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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彙整 - 中華時報China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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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件西夏文物在上海展出

中新社上海4月29日電 (記者 王笈)“賀蘭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29日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開幕,精選展出西夏陵等地出土的百餘件西夏文物。

“桃花石”是古代中亞對中國的統稱,將宋、遼、夏、金視為一個完整的共同體。黨項人建立西夏後,雖與其他政權紛爭不斷,但都以爭奪“中國”正統為目的,力爭納入中國古代正統王朝的歷史發展脈絡。在此過程中,各族群的交往交流給西夏留下了燦爛遺產,也使中華文化的內涵更為豐富。

4月27日,“賀蘭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舉行媒體導覽,圖為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壺。(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供圖)

展廳中的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壺在西夏瓷器中最具民族特色,造型或從遊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壺演變而來,非常適合在馬背或駝背上攜帶。據寧夏博物館館長王效軍介紹,此件扁壺的剔刻花工藝受中原窑系影響頗深,體現了當時中原與西北地區制瓷業的交流。

“靈芝頌”漢文殘碑是西夏陵區7號陵東碑亭出土的漢文殘碑中最大的一塊,字體剛勁有力,有柳體之風,碑文內容為詩歌《靈芝頌》。黨項政權建立後,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出現了許多類同于漢族文化的文學藝術作品。據文獻記載,大德五年(1139年),西夏崇宗乾順親自作《靈芝頌》。但詩歌全文已不見記載,這塊殘碑的發現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4月27日,“賀蘭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舉行媒體導覽,圖為紅陶迦陵頻伽。(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供圖)

再如綠釉迦陵頻伽、紅陶迦陵頻伽,人首鳥身,神態安詳。“迦陵頻伽”為梵語音譯,意譯為“妙音鳥”等。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迦陵頻伽紋飾出現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興盛,迦陵頻伽紋飾的使用也日益廣泛。西夏迦陵頻伽形象延續唐代傳統,作為建築構件出現在考古發現中屬首次。

王效軍告訴中新社記者,從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西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普遍繼承、效仿中原文化,同時不斷推進與周邊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作出了貢獻。(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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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魏堅:為何說新疆唐朝墩古城洞見多元文化交融?

中新社北京3月18日電 題:為何說新疆唐朝墩古城洞見多元文化交融?

——專訪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

作者 陳建新 李百加 賈志鵬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東北部的唐朝墩古城遺址,近年來因發掘出土大量建築遺存和珍貴文物等受到外界關注。其考古發現印證了唐至元代天山北麓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多文化交流的歷史事實,也為研究這個時期中央王朝在西域地區治理,以及古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匯等議題提供了實物材料。

新疆唐朝墩古城遺址有著怎樣的歷史文化印記?其中的考古發現何以洞見文化交融?近日,該古城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新疆唐朝墩古城遺址歷經怎樣的考古發掘工作,取得哪些發現?

魏堅:唐朝墩古城遺址位於奇台縣城東北部,地處東天山北麓的東西交通要道之上,城址西距北庭故城遺址約30公里,南距漢代疏勒城遺址約40公里。2013年入列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2018年起,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古城遺址開展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5300平方米。目前已基本厘清城址的形制佈局、起始年代和不同時期遺存的文化面貌。

經考證,古城遺址始建於唐貞觀年間,為唐代庭州蒲類縣縣治所在。自唐初建城,沿用於高昌回鶻、西遼和元代,歷經多次戰亂與重建,其廢棄年代可能在14世紀察合台汗國時期,與北庭故城遺址的興廢時間應當相近。古城遺址在出土大量遺物的同時,還清理出唐代院落遺址、佛寺遺址、羅馬式浴場遺址和景教寺院遺址等重要建築遺存。

唐朝墩古城遺址跨越了多個歷史時期,對於研究天山北麓一帶社會歷史變遷、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等議題具有重要價值,為研究中央王朝在西域地區治理提供了實證,也展現了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多文化交流等歷史事實,為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獨特視角。

圖為新疆唐朝墩古城浴場遺址。(受訪者 供圖)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古城遺址是中央王朝對西域實行有效治理的實證之一?

魏堅:在東天山與準噶爾盆地之間,存在一條狹長綠洲廊道。得益於山地降水和冰雪融水,該區域地勢平緩、水源充足,是天山北麓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和農牧業生產區,也是絲綢之路東西方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唐代天山北麓的軍政體系也主要圍繞該綠洲廊道構建和展開。

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唐朝墩古城的興建年代、距唐代庭州(今北庭故城遺址)的直線距離,與史料記載的蒲類縣相吻合。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古城內採集有甕、盆、罐、瓶、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大曆元寶、建中通寶、察合台銀幣和雙魚紋銅鏡等唐至元時期的文物遺存,學界多考證此處即為唐代庭州所轄的蒲類縣。

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加上此前有關北庭都護府的研究,印證了中央王朝在天山北麓設置了具有地方行政性質的州和縣,進一步強化了對西域的治理。

古城內還發掘出一處較大型的院落遺址。從建築結構看,該院落採用“減地法”,從生土往下挖掘出院落框架,在內部砌築房屋隔牆。房址內發現多個袋形窖穴,出土了較多具有唐代風格特點的陶器等遺物,以實物材料反映出中央王朝與西域地區的緊密聯系。

圖為新疆唐朝墩古城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受訪者 供圖)

中新社記者:古城中發掘出的羅馬式浴場有什麼特點?如何體現東西文化交流融匯?

魏堅:作為重要的公共建築之一,羅馬帝國時期的浴場規模龐大,配套設施完備。在羅馬文化自西向東傳播過程中,浴場的許多附屬設施被簡化,並融入了當地文化傳統。唐朝墩古城遺址中的羅馬式浴場正是簡化後的形式。

浴場遺址位於古城東北部,按功能可分為門廳區、工作區和洗浴區等3個主要區域,每個區域內又有單元功能劃分。遺址內還出土了陶器、瓷器、鐵器、銅器等豐富的遺物。根據層位關係和出土遺物,可確定浴場始建於高昌回鶻時期,西遼至蒙元時期曾被改建沿用。浴場規模較大,建築規格較高,沿用時間較長,其間歷經多次修繕,其作為公共浴場的可能性較大。

從形制佈局看,浴場為半地穴式結構,分上下兩層,下層基礎部分位於原地表之下,為煙道和供熱的建築空間,上層為洗浴使用的活動空間。在古羅馬時期的《建築十書》中,這種下層以磚砌支撐柱為支架,將建築分為上下兩個封閉空間的建築方式,被稱為“挑空式地板”結構,即利用支撐柱構建浴場的地下供熱系統,爐灶燃燒的煙火可通過支撐柱之間的煙道在下層空間流動,形成“地熱”,用以維持上層洗浴空間的溫度。

從地中海沿岸到天山北麓,羅馬式浴場的興起與發展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直接映射。在形制佈局、建築技藝等方面,唐朝墩古城浴場遺址具有濃郁的羅馬風格,而浴場出土的各類遺物、牆面的裝飾彩繪等又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徵,反映了當時各地人員往來互動密切,以及東西方建築傳統和技術在絲綢之路上的交融與創新。

中新社記者: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發掘還有什麼進展或計劃?應如何更好推動其保護與研究?

魏堅:搞清空間佈局是古城考古發掘的要點之一,當前已基本確定唐朝墩古城的四至邊界。去年,考古團隊主要清理城中心佛寺周邊的遺址,以及城址中部和東部的房址等,為進一步揭示古城的佈局結構、生活場景和文化內涵提供了更多線索。

經過7年時間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勘探,古城遺址的年代序列和佈局結構已基本厘清。除浴場遺址外,清理出的院落遺址、佛寺遺址、景教寺院遺址等遺存,對於研究絲綢之路新北道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動也具有重要意義。

例如,位於城址北部中央的景教寺院遺址,根據層位關係和出土遺物判斷,該遺址自始建後歷經多次修繕和改建,主體建築年代在高昌回鶻時期。寺院遺址內清理出的高昌回鶻時期的壁畫,人物形象豐腴飽滿、筆觸圓潤柔和,與唐代繪畫中的人物風格和繪製技法相似。從壁畫題材看,既有與佛教相似的供養人、祥瑞紋樣等內容,也發現了具有景教特點的十字架、權杖等元素。

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工作,需兼顧發掘與保護。古城遺址主要為土質結構,與石質建築相比更易受損,保護難度高。要實現有效保護,需平衡保存遺址原貌與防止侵蝕之間的關係。未來應在考古發掘與建築保護之間建立聯動機制,培養兼備兩種技能的復合型人才,或通過跨學科合作彌補相關人才缺口,從而助力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

中新社記者:發掘、保護與研究唐朝墩古城,對於推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有哪些意義?

魏堅: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博大胸懷,為研究和闡釋絲綢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實物材料,對於當下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有著重要意義。

當前的考古發現也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瑞士日內瓦大學考古系主任鮑莫爾(Lorenz E. Baumer)教授曾多次聯系我們瞭解情況。我們計劃2025年召開一次考古學者會議,邀請國外專家共同探討唐朝墩古城遺址中西文化交流痕跡,進一步推動文明互鑒的學術研究。這種跨文化交流也能為未來發掘更多類似遺跡提供動力。(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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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田暉:揭秘兩千多年前的“汗血寶馬”

中新社西安2月23日電 題:揭秘兩千多年前的“汗血寶馬”

——專訪茂陵博物館館長田暉

中新社記者 阿琳娜

1981年的一次意外發現,讓塵封于地下兩千多年的鎏金銅馬重現,轟動一時。這匹鎏金銅馬系漢武帝時以大宛所產汗血馬為原型精製而成,御賜給平陽長公主,也是目前所發現西漢時期最大的鎏金器。漢武帝徵汗血馬,對當時西域各國影響重大,推動了彼此的來往。如今,作為茂陵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鎏金銅馬先後赴3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出。

圖為鎏金銅馬。(茂陵博物館供圖)

鎏金銅馬有何特點?何以成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茂陵博物館館長田暉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鎏金銅馬是如何被發現的?為何說這件文物的擁有者身份顯貴?

田暉:漢武帝劉徹的陵寢茂陵是漢代帝王陵墓中規模最大、修造時間最長、陪葬品最豐富的一座,僅陪葬墓就有123座,歷史上著名的李夫人、衛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均陪葬於此。

1981年5月,村民在平整土地時,意外發現了文物,經過兩天兩夜的仔細發掘,共清理出土了236件文物,鎏金銅馬就是其中一件。此外還出土了鎏金銀竹節熏爐、鎏金銅虎鎮、鎏金銅盆、提鏈銅暖爐等珍貴文物,不難看出墓主人身份之尊貴。

出土鎏金銅馬的茂陵一號陪葬墓一號從葬坑,其墓主人應為平陽長公主。平陽長公主為漢景帝劉啟與皇后王娡的長女,漢武帝之姐,初封陽信公主,嫁給平陽侯曹壽,故稱平陽公主。漢武帝即位後,被尊為長公主。曹壽去世後,她再嫁汝陰侯夏侯頗,夏侯頗畏罪自殺後,她嫁給了大司馬衛青,死後陪葬於茂陵。

 

中新社記者:茂陵博物館“鎮館之寶”鎏金銅馬有何特點?何以證明其原型為汗血寶馬?

田暉:鎏金銅馬高62厘米,長76厘米,重26千克,通體銅鑄鎏金,是茂陵博物館所藏文物中最大的一件鎏金器。

該馬昂首翹尾,四腿直立,體態矯健,肌肉和筋骨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頭部造型尤為生動,粉鼻亮眼,口微張,露出六顆牙齒,兩耳竪立,耳間、頸上均有鬃毛。其身中空,靜中含動,氣度非凡,有一發千里之勢。這匹馬頭部較小,脖子很長,肌肉感突出,腿部也非常修長,是汗血寶馬的典型特徵。

這匹鎏金銅馬雖是用模具製造,但馬匹每個細節的“描寫”,包括眼睛、鼻孔、六顆牙齒、耳朵中間的肉角等,都可以反映出漢武帝時期模具製造技藝之高超。

鎏金銅馬造型中空,分兩半用模具鑄造後,再從中間焊接,尾巴也為焊接,目前還能看出焊接的痕跡。其外表用的是鎏金工藝。據文獻記載,當時的鎏金技術多採用“泥金法”,即將金箔剪成碎片,加入水銀加熱,形成金汞合金,再將其與鹽礬的混合液塗抹鍍物,經加溫、捶打、烘烤、壓膜後,成為金光閃閃的鎏金。

我們推測當時應該生產了一批鎏金銅馬,其中一件御賜給平陽長公主,後被帶到了陪葬墓中。這批鎏金銅馬的工藝技術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而且從選料、工藝、體型和用途等諸多方面,代表和揭示了當時皇親貴族家庭陳設和享用物品的豪華。

 

中新社記者:漢武帝時期為何要以汗血寶馬為原型製作鎏金銅馬?

田暉:漢武帝所作《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西漢時期,朝廷要抗擊匈奴、平定邊關,主要作戰都需要馬匹,尤其是良馬,漢武帝對馬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曾派使者帶千兩黃金及黃金鑄成的一匹金馬等,去大宛國換取汗血馬,大宛國不但拒絕換馬,還殺死了漢朝使者。漢武帝聞訊大怒,封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征討大宛,耗費了大量人力、財物,對西域各國影響重大,諸國紛紛擺脫匈奴的控制與漢朝通好。由此,漢朝和西域各國的來往逐漸密切。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他國家的胡豆、胡瓜、胡桃、芝麻、大蒜等得以移植到漢朝疆域內。漢朝的紡織、冶鐵、鑿井等技術也傳播到西域,東西方文明得到廣泛交流,對世界文明的發展貢獻巨大。

 

中新社記者:茂陵博物館還藏有哪些與馬有關的文物,其造型與鎏金銅馬有何不同?

田暉:漢武帝時期對馬的重視程度不言而喻,在茂陵博物館的館藏文物中,還有馬踏匈奴石雕、綠釉胡人騎馬俑、西漢彩繪馬頭等與馬有關的文物。

圖為綠釉胡人騎馬俑。(茂陵博物館供圖)

其中,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墓前的西漢石雕,是目前中國已發現的古代大型石雕中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最富有藝術價值的石雕珍品,現尚存的石雕有十七件。其中,與馬有關的雕刻有三件,包括起馬、躍馬和馬踏匈奴,這三件石雕也是這組石雕的核心作品。起馬表現出馬匹聽到戰鬥的召喚,急欲奔赴戰場;躍馬似乎要勇往直前降服強敵;馬踏匈奴是將敵人壓服于體下的立馬,四蹄穩穩地立在基座之上。

從這三匹馬的體態和造型等,可以看出作為其原型的馬匹與汗血馬有所不同。汗血馬引進漢朝時,霍去病已去世。這三匹馬的脖子沒有汗血馬的長,但馬頭基本相同,腿也修長,推測是按照霍去病作戰時使用的戰馬為原型雕刻而成,說明霍去病征戰用的戰馬已達到了非常好的狀態。而汗血馬引進後,對戰馬的改良又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茂陵博物館館藏文物中還有綠釉胡人騎馬俑、西漢彩繪馬頭等與馬匹有關的文物,其造型與鎏金銅馬、霍去病墓前戰馬也有所不同,代表了當時不同用途馬匹的不同體態,對瞭解西漢時期馬匹的整體情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中新社記者:這匹兩千多年前的“汗血寶馬”如何成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田暉:鎏金銅馬從1981年出土至今,未經任何專業修復,目前表面仍金光閃閃,通體保存完好,前來參觀的中外遊客無不讚嘆西漢時期的冶金鑄造工藝。鎏金銅馬也成為西漢時期鎏金器物的傑出代表,彰顯著漢朝當時國力之強盛。

作為茂陵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鎏金銅馬先後赴日本、德國、法國、美國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出,皆在當地掀起參觀熱潮。作為文物交流使者,鎏金銅馬不僅對研究中亞地區馬匹養殖史提供了實物資料,也讓世界各國民眾看到兩千多年前中國工匠的高超技藝,彰顯著璀璨的中國古代文明。通過展出等交流形式,能讓世界各國民眾更加瞭解中國歷史,瞭解中國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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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李罡:沂水跋山遺址群再現了哪些古人類生活圖景?

中新社山東沂水10月11日電 題:沂水跋山遺址群再現了哪些古人類生活圖景?

——專訪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考古項目負責人李罡

作者 李明芮 李欣

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是揭示人類起源的重要手段之一。2024年3月,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入選中國“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一遺址群揭示了怎樣的人類史前文化密碼?再現了哪些古人類生活圖景?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考古項目負責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罡,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相關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是如何被發現的?包含哪些遺址?

李罡:跋山遺址群的發現是一個偶然事件。2020年夏天,一場台風過後連降大雨,山東臨沂沂河水位陡漲,沂水縣跋山水庫緊急洩洪,水量遠超往年,致使溢洪閘下游300米處一根象牙意外從沂河岸邊被沖刷出來,揭開了跋山遺址群考古發掘的序幕。

經沂水縣文化和旅遊局上報山東省文物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指派我到現場勘察情況,隨後確認其為一處考古文化內涵豐富的史前遺址,即後來的跋山遺址。

跋山遺址的發現,為尋找更多時空範圍內的舊石器遺址提供重要線索。2021年起,跋山遺址正式啟動考古發掘工作,經過連續三年的發掘,目前已在沂河上游區域發現包括舊石器時代中期、晚期,以及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遺址80余處,先後發現水門遺址、水泉峪遺址、葛莊遺址及沂河頭遺址等。

其中地層堆積最厚重的水泉峪遺址,初步測年數據為距今2.09萬年至6.5萬年,涵蓋細石器和簡單石核—石片兩個文化傳統,其與跋山遺址至少保存了1.5萬年的重叠地層,石器面貌具有明顯繼承發展的特點。

中新社記者:目前,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還原了10萬年前古人類怎樣的生活圖景?

李罡:以跋山遺址為例,它算得上是一座“貨真價實”的史前文化“富礦”,堆積近8米的殘存剖面,可劃分出14個文化層,目前已累計清理發掘面積225平方米,出土及採集文化遺物4萬餘件,包括石製品、動物骨骼及少量竹、木質等有機物標本等。

跋山遺址第九文化層至第十三文化層。李明芮 攝

值得關注的是,在跋山遺址距今10萬年前的地層中,我們清理出古人類用古菱齒象門齒製作的象牙質鏟形器。它是一件“稀世珍寶”,是國內首次發現的時代最早、體量最大的象牙製品。其型體規整、使用痕跡明確,不僅反映出古人類對工具原料選擇多樣化的意識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類智力上的發展,暗示其可能對應新階段人群的出現。

結合測年數據,我們通過對出土石製品組合、剝片技術、動物群種屬及古環境重建等信息的綜合分析,初步能復原距今10萬年古人類在沂河岸邊的生活場景:當時氣候環境優越,平均氣溫高於現在,古沂河水流充沛、水質清冽,滋養了沂河上游的動植物以及古人類。良好的生態使這裡常有古菱齒象、犀牛、原始牛、羚羊、馬、鹿等多種動物活動。

此外,西跋山及其附近低山上出產豐富的脈石英石料,可以推斷古跋山人在此區域活動頻繁。他們依靠水源、石料來源及動植物資源,在此繁衍生息數萬年之久。

跋山遺址出土的普氏原羚。李明芮 攝

中新社記者:通過研究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的發掘成果,考古人員得出哪些重要論斷?

李罡:通過研究以跋山遺址和水泉峪遺址兩處遺址為中心的跋山遺址群發掘成果,可以看出,兩處遺址完整揭示了距今10萬年至2萬年前後的地層剖面,系統完善了海岱地區晚更新世古人類文化發展序列,在山東及周邊地區十分罕見。

跋山遺址是使用脈石英作為原料的簡單石核—石片石器業。這種特點可以上溯至華北地區更早的技術傳統,該技術傳統在海岱地區至少從距今10萬年開始,一直發展到距今3萬年前後細石器的出現。

而水泉峪遺址的細石器技術帶有明顯的承前啟後作用。它至晚距今2.8萬年出現,延續到距今2萬年,進而開啟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文明化進程,突出表現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跋山遺址群發掘出土的數以萬計的石製品與動物化石,在時空上完整展現了本地區晚更新世人類連續發展的歷史進程,更將散佈在周邊地區的簡單石核—石片技術的石英舊石器遺存完整連接,揭示了晚更新世華北、華中乃至華南地區舊石器文化傳統的一致性,說明中華文化長期連續發展的特點早在舊石器時代便已顯現。

結合環境考古、測年數據及出土遺物,可以發現:距今10萬年的暖期,古人類對巨型動物集中利用;距今約7萬年的冷期,古人類頻繁、大量用火抵禦嚴寒;距今3萬年的末次盛冰期,細石器技術的出現展示了古人類為應對冷暖環境變遷,不斷調整適應策略,採用不同的生存方式。這些發現,生動再現了古人類應對黃淮海之間晚更新世環境變遷的適應策略與歷史場景。

跋山遺址考古發掘的部分成果。李明芮 攝

中新社記者:現代人起源問題在考古界一直頗有爭議。在解答這一問題上,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提供了哪些新證據?

李罡:非洲起源說認為,20萬年前,由非洲的直立人進化而來的早期智人進化為現代人,在距今大約10萬年走出非洲,距今6萬年到達東亞並完全替代了當地土著人群。之所以說完全替代,是因為該假說認為東亞原始居民,沒有度過距今7萬年左右的末次冰期的嚴酷環境。

而跋山遺址群的發現,為學術界與公眾關注的現代人起源,即我們的直系祖先來源問題提供了更重要的證據。從距今10萬年左右就有古棱齒象與犀牛等巨型哺乳動物的集中利用場景,到階段冷期來臨之際用火遺跡的密集發現,再隨著末次冰期最盛期的臨近,細石器技術出現並持續發展,均證明了為應對冰期、間冰期交替出現帶來的環境變遷,晚更新世人類不斷調整適應策略的過程。

跋山遺址群晚更新世以來的連續文化堆積,無間斷的舊石器文化發展序列,均展現出本地區人類連續發展的歷史進程。特別是距今約7萬年的舊石器文化發展態勢,證明了當時中國有人類活動,使用的是本地區此前的石器技術,與同期非洲人使用的技術迥異,直接否定了末次冰期寒冷期東亞古人類滅絕的推論,清楚展示出本地區乃至中國與東亞早期人類與文化持續演化發展的路徑。(完)

來源中新社