟開鑿在山腳下一處長約10米、高約7.5米的平整崖壁上，現存1窟8龕，石窟所在岩體為砂岩，易雕刻也易風化，窟外的龕像風化尤為嚴重。

磨裡石窟位於長治市武鄉縣故城鎮磨裡村東側半山腰上，石窟開鑿在長約650厘米的平整崖壁上，現存1窟1龕，所在岩體為淺灰色砂岩。村民在石窟周圍修建了院子與圍牆，窟門正對的北側圍牆砌築有大清咸豐二年（1852年）的長方形石碑，內容為出資重修石窟的人員名單。

考古人員根據石窟形制、造像題材、造像風格等方面分析認為，這兩處石窟均具有典型的北齊時期風格，石窟開鑿年代均為北齊。雖為同一時期開鑿，但石窑會石窟和磨裡石窟的選址、洞窟形制、造像風格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為進一步研究北朝晚期佛教造像在民間的傳播提供了參考，也為構建這一地區石窟演變序列補充了資料。（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武漢11月19日電（記者梁婷）記者19日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湖北十堰新發現四處史前遺址，為十堰地區舊石器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與依據，對見證鄂西北地區古代人類生存活動、遷徙演變、人群互動交流等具有重要意義。

近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十堰市博物館在丹江口市開展漢江北高速公路十堰段文物調查，新發現三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地點），一處新石器時代至唐宋時期文化遺址。

新發現的三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地點）位於丹江口市丹趙路街道茅臘坪村，分別為羊山舊石器遺址第一地點、第二地點、橘樹林舊石器遺址。其中，羊山舊石器遺址第一地點、第二地點，地表種植經濟作物，裸露少量打制石器。通過觀察遺址暴露的斷面，該遺址保存有1米至2米厚的更新世紅土堆積。調查人員採集石製品近20件，原料包括石英岩、脈石英、千枚岩和粗面岩；石製品類型包括手鎬、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片。

橘樹林舊石器遺址，地表種植大量橘樹，遺址保留約0.5米厚更新世黃土堆積。調查人員採集兩件脈石英石製品，1件為單台面石核，1件為石片，人工打制痕跡明顯。

另外新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至唐宋時期文化遺址，位於丹江口市習家店鎮青塘村。該遺址處在台地之上，高出周圍農田約1.5米，面積約2000平方米。地表裸露有新石器時代、兩周、漢代陶片、磨制石器，六朝時期和唐、宋代瓷片。遺址保存較好，從斷面觀察，文化層接近1米。

十堰被考古學術界譽為“古人類長廊”，是研究人類起源、演化和發展的資料寶庫，特別是以學堂梁子遺址為核心的漢江流域同時發現有梅舖猿人遺址、白龍洞遺址、黃龍洞遺址等眾多的舊石器化石點。下一步，將對新發現的線索予以系統梳理，逐一開展現場數據採集。（完）

來源中新社

中新社蘭州9月27日電　題：世界最早的實用地圖出土地隱匿了多少考古“之最”？
——專訪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主任、副研究館員常燕娜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現藏於甘肅簡牘博物館的中國國寶級文物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實物地圖，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實用地圖，它們反映了戰國中期之前，包括中國歷史最早的縣之一邽縣（今天水市秦州區）在內的甘肅天水一帶的地理面貌。
相較于早期世界各地發現的地圖，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有何“實用”之處？對後世的地圖理論和技術有何影響？其出土地隱匿了多少考古“之最”？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主任、副研究館員常燕娜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記載了哪些內容？
常燕娜：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出土於甘肅天水市東南70公里的秦嶺深處名為“放馬灘”的一處秦墓之中，考古推斷其繪製於戰國中期。今天的放馬灘林木葱鬱，芳草萋萋，是一片極適宜放牧的好場地，秦的先祖非子就曾在此放養戰馬，這片區域也是嬴秦的發祥地。
放馬灘木板地圖共4塊有7幅圖，均長26至26.5厘米，寬14.4至17.7厘米，其中3塊兩面均繪製有地圖，1塊祗有單面有地圖。這7幅地圖大體反映了現在天水市、秦安縣、清水縣一帶當時的地形地貌。繪製的水系既有渭河流域的葫蘆河、牛頭河和耤河，也包括長江流域嘉陵江上源的西漢水上游。
放馬灘的考古報告中有說“這是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地圖實物”，從地圖的標注內容上看，繪製的山川地形等詳細清晰，是比較實用的地圖。放馬灘木板地圖出土年代是在戰國中期，目前世界上還沒有考古發掘出更早的地圖實物。
放馬灘木板地圖的7幅圖側重不同，分別表達出不同的主題與繪製者的繪圖旨趣，既有水系圖，又有交通物產圖，對局部需要重點展現的主題性內容有取有舍，重視主次呼應，從而突出地圖的專題性，是中國古代區域專題圖的代表作，可見繪者高超的繪圖技藝。

中新社記者：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為何會成為中國國寶級文物？
常燕娜：在放馬灘木板地圖出土之前，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在秦漢時期才形成了關於地圖的概念，放馬灘木板地圖佐證了中國早在2300年以前的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地圖實物，並形成了有關地圖的意識。而用墨繪製的地圖本身從其繪製方法、特點和內容等方面也顯示了先秦時期地圖繪製水平的高超。
地圖上除繪製秦國管轄範圍內的天水及周邊地區，還標注了“邽丘”“翼丘”兩個地名，經考證其後期逐漸演變為中國最早的縣名之一。這反映出當時秦人已經有了關於行政區域的一些劃分，比如在木板地圖上用字體和方框的大小來標誌其行政等級，有些是縣，有些是裡。甚至在地圖旁邊還寫有一個“上”字，註明了地圖正確的閱讀方向。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縣，應該是從地圖上的郡縣名稱標注上來說的，秦代設立郡縣制，我們大多是從傳世文獻上獲知，這裡的“邽縣”是從地圖上“邽丘”這個名稱推斷出來的。放馬灘考古報告上也很明確這一點，邽丘就是戰國時期秦國邽縣的所在地。秦國設立郡縣是全國範圍內統一設定，祗是“邽縣”是目前發掘的地圖文物上最早的標注，而且是考古確認的。
現在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圖是公元2世紀古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克羅狄斯·托勒密《地理學》一書中的地圖，它比放馬灘木板地圖晚了近5個世紀。放馬灘木板地圖是世界迄今發現的最早“實用”意義最為鮮明的古地圖實物遺存，已經形成了“完整統一的圖式體例系統”。
比如，地圖對城邑鄉里和居民點的標示，展現了邽縣一帶人口分佈和行政規劃的空間佈局；對植物種類、林木採伐地點的標誌，從側面反映了當地居民經濟開發活動的範圍；而關隘、交通道路以及里程注記，則反映了彼時天水境內交通、關卡要塞的佈設；地名注記是早期地名文化的珍貴資料。
放馬灘木板地圖被學術界稱之為“專題性地圖的萌芽”，其“實用地圖”的內涵證實了秦人重視實用之學的文化傳統。這些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對於中國古代地圖史、測量學史和地理學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新社記者：放馬灘木板地圖的出土地，還有多少中國考古“之最”？
常燕娜：中國目前出土的秦簡集中在湖南、湖北和甘肅，數量不多，但內容比較系統，這在簡牘界的價值很高。尤其是甘肅天水放馬灘發掘的秦墓葬群有13座之多，被考古學界譽為“先秦考古文化的聖地”，並創造了三個中國考古“之最”。
除世界上最早的實用地圖放馬灘木板地圖外，放馬灘還出土了中國第一篇志怪故事，中國第一片紙——西漢初期的書寫紙。
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的保存完整、字跡清晰的戰國簡牘，書寫內容包括甲乙兩種《日書》（秦人民生俗信及生產生活），其中乙種日書記載了一篇《志怪故事》。這篇《志怪故事》雖然很簡疏，卻是中國已知最早的、具有志怪小說性質的第一篇奇文，不僅文中提到的邽丞、地名、職官都可以找到依據，所述“丹”死而復活的故事明顯有志怪性質，比後世《搜神記》等類似書籍早了四百年，文學史料價值極高。
古籍上多記載說，東漢時期的宦官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歷代學人引以為據，無可置疑。放馬灘考古發掘出來的第三個“中國第一”，即西漢初期的書寫紙。20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日漸興起，考古學家從甘肅、內蒙古、新疆、陝西等多個考古現場都發現了西漢紙，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天水放馬灘5號墓出土的紙地圖殘片。
放馬灘5號墓是漢文帝、漢景帝時期（公元前179年—前141年）的墓葬，殘紙上可見有墨線標識的山川道路圖。經鑒定，紙的質地為麻類植物纖維，是可用於書寫的早期麻紙。它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書寫紙實物之一。放馬灘等西漢紙的發現，不僅證明西漢初期就已經有紙，而且證明這些紙已用於書寫，早於古籍對蔡倫造紙的記載。

中新社記者：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對後世有何影響和啟示？
常燕娜：放馬灘木板地圖標注有地名（城邑、山谷、河流溪水、關隘）、林木物產、道路長短，同時還有亭形、關隘等符號，在地圖繪製上有一定的范式，影響了後世的地圖學發展。同時，繪製的水系、植被，體現了古人對自然環境以及林業經濟的重視。
根據文獻記載和銅器銘文，中國早在西周初期可能已有地圖，但一直苦於沒有實物證據。放馬灘木板地圖是繼長沙馬王堆地圖之後的新發現，將中國現存古地圖的歷史向前推進了近一個半世紀，更為重要的是它填補了先秦戰國時代實物地圖的空白，也為世界地圖學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放馬灘木板地圖雖然還比較粗糙，不如馬王堆地圖那麼精美細緻，後者採用的一整套製圖規則已更為先進，但這在放馬灘地圖上可初見端倪。在放馬灘地圖中水系、居民點、道路、地貌以及關隘、廟宇等地理要素的標誌方法，大都為馬王堆地圖所繼承，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製圖方法之一。
在製圖藝術方面，“接合圖”的應用是放馬灘木板地圖一大創造，而閉合山形曲線更是一大發明，它已具投影概念的意義，近似等高線的性質，相當先進。總之，放馬灘地圖的繪製特點與歷史地位證明，中國先秦時期地圖繪製水平，已居於世界前列。（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